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中国的散文创作在“老庄自然游心美学”思想的浸润下，在写意造境的基点上，树立了很高的美学峰峦。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今天，散文创作在感官刺激、图像表意的冲击下，走向了萎糜、焕散、狭窄、无筋、缺骨的低谷。文化散文向后看的历史倾向，笼罩着一股陈腐的低糜之气；随笔散文的个人化倾向，大大削弱了炼字造句、境界美的拓展和神与物游的空间；大散文的无定性倾向，使这一艺术品种失去美学品格的尺度，在迷途中蹒跚而行……一种明清遗老遗少、悠闲雅士的小品文风悄然而起，一种泄私愤、图报复、互相攻击的“投枪、匕首”式的痞子杂文、随笔充斥文坛，一种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贵族情绪在散文创作中滋生。

刘吉祥的散文、随笔是生长在陕北黄土高原崖畔、塄坎上的一束山丹，她朴素而充满勃勃生机；她简练而扎根厚实的沃土；她单纯而披霞带露，映出朝阳的灿烂光辉；她率直而踏着时代前进的鼓点，她稚拙而艺术地再显了人民大众的审美情趣和观念。山丹丹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倾城倾国；没有玫瑰的清高孤傲，情笃爱深。但她以其自然质朴、纯净明快的风韵，在散文创作的百花园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刘吉祥的散文、随笔不是黄钟大吕之作，但他具有清新刚健、明快向上，振奋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者，重塑人文情怀的审美价值取向。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看到过他的三本集子：《赤膊锻剑》、《人在旅途》、《编采札记》。在这三本散文、随笔集中，跳动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回响着“致君尧舜”、“仁义兼爱”、“文以载道”的旋律。刘吉祥是以乡情唱国情，抒发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情。在他的心灵深处，甚至潜意识中，毛泽东的英雄主义和延安精神的平民意识，构成了他认识生活和改造生活的基本思想。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使他的作品始终充盈着一股浩然之气，一种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火焰，一种将平凡的人生引向圣境的理想诉求。

