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与台湾二二八事件

六、暴乱从台北向

台湾各地蔓延

此后，事态越出台北，向台湾各地蔓延。

28日傍晚，与台北毗邻的基隆最先得到缉烟事件消息，民众随即围殴外省人，打死打伤多人，并包围袭击该市第一警察分局，夺取枪支。

3月1日晨，台北县学生与桃园民众会台，联手占领县政府。

3月2日，嘉义民众包围警察局，收缴枪支，并于次日召开市民大会，接管电台，征召志愿者，成立台湾民主联军，攻击宪兵营、军械库、水上飞机场、军营；3日晚接管市政府。

3月2日，台中召开市民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包围警察局，强行收缴警员枪械，然后转道包围台中县长刘存忠私宅，打死卫兵，削去耳鼻，痛殴刘本人；3日4日，台中民众手持收缴的枪支，进攻并接管宪兵队、团管区司令部、军械库、广播电台、电信局、专卖局等大部分官方机构；5日，包围台中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拘押该厂数百名外省官兵眷属，同日成立“二七部队”(以纪念2月27日缉烟事件)，展开武装斗争。

3月3日，高雄民众趁夜袭击警察局，夺取武器；5日，占领该市大部分军政机关。

风暴同时波及台南、漳化、板桥、新竹、宜兰、花莲、台东、屏东等各市县，唯独澎湖，虽也风声鹤唳，终告相忍平安，事后蒋介石专门拨款二亿元，“以示慰勉”……

很显然，一起最初由普通民众自发而起的抗暴斗争，已经随着事态的扩大，被掺杂进了大量不确定因素，除了游民、黑社会、日本浪人，还有日本退伍军人、亲日御用文人、境内外台独势力等，无庸讳言，其中不乏中共台湾地下组织居间所起的作用。以台中为例，其发动组织者，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秘密党员谢雪红，她在事件爆发之初，即明确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实行台湾人民民主自治”的政治主张，台湾工委还迅速成立了武装斗争委员会，试图在全岛发动武装起义。其他如2月28日一早组织台北学生上街的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以及3月2日成立的嘉义民主联军中，都不乏中共台湾地下组织的身影。

所以，老版《辞海》《中华民国史词典》等，以大陆意识形态为视角，取事件中确曾发生过的部分事实为依据，将“二二八”界定为“起义”，也不是没有其道理。

谢雪红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组建台湾地区共产党组织，“二二八”前的公开身份是建国工艺职校校长，“二二八”后逃往香港，1947年11月12日在港成立“台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回大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观礼台，1957年因主张“台湾特殊论”、“台人治台论”，被打成右派，1970年11月5日病逝于北京。 无论过去和现在，让国共两党都无法容忍的，是“二二八”过程中的台独喧嚣。美国驻台北副领事葛超智(英文名George H.Kerr)，早在事件之前就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人应自决”等主张，事发后错判形势，认为机不可失，公开出面寻求对台湾的“联合国托管”和“台湾独立”。当时在台湾土作的陈甥丁名楠后来抨击道：“美国驻台副领事乔治·柯尔(即葛超智)在此期间，非常露骨的散播各种不实谣言，制造各种纠纷，混淆国际视听，致使事件不断的蔓延、恶化。”其间，甚至有人提议成立“新华”国，设想国旗图样为“日本太阳旗上加一黄星”，创年号“台湾自治邦纪元元年”，改政制国体“一如、日本政府”。这一切，不能不大大加重陈仪和蒋介石对事态严重程度的估判，不能不加快他们最终大举军事镇压的步伐。

葛超智于事件结束后的3月17日奉命回国，直到1992年病逝于檀香山，此生再未踏上台湾一步。据说他即便进入暮年，记忆力大衰，但只要有人一提起蒋介石或陈仪的名字， “他仍会激动地跳起来，痛斥这两人残害台湾人的罪状”。1965年葛超智在美出版《被出卖的台湾》一书，书中以—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和阐释“二二八”，至今仍被台独分子引为谴责国民党行政窳劣的‘铁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士，将他视为导致“二二八”冲突恶化，无法和平收场的关键人物；更是造成六十年后“二二八事件”仍迟迟落不下帷幕、埋下无穷后患的罪魁祸首。

七、面对危局，陈

仪干了些什么

面对危局，陈仪在干什么?

