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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懂”“桥”吗?

发布时间:2023-06-15 08:12:02 |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香港散文家董桥的散文创作深受中国明清小品和英国随笔的影响,他以文字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两种不同的身份参与写作,为文讲究雅趣,行文却别有野趣。

关键词:董桥;散文;英华经验;雅野互赏;双重身份

中图分类号:Ⅰ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7)3-0043-04

“你一定要看董桥”,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把香港散文家董桥带进了众目睽睽之中,一时间读董桥如风、评董桥如云。众说纷纭,毁誉不一,你是否“懂”“桥”——理解董桥?董桥,福建晋江人,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从事理论研究多年,现任香港《苹果日报》社长,撰写散文和文化思想评论多年,在港台及内地出版文集20多种。在诺大的文学园林中,董桥不是绮丽芳香的奇花,不是古怪非凡的异草,不是悄无声息的小河流,不是匠心独运的伟建筑,而更像是一座古今杂糅中西合璧的文化之“桥”,通向那洋溢着淡淡馨香淡淡野味的后花园,不断吸引着文人学者们前去寻幽探胜。

一、明清小品和英国随笔的影响

董桥幼年随父定居印度尼西亚,从印尼到台湾再到英国伦敦求学,最后定居于香港。这种人生经历造就的跨文化经验使董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台湾孤岛文化、英国文化、香港殖民地文化的熏染,尤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英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董桥“很留意中国的东西,特别喜欢明清笔记,觉得那是非常有灵性的东西。文章要活,用它作底子,或者叫基本功,可能是一条路”。中国现代散文一直就存在两条迥异的创作路线,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针砭社会痼疾的“匕首和投枪”,一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独抒性灵”的闲适主义。香港散文大体上是承袭周作人一路而发展起来的,远观实是对明清小品的精髓——闲适的格调、洒脱的心态的一脉相承。正如周作人所说:“现今的散文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晚明公安派推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坚持载道与消遣相统一即“一元”的创作态度,追求闲隐逸适洒脱的情趣,董桥的散文创作观念的确与之达到某种程度的契合。董桥创作的心态是平和的、娴静的,他不会代表谁而做声嘶力竭的呐喊,而仅仅是代表自己“随意而为,不求梅之静,不羡草之动,不问郎官雀,不过河上桥。人之视我,我之视人,孰得孰失,都成砚面桃花、琴上丝竹耳”。作者本身是快乐的、自由的、自足的,作品便也是冲淡的、自由的。在《另外一种心情》里董桥写到:“说是‘玩物丧志’,也未尝不可。不过,这所谓‘志’本来就没什么太大的道理,偏要‘言志’一番,往往就显得‘头巾气’太浓,整个嘴脸很不讨人喜欢。再说,一个人寄情山水,隐姓埋名,也是一种‘志’”,“关起门来种种花,看看书,写写字,欣赏欣赏《十竹斋笺谱》之类的玩意儿,充其量只能把一个人的‘火药味’冲淡。”在董桥看来,玩未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中,董桥把玩闲章、藏书票、古瓷、书画,爱不释手;文章中,董桥摆弄文字,思绪如行云流水,语言如闲云野鹤。

