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养·技术·难度·高度

“在人声鼎沸的街巷中穿行／总觉得鄙夷着我有千万只眼睛／不敢驻足窥视一眼／怕招来飞唾和残性的掌声／匆匆、匆匆、做贼似的溜跑／在寂寥的荒原里歇息释重／我愿与怯世的萤火结朋／默默地照亮着自己的一小片天空”。

这是一首2007年3月2日在新华网、网易、新浪等多家知名网站引起讨论的诗。这是新浪网友的评论：“鱼游在不同的水层，人活在不同的阶层。这是无法改变的。表诉让所有的阶层有了交流的可能，而理解也由此生发。这诗很不错。作者的那种心理描述，大多数的人都曾体验。一如鲁迅的‘破帽遮颜过闹市’。”①这是搜狐网友的评论：“庙堂之高,满目珠赤；江湖之远，却有奇葩。”②绝大多数网友都认为这是一首“好诗”，甚至有网友认为比当下的一些“著名诗人”的诗好。这首诗源于《京华时报》2007年3月2日发表的一则新闻——《破烂王诗歌成研究生赏析作品教授诗友力荐》。这则新闻报导了我与在北京收废品的河南民工张少言的真实故事。因为2006年是中国诗坛的多事之年，新诗坛的负面报告太多，所以这篇“正面报道”在2007年引起了“轰动”。很多人赞扬我的“伯乐”行为，却反对我对他的评价，因为文中引用了我的原话：“像这种不图发展和名利，只是在辛苦与受委屈时写一点东西的打工仔诗歌是纯粹的自然之作。我希望他能专心写诗，而不是为了成名，为了写诗而写……张少言已达到文学专业大一优秀学生的写诗水平。”③ 如一位搜狐网友指责我说：“他的诗才大一水平？那你有多少好诗啊？”④

2006年9月，在赵丽华被网友“恶搞”诗歌事件中，我写了一篇《新诗教授谈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一方面肯定赵丽华创作了一些好作品，如组诗《事实胜于雄辩》，甚至还认为被网友“恶搞”的几首诗中的《摘桃子》也是一首好诗，认为“恶搞”“对赵丽华，特别是诗人赵丽华来说是不公正的”⑤。另一方面既承认“口语诗”是一种可以存在的“风格”，也指出了她的诗作的弱点：“赵丽华确实是‘著名诗人’。但是今日诗坛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多元时代，她的诗，特别是网上所举的几首诗，不仅不能够体现目前中国女性诗歌的创作水平，更不能代表目前中国新诗的创作……赵丽华的诗确实太口语化了，太缺乏使用剪刀与磨石的意识和能力了。”⑥

在一个追求多元、宽容、自由、民主的时代，作为应该为诗人“保驾护航”的诗评家，常常把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作为座右铭的我却对诗人如此“苛刻”，被很多诗友认为是“不近人情”、“不谙世事”和“不识时务”。这绝不是因为我“自命清高”、“自命不凡”和“自以为是”。我在为人处事时总是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原因只有一个：在二十多年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新诗研究与创作中，我越来越意识到新诗要想在源远流长的诗的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想在汉语诗歌历史中留下痕迹，特别是要想摆脱目前的公信度降低的尴尬处境，必须重视八个字：学养、技术、难度、高度。

学养。指新诗人应该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与诗歌修养，做艾略特所讲的有一定历史意识的人。新诗人与不学无术者无关，新诗写作绝对不是“弑父式写作”。过分重视个人才能、轻视传统，特别是汉语诗歌传统的新诗人应该牢记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那段妙语：“对于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五岁仍想继续写诗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意识几乎是绝不可少的……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⑦ 只有具有历史意识的诗人才能够获得“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由文化修养与诗歌修养构成的“学养”有助于诗人的人格修养的提高。