几乎无须翻检史料，大凡有一点阅历的中国人都能荷得出，面对暴民，统治者的词典里历来只有两个词汇：要么“镇压”，要么“绥靖”；选择的标准，单看打得赢打不赢。打不赢时，绥靖是可选之策；打得赢时，一律镇压没商量。

事前以极其官僚的傲慢冷漠其事，事中以极其低能的应激大开杀戒，事后以极其自得的敷衍故态复萌，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统治者应付一切民变的三步曲，无有出其窠臼者。

不幸的是，面对遍布街头的暴虐，陈仪一时几乎无兵可派。

台湾回归之初，国民党曾派出第六十二军和第七十军驻扎台湾，但由于大陆内战正酣，蒋介石无力担负驻台军费，一切费用均需台湾自理，让陈仪背上了4-沉重的经济大包袱，加之国军以救世主面目君临台岛，纪律废弛，为所欲为，成为台湾社会的麻烦制造源，也让陈仪十分头疼。所以当蒋介石因兵力不足欲从台湾调兵去打共产党时，陈侧顺水推舟，一口应允。陈仪的慷慨让许多心腹部下惴惴不安，力劝陈仪挽留驻军，以防不测。陈仪不听(也可理解为“疏忽”)，一意孤行(也可理解为“无智”)：“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决不会仇我……”(更可理解为“虚矫自饰”)至事件爆发，全台仅有驻凤山的一个独立团，另有一个工兵营、三个要塞守备大队、两个宪兵营，分驻全岛各处，总计约5000兵力。其中驻守台北地区的，仅有一个连。

从2月28日开始，各路造反民众之所以能够连连占领政府、包围兵营、抢夺军械，对“外省人”痛下杀手，实在是因为台湾兵力单薄，自顾不暇，防不胜防，而非陈仪手软。

事已至此，陈仪终于按捺不住。还在事件发生前的1947年2月10日，蒋介石就曾致电于他： “台省不比内地，军政长官自可权宜处置也。”权宜处置什么?老蒋自有谕解：“据报共党分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范，勿令其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也就是说，杀共产党你尽可放手，先斩后奏。

但陈仪的态度一时间还难以如此强硬。1947年3月6日，他在呈递蒋介石的函件中写道：

此次事情发生后，职之处置甚感困难。就事情本身论，不止违法而已显系叛乱行为。严加惩治，应无异议。惟本省兵力，十分单薄，各县市同时发动暴动，不敷应付。……如果依法严惩，势必引起极大反响，无法收拾。为顾及特别环境，不得不和平解决。(对于殴打外省公教人员一事，不予追究。外省人以为此后工作将无保障，心甚不安，但

职为顾及大局，不能不如此)

暴乱初起，从台北开始，各地相继戒严，但一则由于兵力单薄，二则出于各种考虑，陈仪的态度的确比较克制。他的底线是：一，确保台湾属于中国之主权；二，避免赤化。余皆可以让步。按他3月5日对记者所言，即“余之去留问题，早已置之度外。余今所拼力奋斗者，厥为维护台湾主权及避免共产化。”口径与蒋介石一致，惟顺序稍有颠倒，老蒋是反共第一，主权第二。

3月1日、5日、6日，陈仪三次通过广播发表讲话，公开承诺，对参加此次事件的人民，一律不加追究，已拘捕的一律释放，死伤者予以抚恤治疗。对其他政治经济要求，如改台湾长官公署为省政府、省政府组成人员及各厅处长尽量任用台籍人士、提前民选县市长、台籍公务人员与外省派员同级同薪同酬，缩小公企以保护涉及民生的民企等，陈仪亦痛痛快快地全部答应。唯独对3月7日由省参议会等组建的“二二八事件善后处理委员会”等政治势力提出的四十二条，“陈仪披阅未毕，忽赫然震怒，随手掷地三尺外，断然拒之。”无怪陈仪震怒，原来四十二条中竞堂而皇之地写道：政府各地武装同志应交出武器，警备司令部须撤销，陆海空军人员一律用本地人，由处委会接管长官公署云云……

