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宽厚宏丽的民族文化传统

编者按：《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一举摘得“世界最美的书”这项国际金奖之后，图书出版界为之惊喜、振奋，本刊也在欣喜之余，采访了长期从事艺术研究的柯文辉先生，希望就艺术实践和理论探究的层面，对我国图书的装帧设计进行历史的、现实的剖析，并对其发展和提高廓清眉目、指明方向。柯先生愉快地接受了采访，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一

书籍装帧是一门外来的艺术，形成中国自己的风格，那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功劳最大的先驱应是鲁迅。他收藏了大量的汉画像拓片，内容丰富，设计了五十几本书。鲁迅的脑中有了学术，无心去搞设计，偶然搞出来也很自然地代表了中国文化，很像样。而后来搞设计失败的一些人，是因为脑子里没有东西。想靠画画画不了，想靠设计来表现自己。在拿出来的东西不足以打动人的时候，又急于求成，哗众取宠，要抄近道，学习日本。公正地讲，日本的若干学术著作设计得不算小气，一张白皮儿，几个黑字，摆得很是地方。鲁迅设计的《文学丛刊》，包括《故事新编》等约四十几册，小32开，黑白两色，无画，靠铅字摆得位置准确，不可以挪动，形成了一种风格。这种风格被20世纪30年代的读书人所接受。

设计不完全是靠美术来完成的，但离开美术也不能成功。因此，要体现中国学术立足五千年的一种深厚博大的大民族精神，要体现上升时期，特别是汉唐时代那种开阔、宏伟的气象，简单地搬用老古董形不成特色，毕竟社会正走向现代化。因此，要适当地吸收西方的现代精神，而不是拿现代精神试探着在民族传统中去找依据。

“传统”是个很复杂的词，指时间长河冲不掉的东西。“装帧”还没有形成深厚传统。传统的东西并不都好，但好的东西一定要有传统精神。鲁迅曾经讲过：有个人身上长了一个瘤子，可能是此人特点，但这个特点往往是不该强调的。民族的美德是像春秋时期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朴素茂盛的气质，像道家提倡的“神与物化，心与天游”、“天人合一”，使人成为大自然中一个能动的细胞，思考着人在宇宙、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尊重自然规律为同胞造福，不喊叫“人定胜天”，如鲁迅所倡导的那种张扬个性。这种审美观念，我们目前的文学、艺术，特别是装帧艺术比较缺少。

所谓“金石气”指的是青铜器和秦汉石刻所反映出的那种古代文化气息。难道现在所有的书都应该有“金石气”吗?这样要求有些片面，不如因书制宜。以书法为例，只有研究过汉魏六朝碑帖的人，又写过很长时间的篆隶，再作行书、草书，自然就有一种“金石气”，可以当做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养料。从屈原、陶渊明一直到鲁迅的精神，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书衣上，像一方方小型的书画的碑。搞设计的人要尽量吸收东方遗产，现代气息仍需民族文明为底蕴。写不好碑的人，难把行草书写好。“五四”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们，都是文言文喂出来的，也懂西学，文章里面就渗透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明末小品的变化，民间语言的应用，形成了散文的一个高潮。后来的人读白话文，写白话文，他可以写得像王蒙那样聪明，但是想出现像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那一代人的底气，暂时还不可能。章太炎之前的中国白话抒情短文是不成功的。虽然在清朝末年也有许多对西方文化消化不良的人，用许多洋典故写诗，比如谭嗣同、叶荭渔的诗，《凡尔塞宫词》之类，没有为东方传统所驾驭，有些夹生，难懂难记，受众有限。我国现代散文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讲，会对我们的装帧有所启示。我们要像“五四”时期的志士们那样，要做第一代人，要做源头，决不做下游的“游”或末流的“流”。尤其是不能跟在日本、港台的后面，去重复完全商品化而缺少文化内涵的设计，更不能把日本摆在小店里或门口，放进筐里卖的那些流行书，包括卡通读物等文化层次很低的东西弄进来。卡通对暴力和色情的宣传，正毒害着年轻一代。对于外来文化中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我们应该有所警惕，积极创造本民族的好作品去抵消它，去占领市场。

