高崇民重庆遇险与脱险

高崇民，辽宁省开原县人，农家出身，少年聪颖，博学多智。１9１1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留学日本并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25年，他加入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并组织进步的“启明学社”等爱国团体。1928年，高崇民在沈阳结识张学良并有幸成为其秘书，深得张氏信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积极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动组织东北民众赴南京请愿团，曾被东北抗日军民誉为“东北魂”。他因为面对面和蒋介石进行说理斗争，先后三次遭到蒋氏的通缉、一次被囚禁、一次被软禁。1945年，高崇民逃出重庆并前往东北，出任安东省政府第一任省主席。翌年，高崇民在东北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以后，高崇民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司法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本文所披露的，是1941年至1945年间，高崇民因营救东北好友杜重远而遭到军统特务戴笠长达5年的软禁，以及他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逃离军统特务的严密监视，最终前往东北参与领导解放战争的经历。

高崇民急欲赴迪化解救好友杜重远而求助于戴笠，没想到戴笠另有阴谋

1941年初，高崇民在陕西凤翔县隐居期间，忽闻东北老友杜重远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遭到盛世才逮捕的不幸消息。在多次致函盛世才救助杜重远不果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亲自前往迪化，以期解救身陷囹圄的杜重远。

4年前，高崇民作为张学良在西安兵谏蒋介石、联合中共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智囊，曾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竭尽全力。让高崇民颇感痛心的是，没想到事变发生不久，张学良即亲赴南京送蒋，致使西安的局面失控。面对东北军群龙无首的局面，高崇民纵有多次企望营救囹圄之中的张学良之心，但终因种种原因而胎死腹中。1937年，东北军少壮派杀害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发生后，高崇民迫于形势，不得不隐身在渭南一带。但纵使这样，他仍在为团结东北军将士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而做着不懈努力。直到后来他来到陕西凤翔以后，还在关心着东北的爱国人士。

早在东北时期，高崇民就敬重杜重远。1928年，他和杜重远在沈阳发起的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中，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沈阳罢市斗争中，高崇民和杜重远所表现出来的斗争智慧，深得张学良的青睐。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和杜重远后来成为张学良引为至信的左膀右臂。

高崇民自信前往新疆营救杜重远，能获得盛世才的通融，原因是盛世才和他不仅有辽宁开原县同乡之谊，同时他们也是当年赴日本求学的学友。但是，当时高崇民在陕西凤翔县身边还有正患精神病的妻子，而且前往新疆面临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多种困难。尽管如此，高崇民前往新疆搭救杜重远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崇民前往迪化，必须要搭乘飞机，否则无法实现他速救杜重远出狱的计划。然而，那时乘飞机前往新疆又谈何容易，国民政府仅有的几架飞机都在军统局的严格控制之下。这样，高崇民就只能通过重庆的友人设法疏通戴笠，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戴笠在得知高崇民想前往迪化搭救杜重远的消息后，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把高崇民困在重庆。原来，戴笠早就暗中忌恨高崇民在西安事变前后靠近中共的行迹，尤其对高崇民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密派其子高存信投奔中共和密访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事，一直怀恨在心。

戴笠在接到高崇民的信件后，表面不露声色，一面暗派特务对高崇民可能来重庆落脚的地点进行监视，一面又请人给高崇民转话：“派飞机送他去新疆可以，但是一定要请高崇民亲自到重庆一晤。”高崇民救友心切，根本没有顾及自身安危。当年4月初，他离开了凤翔县前往重庆。

高崇民从凤翔县千里跋涉来到重庆以后，才发现戴笠并不急于见他，只好耐心等待。过了20多天，经他多次要求，戴笠才同意见面。然而，二人见面后，戴笠先以迪化有风险为由劝阻高崇民前往，后见高崇民救友心切，不顾重重艰险也要毅然前去，便施以种种威胁。高崇民见去新疆无望，于是提出返回凤翔县照顾生病的妻子的要求，不料也遭到戴笠的反对。他当场恫吓高崇民说：“如果你一定要离开重庆的话，那么有人肯定要找你麻烦的，到那时我也没有办法了。”

高崇民这才知道他已陷身军统的魔爪。他发现戴笠以各种借口拒派飞机，只是企图对自己施行软禁；而他走进重庆这一军统控制的山城以后，再想离开甚至比登天还难。高崇民从此被戴笠画地为牢，不得离开重庆半步。在高崇民猫儿石的乡间住所周围，一时暗哨密布，只要他出门，就有特务盯梢。