一度，连蒋介石也显得比往日宽厚温柔，多次表示要以“怀柔”处之，他在1937年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自上月二十八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县市，对中央及外省人员与商民一律殴击，死伤已知者达数百人之多，陈公侠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乃事至燎原，乃始求援，可叹!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善后方策，尚未决定。现时惟有怀柔。此种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遗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

后世的一些解读者，依据日记中出现的“怀柔”二字，撇开上下文语言环境，认为后来的镇压并非老蒋本意，而是陈仪把经念歪了。然而这样的解读大有问题。难道老蒋的话说得还不够明白吗?他的“怀柔”，是因为“惟无精兵可派”，而不得不采取的下下之策。即便如此勉强的“怀柔”，也是被约束在“现时”的有效期内的，期效短暂，弹指作废。这个短暂的“怀柔”期应当理解为在他“特派海陆军赴台”并到达之前，此时“怀柔”，将有利于维持“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的现状。什么叫“或易为力”?说白了，就是更容易下力镇压!此外，在一个国家级元首的心理天平上，与他动辄挥师百yjN启内战祸端的“强硬”相比，向台湾派遣一师一团的小小兵力，难道还不够“怀柔”吗?蒋介石所说的“怀柔”，与常人的理解恐怕不是同一个概念。否则，既然“怀柔”，何必“特派”?联想到他二十多天前授权陈仪“权宜处置”‘时的叮嘱：“勿令其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杀伐之心岂非早已显露无疑!结合蒋的一生，我们几曾见到他对反抗者施以“怀柔”过?老蒋的一贯逻辑，纵使纯粹民变，共党分子也必然寻隙渗透，为了彻底消灭渗透其间的每一个细胞，则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二二八事件”后来的走向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抠住老蒋日记中的个别字眼雕章琢句，以为罪在陈仪，未免也太书生气，哪有不上当受骗，误导后世之理!

老蒋其实已在日记中说得明白：“此种台民……皆畏威而不怀德。”

3月3日，国民党政府原派遣驶往日本，作为占领军象征的三艘兵舰，转航开赴台湾，在基隆靠岸，引发岛内一片慌乱，到处风传国军即将来台镇压。

事实的确如此。陈仪的幕僚心腹们，几天来已反复奏请南京出兵，甚至攻击陈仪“犹粉饰太平”，非弹压不足以令此种台民“畏威”。

3月5日，驻扎江苏昆山的国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刘雨卿，接国防部电令，着即进京(南京)见蒋，所部立即赴台，限于7日必须在上海吴淞码头登船启运。

3月7日，陈仪两次电请委员长，仅二十一师“不敷戡乱之用”，至少再加派一个旅来台。并要求派他的学生汤恩伯前往指挥。

3月8日下午，福建宪兵第四团的两营宪兵乘军舰，首先自福州抵基隆。

数日之内，陆续抵台的部队计有：二十一师全部五个团，宪兵五个营，还有一个特务营。

3月7日，陈仪回电蒋介石：“……目前我因限于武力，十分容忍，廿一师全部到达后，当收斧乱之效。”

措辞凌厉，斩钉截铁，陈仪似乎已全然忘却昨晚刚刚通过广播作出的旦旦信誓。由此可见，凡政治人物在人前人后、大庭广众之下作出的所谓“承诺”，吾等草民千万不可轻信之，更不可未加识别即搬来作为“科研”凭据。

3月8日陈仪再电蒋介石：“一俟刘师长廿一师之一团开到台北，即拟著手清除奸党叛徒，决不容其迁延坐大。”

从3月8日晚福建宪兵抵达基隆开始，镇压即在全台次第铺开。9日，刘雨卿从南京乘“美龄号”直飞台北，向陈仪面授总统“口谕”。13日，刀锋首先指向新闻界，凡对政府发动舆论攻击的一些报社社长、总编、主任，都被押人囚仓，统统格杀勿论。其他乱党暴民，也均在扫荡之列。“一律不加追究”之承诺，粪土不值。

至1947年5月16日清乡结束、戒严解除，全台被捕被杀逃匿流亡人数据称“无虑数万人”；被镇压的对象中自然有相当数量为劫掠财物、滥杀无辜的暴徒、刑犯，但也不乏冤捕冤杀及中共地下党，具体数字至今无法弄清。

事后，据台湾警备司令部统计，截至1947年3月31日，军警方面死亡官佐14人，士兵74人，受伤官佐108人，士兵218人，失踪官佐2人，士兵24人；公教人员及普通百姓死亡304人，受伤1556人；总计死亡失踪418人，受伤1882人。

1995年台湾立法院通过《二二八补偿条例》，由行政院委托“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相关补偿案件，截至2006年，赔偿死亡失踪案共859人，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显然不符，但时隔六十年，谁又能穿越时空，再问当年?