由于“五四”之后“西化”现象渐入中国，美术院校学生毕业之后，包括搞工艺美术的人，都强调以西方素描为基础的写实精神。对于中国传统的写意之美，缺少理解和深层的热爱。我斗胆讲一句，常书鸿老先生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爱护着敦煌的每一个石窟、每一张壁画、每一个作品。但是，他老人家自己的绘画里面，怎么也找不出一点儿敦煌精神乃至乳汁的残痕。因为他本人是个留学生，用西方的结构、透视关系来看待敦煌的壁画，所以他无法吸收敦煌遗产的精华。我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下一代不要再重复了。东方不可避免的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但主体必须是强大的中国文化。“五四”以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做得很完美的，我认为有两个半人：首先是鲁迅先生，他对西方散文诗的改造没有经过幼稚的模仿阶段，《野草》一步到位成了稀世经典。它的形式绝对是外来的，受《圣经》、屠格涅夫、波德莱尔、裴多斐、安德烈夫、泰戈尔的影响，但内容绝对是百分之百的国货，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革命时代一个形象的记录。在鲁迅先生的著作中，我个人认为艺术性最高的恰好就是《野草》。虽然它比不上《阿Q正传》具有世界性的典型意义，但它和其他小说相比却毫不逊色，比杂文更少受到时空的制约。第二位是黄宾虹先生，深厚的国画功底使他在对着风景作稿的时候，光的感觉、湖光山色的流动感等这些西方印象派的道理，都被他用笔墨、用水吸收到自己的绘画里，让你看不到一点儿西方的痕迹。这是成功地让中国的要素吃掉西方现代笔法，加以良好的结合和发挥的成果。任伯年之后，将人物画创造出蕴涵崭新的面貌和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是关良先生。就民族灵魂的闪现而言，无人可与之并肩，连我崇敬的林风眠老人也退避三舍。关良先生把握了西方技术，是很精致的风景画大师。但是，由于他的格局小于鲁迅和黄先生太多，只能算半个。关老的用笔已经不是传统的一波三折，现代精神已走进了他的绘画。以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以及对民族心理形象的体现来讲，都没有得到欣赏群体很好地理解。当年郭沫若在上海办刊物的时候，请关老做过设计，画过插图，别的刊物也请关老做过封面，但都不是关先生最主要的作品。

二

我们说做设计应该像汉代、唐代人一样，用强健的肠胃把西方所有的好东西吃进去以后都变成国货。失去了民族特质的文化，不可能走向世界。代表十几亿人口、五千年文化的中华民族，它的书刊应该往那儿一放就是大器，弘朴深美，回味无穷，不是小巧玲珑，也不是日本那样的岛国气息，更不能是失去内涵的货物包装。前两年，书籍装帧对各种形式盒子的吸收和尝试是好的，但为什么不能流传呢?是因为它只有商品味儿而没有文化味儿。书是特殊商品，文化的载体。对书刊的设计，希望能运用中国的传统绘画、传统雕塑、汉画像砖、青铜器、各种玉器雕刻的装饰，还有民间的窗花、剪纸、皮影、玩具、拴马石、泥哨、陶瓷等素材。我们用这些作为我们的粮食，吃下去以后经过消化变成书籍装帧新的艺术品，而不是简单的重复。重复古典美术就如同重复日本书衣的

细碎、靡弱、纤巧一样，与创新精神相背离，不是艺术。

书籍装帧在内容上应该是对原著越概括、越凝练、越忠实越好。在形式上应该是越独创、越有独立生命的越好。如果是凸现一本书的内容，绘画完不成任务。如果一张画能代替一部长篇小说，那这个小说就没有价值。好的设计，它给人的是一种轻松、活泼的抒情，严肃的吸引力，让人们带着崇敬或大欢喜去读它。不是每一本书都能成为西方人眼里的《圣经》，中国人眼中的《老子》。但它应该是高洁的、向上的，同时也应该是热闹的、透明的含蓄，浓极生淡的萧散，高雅的明艳繁丰，以少胜多的简约冷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式的多元。单一和今天的精神不相容。

制作书籍的现代材料越来越丰富，印刷技术越来越进步，但是令人疑问的是电脑的普及对书籍有没有冲击作用呢?当年的钢笔对毛笔有没有冲击作用?过分复杂的布景对于表演者有没有妨碍?一切负面作用都客观存在，能扭转种种冲击的还是万物之灵。艺术水平高，你就可以驾驭所有的工具和利器为你服务。反之，你就会变成各种外来形式的一个零件、一个附件、一只应声虫、一个克隆体。那样的作品就不可能起到感染人的作用。刺激人的东西不能持久，感动才能对人潜移默化。我们的书籍应该设计得有感染力，让人激动，让人钦佩，让人崇敬，让人感觉到民族精神的崇高。让人愉悦、乐天，咀嚼生命的弘大与渺小，享受平常心的宁静恬淡；让人振奋，点燃劳动的渴望。而不是用一些挑逗的甚至下流的东西来吸引人买书。我们对于老式的东西不应该完全一脚踢开。线装书作为古代思想的载体，它经过千锤百炼。如果我们题签上的字写得比古人好，图章比古人刻得好，我相信那种形式对有些书，特别是古典文学来讲，也会有它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特定效果。能唤起人们怀古的感情，用对民族文化的一种深层的迷恋去唤起人们研究创造的激情。