高崇民写信责问戴笠：“余一寒士，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戴笠不得不回信，否认派特务秘密监视

高崇民在重庆受到软禁后，他在凤翔县的妻子曾昭惠因久病不治，加之思念高崇民并受精神刺激，不久即病殁。这对被囚重庆不得脱身的高崇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虽有军统特务在暗中秘密监视，高崇民却继续在重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高崇民在重庆郊区猫儿石定居不久，戴笠就派秘书亲往猫儿石住处，要他出任国民党右派组织“设计委员会”委员并许以高薪，诱以官禄。秘书告诉他：“戴先生很关心你的生活，如果你能出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就可以每月得到一笔薪水，不必再像现在这样没有固定收入了。你知道能到设计委员会任职的，可都是中外上层人士。”高崇民没想到戴笠会以这种貌似关心他生活、实际上是侦察他政治倾向的卑劣手段对他加以要挟，他断然拒绝了戴笠向他抛来的“橄榄枝”。

戴笠见软的行不通，便对高崇民采取强硬的手段。猫儿石高宅附近从此有便衣特务出没。有时高崇民下山办事，特务竟也蜂拥而至，甚至连他的车子有时也遭到特务的检查。高崇民大怒，遂提笔给戴笠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抗议信。信中说：“我不明白国民党为何如此虚弱？也不明白军统人员为何对我如临大敌？国难当头，烽火连天之时，军统人员为何不去前线消灭日寇，反倒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百姓虎视眈眈？余一寒士，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

戴笠收到高崇民字句铿锵的来信后，也感到做得有点过。高崇民那时毕竟还是国民党员，怎么能当成中共人员加以监视？戴笠不得不回信给高崇民，否认他暗派特务秘密监视的行为。戴笠说：“仁兄过于敏感，所谓山间有人监视一说，实属多疑所致。猫儿石地区常有共党分子出没其间，难免军统防范。兄切勿庸人自扰，只管闲庭信步，不必对身边异常多作计较。”高崇民发现，自他向戴笠致信公开提出抗议以后，猫儿石附近山林间公开出没的便衣特务明显减少了，不过只要他想离开猫儿石住地进城，后面跟踪的特务仍然难以绝迹。这让高崇民更加愤恨戴笠的无耻。

高崇民对戴笠和军统的监视没有惧怕，毅然参与了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等进步组织的组建领导工作。不仅如此，他还时常保持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联系。周恩来指示他，可以利用主办《反攻》的机会，做团结东北上层人士抗日的工作。

高崇民认识到周恩来的指示十分重要，开始不断约请居住在重庆南山的东北名人冯庸、莫德惠、万福麟、刘哲、刘尚清等人为《反攻》杂志撰稿。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反攻》的影响，一方面可以团结一批主张抗日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不断和这些东北军政要人保持联系，高崇民有时要从居住的猫儿石乡下步行进入重庆市区，再向坎坷难行的南山进发。有时江水泛滥，南山脚下积水盈尺，高崇民一如既往。正如他自己在《重庆软禁琐记》中所言：“由猫儿石乡下到市内，或再到南山，须过江上山，走羊肠小路，最高石阶有千余级者。时余年四十九岁，每天往返六七十里，从未觉得疲倦过。”

1943年，被困重庆的高崇民，获悉至友杜重远遭害身亡的噩耗，不禁泪洒胸襟，悲愤难抑地挥笔写下挽杜重远联：“不死于强寇而死于国贼，遗恨当年岳忠武；原图为朋友何图为枭獍，可怜今世弥正平。”

为抗议军统特务对自己的监视，一天，高崇民愤愤来到军统大本营枣子岚垭，准备当面向戴笠提出抗议。戴笠知道高崇民宁折不弯的性格，推说不在而由秘书李少白接见。高崇民趁机发泄不满：“请你替我转告戴先生，我高崇民明人不做暗事。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抗日救国尽一份力量。现在我到处奔波，没有什么个人目的，也没有野心。我现在就为了打回东北老家去，奔波得一无所有了，只剩一颗脑袋，而我的这颗脑袋也捏在你们军统手里。你告诉戴先生，我这颗脑袋你们什么时候想要就只管说，不用派那么多特务看着我！”

