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纪录片中的艺术交叉

信息化的今天,广大受众对于视觉艺术要求更高,各种艺术种类比以往更丰富也更迅速地相互接近,电视历史纪录片在保持传统与经典的忠实性和资料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进行着各种艺术形式交叉的探索,它正在由一个十分清晰的独立体裁走向更为“模糊化”“宽泛化”的交叉体裁。在结构上,思绪的主观结构与时空的客观结构巧妙交叉,形成有机结合;在镜头上,纪实性与创意性相结合;在语言运用上,叙述性与表现性相结合。

结构:客观与主观

历史纪录片的结构,最为经典的是走时间线,或者以时空转换来进行布局安排。时间的顺序是客观世界中最为突出的结构,因此我们可以把历史纪录片以时间为线索的结构称为“客观结构”。

在历史纪录片中,时间与空间实际上成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是无法抹掉的。历史纪录片这种时空转换的客观结构,尽管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我们仍然可以对它进行艺术的交叉,或者也可以称为“艺术的交融”。这种时空结构在文本上,是一种类似于记叙文的结构。它脉络清晰,条理分明,可是却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作者始终被客观时间和事件左右,难以发挥作者的主观思想和感情。当然,历史纪录片可以尽量不动感情,客观纪录,让事实说话,但是如果作者已经为这一历史所感动,不满足于不动声色时,就可以尝试以其它的文体形式进行艺术交叉,比如散文。散文在结构上是“形散神不散”,这种结构以作者的主观思绪为线索,它是一种情感逻辑的产物。这一结构的好处便是表达较为自由,易形成一种进出自如的洒脱感。这一思绪的主观结构与时空的客观结构巧妙交叉,有机结合,历史纪录片便会具有一种电视艺术片甚至电视散文的美感。

“又有许多人被这个钢铁的庞然大物带到了这座中国东南沿海的富裕城市。他们的目光,热切地盯住的,是前方的城市,是一些和他们的未来有关的事物,而对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的火车,早就被他们轻轻地抛在了身后……而车站,同样只是一个匆匆过往的地点。在这里,不会留下什么,他们要做的,只是能尽快地离开这里……”

这是笔者在历史纪录片《火车开往宁波》中的散文化语句开头。片子记叙的是宁波火车的历史。它和近代中国的火车历史一样,充满屈辱、艰难和振兴国运的梦想。奇怪的是,对火车和火车站,尤其是老式的火车和火车站,人们具有一种怀旧感。这样的开头,把片子结构引入到一种散文化的形态之中,使片子既不背离客观历史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同时也能表达个人对于宁波火车乃至中国火车这段历史的一种感慨和感悟。

镜头:纪实与想象

历史是一种“旧闻”。它的价值在于此“闻”是“闻所未闻”的“闻”,或者是“闻之不详”的“闻”。因此,即使只是将这旧闻忠实再现,也是有意义的,如《探索·发现》《考古中国》《发现之旅》这类栏目中的纪录片。历史中有科学、文学,也有人物、事件,只要是表现发生在历史中的内容,都可称之为历史纪录片。我们通常认为的历史纪录片多有文献资料的镜头,因此有人也称之为文献纪录片。《故宫》是这类纪录片的一个典范。而在《故宫》中,现代游客镜头的反复出现,似乎也是为了突出一种尘封于往昔时光中的“旧闻”与现在时态的对应。不停走动的现代游人与早已尘埃落定静静地伫立于历史深处的“旧闻”,形成一种有趣的对视,有某种寓言效果。

从表面上看,历史纪录片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故人、遗存等等,似乎不动声色,实际上,历史就是曾经的现实,我们今天五彩斑斓的现实其实正是不停地变为历史的现实。将历史旧闻再现,演绎是一种常用的艺术交叉。国外《探索》等栏目中的许多再现历史事件的片子采用影视剧的艺术手法,整部作品全用演绎再现。这类基本演绎再现的纪录片,虽然可能不如同类题材的影视大片生动刺激,但其镜头的纪实性与想象性已经完全交叉融合。它是一种“艺术的纪实”“纪实的艺术”,它再现的历史真实,复活的历史场面,具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和审美性。

演绎镜头虽说运用的是影视的艺术表现手法,但依据的仍然是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与其说它是写意的不如说它是写实的。而真正写意的镜头,类似于影视剧中的渲染情绪、烘托气氛的那类镜头,淡化了情节性而突出其意念性。它甚至可以是纯艺术的,如绘画或舞蹈的,它完全脱离客观真实,是一个渲染、烘托和意会的符号。