对陈仪的表现，蒋介石很是不满。在日记中一再谴责：“公侠疏忽无智所致也。”3月9日又道：“陈公侠平日既以虚矫自饰为能，事发，又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迄至祸已燎原，始行求援，可痛。华北、延安共祸正炽，而又加此不测之变，苦心焦虑，罔知所极，故上周多为台变忙碌也。”

1947年2、3月间，正是蒋介石指挥胡宗南加紧进攻“赤都”延安之时，对孤悬海上的台湾横生不测之变他实在是讨嫌得很，为兑现早已吹出口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承诺，他哪有余暇分心、旁骛，能不痛骂陈仪老儿弱智添乱!

3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写道：“陈公洽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睢虚矫粉饰是尚，肇此剧变，又不引咎自责，可为以叹息痛恨也。”当晚，蒋介石明确责令“不引咎自责”

的陈仪自递辞呈；17日，陈仪发出请辞电；18日，蒋复电同意，但要其在料理完善后及新的台湾省政府成立后离台。4月22日，前任驻美大使魏道明出任台湾省省长；5月¨日，陈仪结束了他十六个月的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生涯，黯然离台。

八、汤恩伯，给予

恩师致命一击

陈仪回到大陆后，蒋介石给他安排了一个闲差：国府顾问，一度将其雪藏，闭门思过。按惯常逻辑，老蒋既然对其如此不满，当然不可能再用他。但是，政治家的逻辑不是以常规顺序为因果的，对陈仪的不满，蒋介石均暗藏在日记里，而表面上，则如他在1947年4月11日回复陈仪辞职电的亲笔函中所言：

收复台湾，劳苦功高，不幸变故突起，致告倦勤，殊为遗撼，现拟勉从尊义，准先设立台湾省政府，至长官公署，须待省府成立，秩序完全恢复时，准予定期取消。

有一句责备之词吗?没有。这就是官场文化。

1948年6月，蒋家王朝已岌岌可危，面壁反省一年有余的陈仪再次沐浴“圣恩”，被赋予比台湾更重要的浙江省省长一职。不过，仅仅几个月后，他即被褫夺了一切权力。对其中原委，这个一向被蒋介石贬为“不自知”的陈仪，明明心知肚明，偏偏死不甘心，非要探个究竟。于是，风尘仆仆赶到上海，岂料当晚便落入了军统的严密掌控之中。

面对危境，这位已然六十六岁高龄的国民党一级上将、曾经的封疆大吏，却似乎浑然不觉。仅仅四天前，在他刚刚接到行政院电令时，展读即毕，不知是故作轻松，还是真的如释重负，他还在对身边人说： “这次卸任后可以摆脱公务生活了!”好像颇有无官一身轻的庆幸之慨。

但是，对政治人物的许多姿态性的话语我们还敢当真吗?当然不敢。事实上，在陈仪表面轻松的幌子下，他不能不对自己的处境作出一个判断，非此即彼，十万火急。

一方面，几乎是与行政院电令下达的同时，陈仪还接到了蒋经国代表其父打来的电话，称他家老头子正在奉化溪口老家等着呐，特邀陈伯(陈仪年长蒋介石四岁)前去一叙。蒋介石一个多月前宣布下野，暂将总统宝座让与李宗仁，此时此刻正强忍一腔妒火，蛰伏奉化窥视大局。陈仪这边刚刚放下蒋大公子授话的听筒，转脸那边又接到了蒋介石侍卫长俞济时的电话，内容同样是催促他去奉化。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向淞沪方面放话，要“汤(恩伯)总司令转公洽兄，交卸后请来溪口一谈”。听上去语调委婉，态度诚恳，仿佛有什么大政方针须向老朋友讨教。