当李少白把高崇民所说的话报告给戴笠时，杀人如麻的戴笠竟然感叹说：“高崇民真是一条汉子。”不久，他亲自给高崇民写了一封信，以极为鲜见的谦恭语气想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戴笠说：“以兄吾两人交谊之笃，相知之深，兄竟如此相疑，岂不令人哑然失笑？”从戴笠信中不难看出他的矛盾心态：他既从心底担心高崇民靠近共产党，同时又惧怕这位东北豪侠之士敢作敢为的浩然之气。

在周恩来巧妙安排下，高崇民结束5年被软禁生活，与韩幽桐假扮夫妻离开重庆

1942年1月，担任八路军总部驻洛办事处处长的东北人袁晓轩叛变了革命。戴笠十分清楚，袁晓轩和高崇民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袁晓轩不仅是高崇民的同乡，彼此还有一段人人皆知的患难深情。戴笠认为，派袁晓轩监视高崇民，不仅可以直接了解高崇民的一言一行，还可以软化高崇民的意志。

袁晓轩受命后，几次企图接近高崇民，但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同仁极力保护高崇民，设置障碍不让袁晓轩接触高崇民。当高崇民听说一度参加中共的袁晓轩投敌后曾出卖过张丽寰等80多名地下党员，并时刻企图接近他以为戴笠刺探情报的消息后，对袁十分愤恨。不过，高崇民自知无法逃避戴笠派来的耳目，索性同意在林森路某一地点和袁晓轩见面。当高崇民听袁晓轩当面大捧蒋介石，又解释自己投降国民党的原因是在八路军内部受不了彭德怀的批评时，义愤地斥责他说：“你不满彭德怀批评就可以背叛共产党吗？蒋介石就算成功了，难道他还能重用你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叛徒吗？你这一失足，已经陷入一生难以爬上来的泥坑，你更不能毁谤共产党。出尔反尔，倒令人看不起！”

从此，袁晓轩不断出入城郊猫儿石的高家，名为拜访叙旧，实为监视高崇民的行迹。高崇民知道他来者不善，却又无法拒绝，只好虚与委蛇地与其周旋。高崇民表面平静，实则也在利用袁晓轩麻痹军统，有时他还能从袁晓轩的谈话中获得一些对中共有利的情报，及时通告给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戴笠因有袁晓轩每天前往刺探，索性对高崇民放下心来，派往猫儿石的特务因而渐渐减少。

1945年１1月初，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公布一批东北地区党政人员名单，高崇民被任命为安东省政府主席。为尽快离开重庆，高崇民决定前往红岩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秘密求见周恩来。周恩来听到高崇民谈的情况以后，决定帮助高崇民逃离重庆。

周恩来知道，如走旱路，高崇民只有从重庆乘汽车去西安，再从西安绕路前往北平这一条路。可是，这条旱路不但走起来坎坷难行，沿途还要受到特务们的盘查，同时耗时较长。另一条离开重庆的路，就是舍旱道而走水路，长江和嘉陵江可提供有利的航船和时间。不过，重庆所有码头几乎都被国民党军队严密控制，像高崇民这样已被戴笠软禁5年、且中共最近又公布为安东省主席的特殊人物，怎么能够顺利登上航船呢？

就在周恩来为此而焦虑的时候，忽然获悉一条消息：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将在近日租一艘客轮前往上海，中共地下党员韩幽桐就在随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前往上海的安排之中。韩幽桐的丈夫张友渔则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工作。周恩来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帮助高崇民逃离戴笠的魔爪。他亲自找张友渔谈话，叮嘱张暂不随妻子经上海前往东北，让高崇民顶替张友渔之名登船。周恩来对张友渔说：“你是公开的我党驻重庆办事处人员，你离开重庆比较容易。而崇民是被软禁的，他必须偷着走才能离开重庆。是否让崇民顶替你的名字，坐美国新闻处的船走？这样可能不会出问题。”本来想和妻子一同离开重庆的张友渔，就这样服从了大局。

11月21日，朔风呼啸，天气恶劣。下午4时许，高崇民与张友渔、韩幽桐夫妇相随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准备登船赴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前往北平。

码头上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所有登船的旅客都必须持有特殊通行证和预发的船票。高崇民和韩幽桐扮成夫妻来到舱里。开船之前，虽有军警特务多次上船反复检查，但由于高崇民和韩幽桐相互巧妙配合，躲过了特务们的盘查。高崇民和韩幽桐终于安全到达上海。后来，高崇民来到尚未解放的北平，然后辗转奔赴东北。

回到东北故乡后，高崇民就任安东省第一任政府主席。1946年，高崇民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在烽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上，经张学良四弟张学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高崇民在哈尔滨东北各界联席会议上，当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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