刘吉祥是陕西绥德人，他先后在陕西省委办公厅，延安市委办公室，延安市政府办公室，延安市老龄委，延安日报社工作过，现仍在延安市文联供职。他对生他养他的陕北这块神圣的土地，有着一种赤子般的、顶礼膜拜的真挚情感。这块土地的山，给了他艺术创作骨骼的钙质，这块土地的水，给了他感悟自然与人生的激情，这块土地的花草树木，给了他诗化生活的灵感。他站在中原黄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的中轴线上，以《高原情怀》《解读陕北》：《米脂女人》在含蓄腼腆、羞涩内忍的性格中，表现她们的纯真自然、美丽漂亮，显示她们的柔而不弱，媚而不俗，欢乐、豁达、爽朗的人生品性。作者在字里行间充盈着一股强烈的生命意识、生殖崇拜的意绪和情韵。《绥德汉》，在生存状态中绘形描神，在生命的年轮中中凸显他们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清涧的石板》，在自然物象的特征中对应民族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结构。对石料的加工，显示出这里人的勤劳、智慧和技能。把石板的形态对象化、人格化、艺术化，映照出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一种精神和品格。《日出扶桑天下红》，把时代的歌声、音响、旋律植于伟人的生活情态和谈笑打趣之中，从生活的细节情趣中表现历史前进的隆隆脚步声，于趣味中显时代精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中显示伟人与人民的鱼水之情。《横山下来些游击队》，在质朴素极的民风民俗中，追忆历史的辉煌，在地域与人的性格精神中寻找民族未来发展的曙光。《梦魂到三边》，那种迎着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放声歌唱的欢快与喜悦。《清清澈澈乾坤湾》，那投入母亲河的感情与失魂。《胜利山下的羞涩》，那面对质朴勤劳、善良纯真、敦厚博大的母性胸怀，一个少年男子情窦初绽的天真烂漫、任性的稚气与羞涩。《美水泉思古》，那饮水思源、情流洗尘的灵魂审视……正是这种对故乡土地和人民的赤诚与挚爱，使他“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创作的激情如“一股泉水飞流直泻、清澈透凉。在潺潺流水声中，一片榆叶在水面上摇摇晃晃地向前飘去（《美水泉思古》）。这种爱，是儿子对母亲的爱。这种恋，是儿子对母亲的恋。这种情，是绿叶对大地的情。这种意，是鲜花对阳光的意。正由于如此，刘吉祥的文章才真切自然、实在纯洁。他在生活的原汁原味，人性的“本我”中提炼、升华人类文明情感的晶体。这里没有哗众取宠，没有扭捏作态，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娇情，没有时下那种风花雪月、情恋欲爱的私人意绪渲泄，有的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直面人生。读他的作品，我们仿佛看到一个酷爱自己的故土，挚爱自己的民族，漫步在田间阡陌上的歌者，他颤抖的双手掬着一捧黄土，热泪盈眶的放声歌唱。刘吉祥，就是这个歌手。他，这个人民的儿子，以自己满腔的热情，讴歌着延安的历史与现实，赞扬着人民的朴厚与善良。他以审美的艺术方式把握着这个自我生存的、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他对生活的把握，更多的是一种饱经沧桑的、入世的、带有生活艰辛感的把握。这种把握往往进入了他本人对社会下层劳动者的体悟和感知。他长期在基层工作，同情理解普通公民的情感，行文之时带着一种质朴实在、素净简捷的民间性质感。这种民间性的质感，是经风雨雷电洗礼了，经日月星辰沐浴了，经泥土粹火了的，人类学意义的普泛性质和感觉。刘吉祥为文，是一种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指导下，求真求实、求净求素的写作态度。他的散文，洋溢着一种质朴洁净、豁达真切的审美意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刘吉祥的散文、随笔具有一种杜甫式的诗情和诗性。这种诗情是“三吏三别”式的关心民众疾苦，针砭社会时弊的诗情。这种诗性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式的观察与控诉，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之中，在生存的意义上，歌颂“此在”的放达乐观、宽容上进精神的诗性。《春的使者》，在瑞雪兆丰年的意兴阑珊中，独步琼楼玉宇，期盼春姑娘的到来。清澈的情感，洁白的景物描写，静谧的抒情韵致，流露出一种晶莹的诗意。《邂逅在黎明》，把一种思念之情表现得“剪不断，理还乱”。在自然中显纯情，在缠绵中显深意。一种“情到深处人孤独”的诗境油然而生。《燕子》在自然物象中写人抒情，在象征隐喻中格物致志，诗情画意力透纸背。《我爱黄昏》，诗情奔涌，神与物游，自由歌唱的心灵诗鸟展翅翱翔在广阔的万里蓝天上。《雨中感觉》，引诗入境，别开生面，放牧心灵，天人合一，沐风浴雨，清洁思绪，于天地茫茫之中卓立独行。《梦魂到三边》等作品中的语言文字有一种歌赋般的节奏与音律。刘吉祥往往给他的作品中灌注一股陕北《信天游》的歌声民旋律，这给他写事状物的语境中注入了一股清澈悦耳、灵动激越的诗情。《人在旅途》是作者诗学思想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一本书。作者在他的许多篇章的行文中，常常运用排比、重叠、递进、复唱等修辞手法。在这层层递进、环环相连、丝丝入扣中，喷射出热烈激越的诗情。其联想之绝妙，文词之激扬，神思之凝聚，都显示出他骨子里有几分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怀。