另一方面，陈仪需要从自己视同子侄的汤恩伯那里得到一个解释，对于目前蒋介石亲自部署的“京(南京)、沪、杭三角地带大决战”，拥有军事重权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究竟将何去何从——三周前的1月27日，陈仪特命外甥丁名楠，携其亲笔书写的一封短笺和一张纸条面见汤恩伯。短笺是向汤恩伯引介丁名楠，并无实质内容，要害在那张纸条。纸条上未署上下款，也没有具名，以毛笔竖行书写：

一、军队宜紧缩，二、待遇宜提高，三、驻地宜规定，四、军风纪宜严肃，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之材料，酌量归还，六、营房宜多建，七、征兵宜减少或竞停征，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

毛笔之后是以钢笔作的补充：

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乙一、约定0地区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0月内改编原有部队，三、取消000给予相当职位。

1月28日，丁名楠在陈仪1日部、原台湾省长官公署宣传委员胡允恭(化名胡邦宪，中共地下党员)的陪伴下到沪，将短笺和纸条而交汤恩伯。

据当时与汤恩伯过从甚密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方治事后回忆，“汤接此信，激动异常…一一日屡以电话约余晤谈，但及余至其住所，却又顾左有而言他，历时甚久，不得要领。余窥其彷徨焦灼，痛苦不安之反常表现，心知必已遭遇严重困难，而有难言之隐，彼既不愿透露，我亦不便追问……”

不用说，汤恩伯的痛苦焦灼完全是南陈仪带来的。纸条以毛笔书写的前半部分，显然是陈仪在嘱咐他，时局艰危，建议你当前最应该做哪些事；而以钢笔补充的后半部分，分明是来自另一个对立阵营允诺的和谈(或者说反正、投降、起义)条件。这个阵营无疑便是共产党。

难怪汤恩伯会痛苦焦灼，关键在于他不想听命于陈仪，如果他愿意听命，义何来痛苦?更糟糕的是，他还想“划清界线”、“大义灭亲”，他要把危害党围的恩师供出去。在所谓原则大义和普世的伦理道德面前，他倾心前者而蔑视后者，拒绝装聋作哑，又充满不欺暗室的冲动。如果不是陈仪，他汤恩伯无论要灭哪一个，恐怕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要命的偏偏是陈仪。

汤恩伯，原名汤克勤，乃浙江武义一介穷书生，幸奉陈仪慷慨解囊资助，得以东渡口本，人士官学校就读。毕业回国后，人脉局促的汤克勤，又蒙陈仪举荐，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从此平步青云。为感念师恩，汤克勤索性改名汤恩伯，并且人前人后一再表白“不独陈先生一手提拔我，我一生做人做事都是陈先生教我的”。即使后来汤恩伯官衔晋将，一步步跃过龙门，成为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军事主官之一，与陈诚、胡宗南相并列，仍剥陈仪执弟子之礼，极尽恭谨。而陈仪，也对这位弟子赏识有加，自鸣得意，“二二八事件”期间，就曾向蒋介石点名要汤恩伯领兵，赴台纾难。

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汤恩伯终于下定决心。他将陈仪的信函拍成照片，交保密局局长毛人风，送到了正蛰伏奉化的蒋介石手中。

蒋介石接到密报的嗣问应该是1月30日。蒋经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突接报告，谓陈仪与共方勾结，准备叛变，而且证据确凿。”

随即便发生了陈仪被行政院免职，蒋介石奉化约见等情。此间，巾共上海地下情报网已获悉汤恩伯背叛陈仪，策反失败的消息，即通过潜伏在陈仪身边的谍工，把情报捅给了陈仪，要求其立刻转移。无奈陈仪就是不信，对汤恩伯几十年情同再造的付出，使他过分自负，再次重蹈“不自知其短阙”的性：格痼疾。他不肯相信，那个因指挥孟良崮战役失利，被蒋介石撤职，当众遭辱骂罚跪，还被拳打脚踢逐出客厅的汤恩伯；那个再一次因为自己一再保举而再度出山，当着自己的面痛哭流涕，表示要与独夫分道扬镳的汤恩伯，会在旦夕之际卖自己!他宁愿相信，反蒋的确是汤恩伯自己的真情流露，而非表演，即使汤不愿听从自己，也完全可以自便；对那封信，“如不以为然，看过丢了就是了”，根本用不着勉强，更不至于卖师求荣吧!正是怀着这样极其复杂的心情，陈仪下决心再见汤恩伯一面，听他当面解释清楚。

