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钓”改变的命运

总结。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博士毕业的他，1972年放弃所学，加入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工作，视为“报国之途”，直至年老退休。

当时的全美“保钓”委员会总召集人李我焱，因为参与“保钓”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的工作被取消，其间疏忽家庭事务，幼子病重，无人照顾，最终夭折，这成为他一生难以言说的痛事。34年后，从联合国工作岗位上退职的李我焱，已经72岁了，定居于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在家中照顾老年痴呆的妻子，而当年的失子之痛，无疑是他对太太一生的愧疚。

现任德州第一银行执行副总裁的刘虚心女士，因为参与“保钓”，被台湾当局列为赤色分子，无法回台，单亲家庭里相依为命的父女生生被隔绝了十余年，1980年初父亲去世时，刘虚心亦未能披麻戴孝，亲自送终。

她和丈夫陈赞煌相识于“保钓”运动，因为共同的理想而结为伴侣，三十年了，激情依旧，“保钓”几乎成了夫妻二人各自事业之外的第二份事业，散尽钱财，耗尽心力。

而因为参与“保钓”运动，58岁的林孝信在三十五年前被迫放弃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候选人资格，从自然科学转入社会科学领域。如今，林孝信为“保钓”在台湾和美国之间奔走。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进行社区普及教育，培养真正是市民社会。1990年代末至今，他一如既往地在台湾的城市角落实践着。但他的许多朋友至今都在为林孝信惋惜，“因为‘保钓’，中国少了一位原可以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

还有一些留学生，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台湾，隐于渔民桑梓，从事启蒙教育工作，寒暑经年。

刘佩琼教授坦言“保钓”运动的反思。他说，经历了“保钓”运动的起起伏伏后，我学会了认识事物的复杂性，宽容地看待中国的现代化，我不再会过喜过悲，首先想到的是，我能够做些什么？没有偏激和不屑，扎扎实实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在时代的汹涌的波涛中，钓运不过是短暂的一个小浪尖，那么构成这个浪尖的无数水花和泡沫，他们的奋斗与挣扎、喧闹与争辩、探索与寻求、反省与沉思，无不具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特征。”夏沛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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