这里我们无须考证董桥是否刻意模仿明清小品、模仿程度深浅以及利弊,因为董桥自己已经觉察到:“可是这样探索了一段,又感到不行。光是看明清笔记,然后模仿他们那种风格,写出来的东西也不过是假明清笔记,这一点我很难受。那就要再开一条路。就要看看人家怎么写、看看外国人怎么写”,“西方的东西,有一点是比较关键的,那就是他们的散文,所谓‘随笔’,必定是言之有物。散文不是风花雪月,他们很少写风花雪月的东西,这一点正好弥补了中国一般旧文人的那种太过风雅的不足。”的确,西洋作品尤其是英国随笔对中国现代小品文影响很大。对于董桥这个极其熟悉英国和英语的人,接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则更为便利。英国随笔使董桥首先意识到要做到“言之有物”,不能天马行空,信马由缰,得告诉读者点什么。在此基础上,董桥还吸收了更多的养分为他的散文创作注入了新气息。一是诚实而从容的“闲话风”,一是幽默而睿智的叙述风格。从董桥的散文题目便可一睹他的“闲话”风采:《“让她在牛扒上撒盐”》、《詹老板看见一盏莲花灯》、《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我们吃下午茶去》、《爱闲说》……幽默是一种大智慧,是美与谐谑的巧妙结合,它把人生智慧表达为一种充满乐趣的生动形象,从而寄托睿智的见识和深沉的情感,这在董桥的作品里比比皆是,举不胜举。如《留住圣诞的祥和文化》里:“人类欢乐的节日像昌明科学保护下的中年男人的头发那样,越来越少了。”英国是一个充满幽默感并善于谈话的民族,它凝重古老的文化陶冶了董桥的贵族气息,蓄养了他的绅士风度,这些风韵不仅融在他的作品字里行间,也塑造了他为人处世的人格和品位。

含英咀华的董桥,其思想和创作与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英国文化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两个不同国家的经历和经验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浮浮沉沉,造就了亦中亦西的董桥,造就了古雅气清而又深透劲锐的文章,成功地搭起了那座“桥”。

二、为文讲究雅趣。行文别有野趣

“文章如人。人静如梅,其文也静;人动如草,其文也动。豪放之人,其文必放;粗浅之人,其文必浅。难静难动,难放难浅,只得追摹博杂,然后学雅”。董桥非常崇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典雅风尚,“只希望在安装了空调设备的现代书房里,依然会有一盏传统的明灯照亮我的原稿纸和打字机”。他认为文字是讲究品位的:有的文章通顺而俗气,有的文章清涩而典雅,他宁取后者,于是为文爱写意,如《熏香记》、《暮鸦·归薰·古树》、《缪姑太的扇子》等等,意境充满古趣,酽如老酒,芳香不断。再如散文集《从前》,董桥“顺着营造小说丝丝缕缕的敏感追寻走过的从前,烟柳拂岸,暮云牵情,笔底斑驳的记忆和和苍茫的留恋,偶然竟渗出一点诗的消息”。三十几篇忆往小品,无论描景抒情、描摹人物、叙述故事,都像是一幅幅意境幽远的中国山水画,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都蕴藏着雅趣意味。那些消失在烟雨中的故人、迷蒙在岁月中的情爱,从温煦的笔端流泻而出,惹人低徊而醉。实在堪称篇篇华章!

与此同时,董桥对文字十分讲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没有辜负签上他名字的每一篇文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董桥所追求的并不是字字珠玑,他时时都在警惕不要让自己的文字太漂亮太华丽,因为优雅的语文不可能洗尽铅华、屏绝丝竹。浓妆艳抹的时代固然过去了,淡扫娥眉的方寸正是修养之所在。求拙求淡是董桥追寻的最高境界,正所谓“阅尽繁华归于平淡”,越到后期董桥的文字越发平淡古朴,可以说到了一种雅而不矫,美而不腻的境界。