1949年2月21日下午，陈仪赶到上海，汤恩伯避而不见；2月23日，蒋介石干脆抛开“约见”之类的托词，对已落入笼巾的陈仪正式下达了逮捕令：

几十年情同子侄的汤恩伯，在陈仪六十六年人生的关键一刻，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九、赍志而殁，盖棺论定

在军统的押解下，陈仪由上海而浙江，辗转迁徙，于4月27日，重新踏上台湾的土地。初押基隆，后转台北：

1950年5月，蒋介石下令组成以顾祝同为审判长的特别法庭审判陈仪。6月6日，汤恩伯出庭作证：

我与陈公侠先生私交很好，我年幼时往日本求学完全是他供给的，故平日对他如师如父他所指教的事，很少违背的，但对于这次他指示我的事，我却不能不违背。

包括汤恩伯，还有张群、俞大维等许多国民党高官都曾向蒋介石求情，祈求免陈一死。“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力劝陈仪，写一份悔过书吧，“总得让蒋先生下台”：陈仪偏不买账，“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真乃“耿直如公有几人”啊!(翁文灏语)。

前文说过，蒋介石从来没有对反抗者施行过“怀柔”，除非鞭长莫及。在对陈仪的处置上，尽管有众多的说情者，他丝毫不为所动，一仍贯彻了自己信奉毕生的天条。

1950年6月9日，国民党高等军法合议庭判处陈仪死刑，蒋在判决书上亲批：“准处死刑可也，即日执行。”

执著于一次胎死腹中的“谋反”，蒋介石非杀陈仪不可，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是否还想借陈仪这颗人头，以了结(或嫁祸)对“二二八事件”所欠下的宿债，稳定(或收买)他在台湾的民心?

1950年6月18日凌晨二时许，陈仪在台北中华路宪兵四团看守所的监舍里，被人从睡梦中叫醒。来人告知，老蒋召见。陈仪信以为真，起床，盥洗，沐浴，自煮早餐进食。四时三十分上车出发，然而此一去竞至马场町刑场。行刑前军法官问：奉总统手批执行枪决，你有什么话说没有?

陈仪神色自若，凛然回答：“我人死精神不死，我的血是替京(南京)沪杭一千八百万军民同胞流的!”……

陈仪被处决后，蒋得知其死不认错，恼恨不已，在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其态度倔强，可谓至死不悟。乃知共匪宣传之深入，甚至此种万恶官僚之脑筋，亦为其迷妄而改变，不知其有国家民族，而反以迎合青年为其变节来由矣。宣传之重要有如此也。”

正是出于对“共匪宣传”无法克朋的恐惧，“二二八事件”也是首先拿舆论界开刀。

陈仪就义时六十七岁，是自有中华民国以来被处决者军阶最高的。

说实话，对陈仪的“变节”，不独当时的蒋介石深感意外和恼怒，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仅仅凭借现有史料，以所谓“共匪宣传”、“地下党策反”作结，似乎仍很难对他的心路历程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读。拖负着几乎是一辈子积攒下的政治大包袱(用蒋介石的话说叫作“此种万恶官僚”的全部官场资源)，陈仪在短短一二年时间内，突然转舵，彻底颠覆自我，赴汤蹈火，赍志而殁，这样的弯拐得确乎太猛太急，难免让入错愕惊叹。

陈仪早年留学日本多年，娶日女为妻，俩人终生未育，膝下一女为过继其兄之女，疼爱有加。陈仪被捕后，初打浙江衢州，女儿赶来探望，曾记述下他的一番告白，或可解释为他策反汤恩伯的动机：“我这样做不是为自己，已经这样大年纪了，将来我不会出来做事。我对共产党的一套做法是不懂的，我只为江南千百万百姓免受灾难。北平的和平解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你们年轻一代，将来能过好日子。”

仿佛对结局早有预料，还在两年前陈仪就曾在一首明志诗中写道：“天外仙人应识我，此身何惜付乘除。”

凭军事起家，以反战告终，这是陈仪的宿命。

1980年6月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部门报经中央批准，追认陈仪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全文完)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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