著名编导刘郎认为,电视片可划分为纪实型电视片和创意型电视片。纪实型电视片采用摄影写真的手法,而创意型电视片则用丹青写意手法,强调创作者的主观色彩。创意型电视片的基本特点是注重审美,注重情趣,注重理念,强调抒情性、表现性、哲理性等等。历史纪录片可能属于刘郎所言的“纪实型电视片”,而他所分的“创意型”电视片,便是如今的电视艺术作品的类型,早期也有人称之为“电视文化片”“电视文化艺术片”等。其实就在刘郎的许多作品中,纪实的成分仍然是不可摒弃的。如他的名篇《苏园六记》,将写实的诸如荷花之类的镜头变成一种意念上的符号,蕴含着独到的想象力与思辨力。实进虚出,客入主出,纪实与创意之间其实并没有鸿沟,亦实亦意别有一番风骚。

笔者在创作历史纪录片《牡丹灯笼》时,就有意探索镜头上的亦实亦意、虚实结合。片子讲述明朝钱塘名士瞿佑写作的一篇志异小说《牡丹灯记》。这是一个发生在宁波月湖,名叫符丽卿的年轻美貌女鬼爱上了一位书生的志异故事。作品结构为复线并进,一条线索是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思想背景以及作品中的文学地理探寻,另一条线索就是故事情节。镜头形式上,前一条线索主要通过纪实性的探寻和史料介绍,后一条线索用于演绎。在探寻中,笔者作为探寻者出镜,寻访故事发生的真实地理遗存。这一系列的探寻镜头基本是纪实的,带有揭秘性质。而在揭示作品时代背景和作者思想背景的段落中,有意设计了几组写意性的镜头。如在作品后部谈到小说的主题时,笔者说道:“一个未能享受人生而夭折的妙龄少女,爱上一个孤独男子,他们的相恋似在情理之中,即便阴阳隔世,但爱恨罗网无所不在。为何非要去拆除感情的罗网,非要判定这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呢?痴儿怨女,真有世外高人能够解救吗?人间许多灾厄劫难,岂是几道符咒所能化解得了的?世事人生如此复杂,更岂是言语所能说清!”这里出现的,是一组主观意向性十分强烈的演绎镜头:黑空中,朦胧美丽的符丽卿,苍白的面容,充满哀怨的眼神,不同走向不同景别缓缓地叠化,最后落幅叠出脸部的大特写:符丽卿紧闭的双眸突然睁开。

语言:叙述与表现

随着受众接受心理的变化,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把事情看明白,仅仅通过语言了解一件事情,人们越来越要求一种深层的思索和感动。事实上,过去、现在、未来是永远密不可分的。对过去的好奇或怀旧和对当下的生动与激情以及对未来的幻想和冲动,是处在同一条时间流中的,受众会带着活生生的现实感去观看过去的历史,会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愫去回味过去的一切。同时,纪录片的作者也开始不满足于当一个纯粹的纪录者,只去复述历史中早有记载的那些语言。“忠实纪录”的眼睛开始不仅仅只看客观外界已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在看外界的同时转向主观内审自己的心灵,追求表现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

著名作家陆文夫在评论刘郎的《苏园六记》时说:“这篇解说词纠正了我的一种误解,我总是把某种电影中的对话和纪录片中的简介当作解说词。在电影中用语言解释行动,在纪录片中用声音介绍画面。看了刘郎的解说词后,我觉得是一篇文学作品,有诗歌的激情和韵律……”刘郎风格极强的诗性语言,早已脱离了叙述介绍的作用,而成为作者抒发表现的心声。

刘朗许多作品的题材是历史的,但是由于他对创意和主观意念的追求,使得他的语言凸现极为浓烈的文学色彩,也使得论者不把他的作品归入历史纪录片的范畴,而是以“电视艺术片”或“电视文化片”名之。笔者认为,历史纪录片与电视艺术片或电视文化片的区别并非本质性的,这里的概念含义变得十分模糊,这似乎成为当今电视纪录片界一种大趋势。这就是纪录片与文艺片的交叉所造成的,它使得纪录片的含义更加宽泛,手法也更加兼容,表现力更加丰富。如纪录片《敦煌》里面的一位舞者。这位舞者是一个符号,一种意念,借舞蹈艺术传达一种对历史的感受。可以说,在历史纪录片中,影视、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手法以及诗歌、散文、戏剧等这些文学语言,尽可以实行交叉,融入其中。

在纪录片中交叉艺术片的成分,使纪录片语言成为有“风骨”的“‘两赋’的新体诗”,其目的是追求更高的真实——人性的真实。叙述、解说、记录是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实际上并不是只存在于客观现实当中,它一旦进入传播语境,甚至可以说它只存在于主观现实之中。也就是说,作者所表达的真实要进入到受众的思想感情之中。

对历史纪录片的艺术交叉,我们要做到恰到好处,不夸饰、不矫情、不炫耀,贴近真实、深入真实而揭示真实才是最高的境界。

(作者单位:宁波电视台)

栏目责编:胡江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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