技术。强调诗的“技术性”是想淡化诗人的“天才心理”，强化诗人的“学习意识”和“练习意识”。技术需要日积月累和基本功。如同现在国家授予的“工艺美术大师”，实际上是从学徒成长起来的高级“匠人”，他们的“匠人心态”远远多于“艺术家心态”。现在的诗人普遍不愿意把自己降格为“匠人”，不承认新诗写作有技术。我在大学课堂上讲到这个观点时，竟然受到青年学生的抵制。因为学生受流行观念的影响，认为新诗写作是无师自通的。百年中国新诗坛一直流行新诗人应该轻视“学问”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如俞平伯1920年12月14日于杭州写的《诗底自由和普遍》结论说：“诗人原不必有学问，更不是会弄笔头，只是他能把他所真感受着的，毫无虚饰毫无做作的写给我们。”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邓中夏在《新诗人的棒喝》中说有的青年“什么都不学，不研究正经学问，只学做新诗，最近连长诗都不愿做，只愿作短诗”⑨。2006年端午节我参加“鼓浪屿诗会”，会上一些知名的大陆诗人竟然公开在研讨会上宣称“诗人根本不需要教练”，诗歌教授竟然受到诗人的轻视和攻击。一位海外老诗人当场气愤地指责说：“我在海外写作总是感觉到知音难觅，无处学习。写诗不是无师自通的，我这次回国来就是来学习的，没想到大陆诗人这么轻视学习，这么无知。”2007年3月10日，我在珠海参加“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次论坛及简政珍诗歌研讨会”，听到一些文学教授公开反对写诗要讲“技术”，他们认为新诗应该自由抒写，感情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诗人不学习和不练习导致新诗人的通病——诗歌知识太贫乏和语言的基本功太差。

难度。难度不仅决定作品的价值，也决定诗人的写诗的态度和写作的方式。一个追求难度的诗人绝对不会把写诗看成比吐口水还要轻松的事情，一定不会“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百年来，新诗写作常常被视为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写作，有的甚至是“弱智”写作或“病态”写作。特别是近年来新诗在语言上的“粗糙”甚至“粗鄙”，令我这个“美文”、“美句”和“美词”的崇拜者忍无可忍。一首好诗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让读者产生阅读诗歌语言的“快感”和“美感”，至少应该让那些具有较好的语言智能和较强的审美能力的人感觉到“舒服”。

高度。这里的“高度”不仅是指如“立意高远，境界自出”那样的诗的内容甚至思想上的高度，也指艺术水平的高度。尽管现在是崇尚“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个性化走红的时代，“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不仅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甚至还可以雅俗共赏相得益彰。但是，诗在“怎么写”上，特别是在语言形式上，“雅”应该大于“俗”。在“诗要有体”、“诗要押韵”、“诗家语”等诗歌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现代人的诗歌观念主要由古代汉诗的教育培养，即使是普通读者也把“诗出侧面”、“诗家语是推敲出来的美的语言”视为诗歌常识。古代汉诗已经形成的“高度”迫使现代汉诗更要追求“高度”。我赞成当年鼓吹“平民文学”的周作人的观点：“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⑩ 对“高度”的追求，如同对“贵族的洗礼”的重视。

正是为了忠实地执行“学养、技术、难度、高度”这新诗建设的“八字方针”，除了“贬低”“破烂王”诗人张少言和“著名诗人”赵丽华外，二十年来我还做了很多这样的使诗人，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天才”的诗人扫兴甚至愤怒的事情:

1988年，受美国“自白派”诗歌的影响，中国的“自白诗”，准确点说是“直白诗”，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口语诗”，准确点说是“口水诗”，流行诗坛。在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我专门为《星星》诗刊写文章，指出“自白诗”不能降格为“直白诗”，在内容上应该有美国“自白诗”的“忏悔”意识，在形式上应该有“意象”，写“自白诗”的难度应该远远大于写意象诗的难度，如果写意象诗的诗人是一个诗人，写“自白诗”的至少应该是一个半诗人。

1990年到1996年，我在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西部文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西部诗歌的研究工作，针对西部诗人太重视写什么轻视怎么写的缺点，我强调诗人读书的重要性和诗歌写作的难度。当时很多西部诗人既不缺少激情和对诗歌的虔诚及献身精神，更不缺乏生活的底蕴甚至思想的深度，缺乏的是文化修养和诗歌的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特别是缺乏对语言的敬畏感、对做诗技巧的追求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打磨”意识，甚至缺乏一种科学的、认真的“写诗的态度”，缺乏古代汉诗诗人的基本功——“推敲之功”。1994年冬天，在甘肃省文联的一次研讨会上，很多本土理论家发言说东南沿海是“文化沙漠”，大西北才是“文化高原”。一位权威理论家甚至说河西走廊的任何一块石头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我忍无可忍地泼冷水说：“怎么讲、怎么写这块石头的故事比什么都重要。正如诗人奥登所言：一个青年作家的前途不在于他的情绪的力量中，也不在于他的观念的独创性中，而在于他的语言技巧中。”