鲁迅所著《彷徨》的封面设计，有点儿画像砖的味道，也有西方现代平涂绘画的一点儿意思，结合得很成功。而人在阳光下的那种迷茫，那一点清淡的欢乐，那一点对明天的向往，又因为没太大把握而形成的彷徨、困惑以及惆怅之美，通过封面很清晰地被表达出来。我们的封面怎样算好?一看就懂，百读不厌，这是我们对于唐诗的一种要求。它脱离不了书的内容，不依赖于书的内容时，也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品。鲁迅欢迎设计者陶元庆先生把名字写在封面上，开了一个良好先例。但不能所有设计者都在封面上签名，分散读者视线。如果真正是很有独创，设计者可以和作者、画家平起平坐，用不着自卑或做一个附属品。

三

我呼吁装帧艺术家要投入一定的精力在书的背脊上，因为书脊是书的第二张脸。读者接触到好些书，最初看到的恰好是书脊。绝大多数书籍除了一个书名以外，太缺少艺术内容，引不起人的审美关注。西方近些年在书脊图案纹样方面做过许多努力，我们也要努力把书脊做得考究些，给人一种心灵的欢喜。目录、扉页、环衬、版式、题头、尾花、插图、绣像，都应该有一个完整的设计。现在，由于画插图远远不及卖画来钱快，好插图不多，水平并不比20世纪80年代好。20世纪80年代因为连环画市场很发达，所以很多人下了工夫去画插图。今天，我们既需要大众的艺术，又允许有小众化的艺术，允许一些人画出品位很高、产量很少的力作。要帮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避免金钱挂帅的负面作用。电脑机械生产可以产生美感，但很难产生感情。没有情感不能动人。绣像在这几十年不够发达，但这是东方的传统。绣像不凭借布景创造气氛，用一支白描的笔直接剖现人心。没有历史与生活知识，准确的造型能力，很难完成。在这方面耕耘、收获丰硕的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李少文教授。他所画的《司马迁》人物绣像通过一刹那的表情，很成功地表现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汉武帝的气度、专横、好色、好财、聪明、智慧，在一幅像里面完整地画出来了；司马迁的忍辱负重、睿智、博学，他对完成一部历史名著的责任感、使命感，在谈笑之间也刻画无遗。明清版画和绣像是我们珍贵的遗产，不要轻易地丢了。像李少文先生给但丁的《神曲》画的插图，将天堂、炼狱、净土里的神性和人性和谐并存。表现天主教理想与世态的统一，在国内前无古人，他活用绘画语言，这些画放在西方任何大家的插图之林都毫不逊色。他为屈原《九歌》所画的组画，将神话、好鬼民风、地方民情和梦幻、图腾、哲思冶为一炉，铸成当代经典。再裹上书的外衣，播撒楚歌楚舞的泥土芬芳，再现祭祀盛典的原始魅力，让我们摸到先民的脉搏。心跳如鼓的回声，延伸为内在惊雷，激荡山川花树。南中国大地的韵律，人类不朽的渴求，生生的活气自强不息，正是《易》与八卦的密码。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性最强的绘画。

我们应该有肯定美的勇气来肯定自己民族猛士的创造。不搞崇洋媚外，认为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模仿日本、模仿西方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我们脑子里面缺少传统文化与独创思维的必然产物，找到自己的路，让中国书籍在世界上有自己的面貌。汉字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些东方文明的气息很自然地会注入我们的设计里，用好这一切，才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祖先。

设计能够成为明天的传统，才是真正的独创。书漂亮，追求奢侈，一大二空三俗，一套书的设计费十几万元，摊到每册书上要几百元，画一条线要几百元的先例已经出现。结果造出的书只是高档礼品，与普通读者无缘。完全忘了买得起书的人不读书，想读书的买不起书的现实。请设计家多为尚未脱贫的同胞们着想，豪华不是书传世的法宝，漂亮不是书的最高境界，应当是楚辞、诗经、汉魏六朝诗歌、霍去病墓的雕塑、希腊悲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崇高精神，用素美、华美与壮美的内容，来焕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面对明天，文明是一个民族内美的外化，人是道德知识的外衣，书衣是沟通内外、一现国家历史的大礼服，透明又神秘的面纱，一方山河万象的晴雨表。我们有什么遗产交给后代?用鲁迅的话来结束我的看法：希望是附着于存在的，有存在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光明，

我们应该有顶天立地的抱负，用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艺术中间找到自己的至高点。我为所有的装帧艺术家祝福，并且表示一个普通读者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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