如此精雅的篇章和简淡的文字,读来让人只觉得处处皆清雅,清雅到无迹可寻。除了清

雅,读者仍能感觉到董桥的文字里头别有一番野趣,就好似听惯了唐诗宋词,耳边飘来了一曲吉卜赛小调;听腻了经典音乐,耳边传来了一段东北二人转,倍感爽快,回味无穷。“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于动无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如此以风月之词来谈文理谈人生的例子在董桥的作品里屡见不鲜,这种寓庄于谐的文字基调、独特睿智的比喻技巧以及泼辣放肆的语言风格,实是冲淡了文章迂腐呆板的书卷气,而非有些评论者所说:以亵语入文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媚俗而已。董桥的语言是率性的自由的奔放的,仅从题目可见一斑:《鸨母高呼:见客啦!》、《美女答曰:哪里哪里?》、《“有事请走后门”》、《文字是肉做的》……是对传统中规中矩的命题方式的一种颠覆。其思想其言论也是对习惯定论的一种挑战,如《她们陪着忧国爱国》一文,董桥“深深怀念秦淮月色下那些侠肝义胆的红粉”,“忧国缘自爱国;爱国而有鬓香钗影一起去爱,自是加倍壮丽了”,“那些才情双绝的美女流露了不少风骨,给身边的玉堂文人带来不少启示,一扫畏首畏尾的书生本色”。另外,董桥无视名流权贵,常常拿名人领导人大侃特侃,《李嘉诚先生不骂娘》、《林青霞表示》、《孔夫子视富贵如浮云?》、《马克思博士到海边度假》、《大胡子林肯的传世演词》,如此等等,野而不粗,奇而不怪,难怪风景这边独好!

“品无高下,要在一‘巧’字耳”,品位似乎本就无所谓高雅和低俗之分,清雅、野趣就好像两款珍贵的染料,经董桥巧手稀释、融合、配制,然后润色,着实使那座“桥”增色不少。

三、书房里外——两个世界

走进书房,“那张面壁的寻常书案,案头空酒瓶里才插上几枝疏疏落落的嫩黄小苍兰,情调韵味就浓了不少。两块粗粗壮壮的木头书档更见塌实了:木色又暗又沉,透着山乡林海中的湿气,黑黢黢的,连刻意雕出来的花纹都成了斑斑的斧痕”。在这个古色古香的书房里,董桥抚摩着漂亮的旧折扇,凝望着意韵深远的古画,品啜着下午茶,倾听那遥远的文化的气息,想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线装情怀和金粉情结”,描画的是“添香缘尽、墨沉未干的历史失落感”,是个十足的文化怀旧者、忠诚的文化守卫者,兢兢业业地“为红袖文化招魂”。董桥再三地强调这是一个精致的按钮时代,“时代太新太冷了”,频频流露出眷恋、陶醉中国传统文化的心声。如在《是心中掌灯的时候了》写到“月光照不亮沥青路。月亮的柔光只有在铺满白色卵石的小径才能反射出来,为夜归人掌灯……夜深沉,我们的路没有了旧时的月色了,是我们在心中掌灯的时候了”。书人的雅致、智者的冷静、文人的胸襟、学者的博识,全在这一方小小的书斋里了。

然而在自家书房里的吟唱是无力的,走出书房,董桥似乎更是以报刊主编而不是作家的身份而闻名。香港是个自由港口,报刊林立,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言论空间。他先后担任过伦敦英国广播电台中文部编辑、香港美国新闻处“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明报月刊》总编辑、《明报》总编辑、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组主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香港公开大学中国语文顾问、《苹果日报》社长等。他敏锐地“看到朝秦暮楚的个人信仰随随便便篡改价值观念;各种政治宣传向商业广告看齐;利用现代传媒科技的视听器和印刷品,日夜不停骚扰中西文化中静观冥想的传统”,毅然地站在政治边缘上为社会为文化代言。如《创新与反调》:“学术论文也要有创见才行,写法粗略可以分为两种:堆砖头和拆砖头。……拆砖头的文章则专跟各家论点唱反调,见砖头就扔掉,把别人的房子拆烂了,自己住进不是砖头砌成的住所。这还算好。可怕的是:过去论《红楼》的文章把俞平伯的房子敲的稀巴烂,俞平伯流浪街头,论者却住进公家宿舍里纳福。”再如《龙,凤凰,狗》等等,董桥尖锐地指出社会各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大声呼吁“告诉他们:上图书馆去”,“是心中掌灯的时候了”,悉心关怀这个“红了电脑,黑了诗人”、“太新太冷”的时代。

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自如出入,给董桥散文的创作空间和阅读空间增添了张力,也便赋予了那座“桥”双倍的价值——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相结合。

这座静静屹立在文学园林当中的既非珍稀又非昂贵、既非金雕又非玉砌、既无要人题词又无名人捧场的“桥”,您看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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