刘吉祥的散文、随笔有一种史的品格。这种史观是一种进步的史观。这种史识是一种翔实的史识。这种史的品格，是历史精神，诗性精神，思想精神三者在审美的基点上结合起来的一种品性和规格。之所以能产生这种品格，是他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熟悉和对地方历史沿革，人物掌故的了解。《西部开发遐想》，如数家珍式的描述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在开发西部中的英雄壮举。《高原情怀》，作者面对“子午岭上那时隐时现的秦直道，无定河岸边那蒙恬、扶苏的鸣咽水，深陷万顷黄沙中的统万城，五里一台十里一墩的烽火台”，发出了古今之感慨。《啊，陕北》，说陕北这块土地的多灾多难，他写道：“从公元前413年至公元1910年的2323年间，有310年就在陕北各地发生过战争，特别是北宋从创立到灭亡的167年间，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年年都要发生战争。战争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于是自然灾害便接踵而来。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0年的2131年间，有162年发生了276次大的自然灾害，其中大灾55次，小灾221次，旱灾100次，水灾57次，鼠灾112次，震灾43次。而每次大的自然灾害过后，相伴的又是65次饥民千里逃荒和8次疫病的流行……”这种详细的历实数字统计，给文章增强了历史感，知识性。在读这类作品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爱学习，肯读书，善于“以史为鉴”，思考社会和人生的人。热情奔放、集纳万象、汪洋瓷肆、气象万千，于现实的感受中引史，于史实的的叙述中映今，古今一体，虚实结合，这些，大抵可称为刘吉祥作品的一种气度。刘吉祥在《人在旅途》的后记中说：“我在这块土地上整整生活了47年，也苦苦研读了它47年，但时至今日还不敢说研读出它的真正底蕴，更不敢说已得其精髓，甚至对这里的地表地貌，山川河流，风土人性，民俗民情等也知之不多。”刘吉祥在认真地读陕北这本“大书”。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沟一壑，一村一寨都不放过。他仔细研究其历史渊源，严格审视其文化内涵，全面掌握其生存特征，冷静解析其人文价值。由于他在这方面准备得比较充分，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追溯历史，旁证博引，吊古评今，学问滔滔，大有学者的气度。这种史的品格，大大地拓展了他的散文、随笔的意境和主题的力度。我们说他的散文、随笔意境宽阔，神思刚健并不过份。

思、诗、史三者的有机融合，是刘吉祥散文、随笔的基本特征。思，指他作品中的思想。刘吉祥的作品是把思想性放在首要地位的，他是有感而发，有思而作。这种对祖国和人民前途与命运的思考，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思考，构成了他作品的第一要素。史，指他作品中历史史实的录用。刘吉祥的作品是在“以史鉴今”、“以史正身”、“以史明心”的形式中，昭示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告诫人们“剔除社会的弊病”、“洗清国民的劣根性”。诗，指他作品中诗学价值的含量。诗的意绪与诗的表达形式，是思与史联接的媒介。没有诗性诗情的中介环节，思与史是无法结合成就美的散文、随笔的。散文、随笔的艺术性就在于诗性的溶解度、包容量和亲合力。刘吉祥在他的创作中，很注重这一点，他的诗境是一种国风式的、古乐府、竹枝词、民歌调的性情表达。

刘吉祥散文、随笔的语言朴素干净、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他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吸取了许多营养。例如：“自古穷得精尻子碰得炕锣响”，“那脸蛋，那下颌像是灌满了水的猪肠子一样悠悠颤动”（《胜利山下的羞涩》）；“走进米脂后，牵人眼勾人魂拴人心的就是米脂女人。眼花花的，脸圆圆的，唇薄薄的，牙齐齐的，皮嫩嫩的，腰细细的，胸挺挺的，身直直的，说起话来毛格闪闪的眼睛扑闪扑闪地动，笑出声时就像脆格生生的银铃，黑溜溜的辫子扎着花绳，新格丹丹的衣服裹着玉体”（《米脂女人》）。这些朴素而生动的语言，明显的事有生活口语化的痕迹，然而，又是经作者筛选加工、整理锤炼过的语言。刘吉祥追求的是语言的明快和节奏，在节奏中追求表现的张力。他的一些富有诗情的作品中的语言，也是在民歌的诗意中吸取了不少的营养。例如：“立春一过，山也盼，想扬起那高贵的头颅；川也盼，想舒展那宽阔的胸怀；河也盼，想清清那嘶哑的喉咙；人也盼，想听听那老犍牛的吆声……”（《春的使者》）。这些重叠复唱、拟人化的修辞手段，是民歌常用的表现形式。然而，作者把她更加清晰化、明朗化、生活化、大众化了。但又不失为一种简约中寓丰富的形式符号。

总之，刘吉祥的散文、随笔创作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的，他是一位人民的儿子，时代的歌手。他的审美情感是大众的、质朴的、自然的、生活的、民族的性质。他崇尚的历史观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散文、随笔在历史的评价与美学的评价的统一中，寻找自己的社会价值取向。他的散文、随笔抛弃了文人的酸腐陈习，漾溢着生活的鲜活清丽。当然，刘吉祥的散文创作也还存在着“意蕴”再含蓄，“境界”再开拓的问题，如能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方面再下功夫，他作品的美学品位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新增值。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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