2000年，我在《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发表了《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论现代汉诗的现实出路》。为了强调新诗的艺术性，强调新诗写作的难度与高度，我在标题中用了两次“艺术”一词，在文中我这样写道：“在十多年专业的新诗创作研究中，我一直‘鼓吹’新诗的‘平民化’写作。确实，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诗作品是人类语言智能的典型范例。但是如果真要将诗按照‘写什么’与‘怎么写’分为形式与内容两大部分……我更倾向于把诗的内容归于‘平民’，把诗的形式归于‘贵族’，即可以给诗下这样一个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定义：‘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因此，在世纪之交神州出现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争论时，我提出这样的好诗标准：内容上的民间写作，形式上的知识分子写作。”如同周作人在八十多年前的主张：“平民文学决不是通俗文学……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⑾ 进入新世纪，新诗写作的“难度”的降低。2002年《诗刊》下半月刊推出“新诗标准讨论”专栏，约请“学院派诗论家”写文章，我毫不犹豫地“旧调重弹”，在“新诗是‘新瓶装旧酒’”这个老话题上做文章，写了《打磨新瓶》（《诗刊》下半月刊2002年第3期），鲜明地提出“新诗写作需要难度”，主张用“意象与想象”和“剪刀与磨石”来解决新诗的“粗糙”问题。

2006年是中国诗坛的多事之年，更是我鼓吹“八字方针”最积极的一年。我应《江汉论坛》、《西南大学学报》、《今日中国论坛》、《诗刊》、《中国诗人》等多家刊物约稿，写了十余篇相关文章。过去一年，我还卷入了两次“诗歌事件”。我是无意之中卷入赵丽华被“恶搞”诗歌事件的，《新诗教授谈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是我一生中放在网上的第一篇文章，根本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只想在诗歌界内部讨论此事，目的是想唤起诗人们重视新诗的写作难度，所以放在专业的栏目中，分别是“诗生活论坛”与“网易诗歌论坛”，后来此文被新华网（未经作者同意）把完全不具倾向性的题目改为炒作性题目《著名女诗人变网络“诗坛芙蓉”恶搞有理？》。各大网站纷纷转摘，引发大讨论。2007年3月，我最后被《京华时报》说服同意报道张少言（破烂王诗人）与我（教授）的故事，确实有想“树诗坛正气”的愿望。我不想诗人再被媒体“妖魔化”。正是根据“学养、技术、难度和高度”四个标准，我认为张少言只有文学院大一优秀学生的水平。

我总结出“恶搞”事件发生的原因：“赵丽华的很多诗确实太口语化了……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诗歌风格，甚至是近年来众多诗人追求的‘口语诗’风格。这种风格却有点违背中国的诗歌国情，被民众骂为‘口水诗’。普通民众的诗歌观念主要来自古代汉诗，唐诗宋词的影响根深蒂固。古代汉诗在内容上追求‘言志抒情’，要求写崇高的志向和健康的情感，在形式上追求美……在写法上追求‘诗出侧面’……在表达效果上追求‘无理而妙’，在语言上追求‘诗酿而为酒’。可以把这种诗歌观念总结为：诗是间接地抒情言志的，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追求美的精致的语言艺术……如同新诗革命时期新诗人热衷于采用口语、俚语写诗，赵丽华们打破中国诗歌数千年的‘诗家语’传统，采用原生态的语言写原生态的生活，这个行为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错的是赵丽华们走了过分口语化的极端，受传统诗歌观念巨大影响的网友们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针尖对麦芒，著名诗人被恶搞的事件也就自然发生了。”这段话其实是我的“学养、技巧、难度、高度”“八字方针”的另外表述。我也“高度”肯定了这个事件的意义：“但愿这次著名诗人被恶搞事件能够给诗坛带来反省，诗人会注重公众形象，诗评界会有些‘行业自律’，诗评家会重视‘职业操守’……总结为一句话：新诗要重视中国国情，新诗从业人员要自尊、自爱、自强。”⑿ 这两段话遭到了一些认为今日诗坛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的诗人的攻击，有的人甚至还嘲笑说“王珂是城管”。

尽管我对诗坛“十分挑剔”，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今日诗坛“糟得很”，当然更不会因为自己身在诗坛，是“新诗人”或“新诗教授”就“敝帚自珍”甚至“讳疾忌医”。2006年10月，应《今日中国论坛》之约，我写了《中国新诗向何处去——从网友“恶搞”女诗人赵丽华事件谈起》。总结出新诗的六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使现代汉语更富有文采和诗意；丰富了国人，特别是普通人的感情和想象；丰富和完善了汉语诗歌；一些新诗反映了时代；新诗理论丰富了中国现代学术。总结出新诗存在的三大问题：诗体及新诗的文体标准问题；诗的职能单一；新诗人的公众形象欠佳。认为新诗要健康发展应该解决三大问题：强调诗是正经的生活；重视二十世纪汉语诗歌（新诗）的文体建设；重视新诗的经典化建设。我强调说：“诗要真诚，也要技巧，甚至还需要‘学问’……诗是实在的、正经的生活；诗也是实在的正经的语言艺术。提高诗人对日常生活、普通情感的‘敏感度’，提高新诗写作在语言上、文体上的难度，是新诗走出目前的‘公众信任危机’的良方。”⑿

2007年1月，应《诗刊》约稿，我写了《重视文体，建设和谐诗歌——新诗百年反思》，把百年来新诗的成就与贡献总结为以下十点：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感情；发展了汉语诗歌；记录了中国历史；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特别是现代流行歌曲；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甚至为中国女性的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为民族诗人提供了优秀的抒情文体，促进了民族诗歌的繁荣；新诗研究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文体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我找出了新诗存在的十大问题：生于乱世，先天不足；长于乱世，后天无法弥补先天的缺陷；缺乏必要的文体及诗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新诗人严重缺乏诗体意识、“诗家语”意识和古代诗人做诗的语言基本功“推敲”之功，降低了新诗的难度，助长了新诗人的懒惰；新诗人严重缺乏经典意识；一些青年诗人的浮躁、偏激、自负甚至投机影响了新诗的健康发展；外国诗歌的负面影响，一些诗人把浪漫主义精神片面理解为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过分强调自我表现和个人自由，助长了新诗诗人做人和写诗都不拘法度、力求自由的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行为；新诗理论界，特别是新诗评论界缺乏既敢说真话，又会说行话的理论家；新诗的普及工作和教育工作落后，长期缺乏行之有效的重视操作性的新诗普及教育。我认为目前新诗最需要做的两件事情是：重视“和谐诗歌”的建设，加强新诗的文体建设，提高新诗的文体价值；重视“经典诗歌”的建设。

2007年2月，我偶然在《飞天》2007年第1期读到西部诗人高凯的《百姓中国》。尽管这首诗的好坏还需要广大读者去评价，更需要时间的考验，但是我非常赞赏诗人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这首诗的写作与我的“学养、技术、难度、高度”的八字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我为这首长诗写的评论的题目是：《难度与高度：新诗的技术含量与新诗人的学识修养——读高凯长诗〈百姓中国〉》。我在文中写道：“经历了2006年这个‘多事之秋’，虽然‘诗歌的翅膀’没有被‘折断’，但是‘重创’了中国新诗，新诗的公信度及新诗人的公众形象严重受损。新诗的‘恶劣生态’逼得新诗人们不得不‘自尊、自强和自爱’。很多诗人以自己的行动——创作出优秀的诗作来向国人证明‘新诗不是百年之骗’……《百姓中国》的发表，给沉寂的诗坛带来了一些生气……诗人竭力追求抒情短诗的‘言简意赅’，使这首长诗具有‘精致细腻’的优点。诗人强烈的‘打磨意识’和较高明的‘打磨功夫’更成全了这种优点。高凯是诗人不是学问家，他却拿出了学问家的严谨甚至‘呆板’来‘钻研’姓氏，扩充相关知识，历时一年且易三十稿打磨而成。”高凯不是以“炒作”，而是以“实力”；不是当“运动健将”或者“交际花”，而是当“以诗说话的姓诗的诗人”来“出名”。这是值得赞赏的。在目前新诗的特殊生态中，这首长诗的写作意义大于文本价值，特别是在新诗是否应该提倡有难度的写作上，是对百姓心目中的以“梨花派”和“废话派”诗歌为代表的“口语诗”的反拨，是可以为新诗“正名”的写作。

2007年3月6日，寒潮袭来，我的心却格外温暖，因为我又有了一次“贩卖”王珂的新诗“八字方针”的机会——关注新诗命运的《南方文坛》约我写一篇谈新诗的“学养与技术”的文章，使我再得以“鼓吹”这个“八字方针”，坚持这样的观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学养、技术、高度、难度”都是新诗之所以为“诗”的必要条件，更是现在新诗摆脱“公信危机”、被公众“恶搞”的八字“箴言”。如果诗人有学养，诗歌写作有技术含量，新诗作品有难度和高度，世人，特别是在诗的王国成长起来的“中国百姓”还会，甚至还敢如此“轻视”新诗吗？

【注释】

① https://comment4.news.sina.com.cn/comment/skin/default.html?channel=sh&newsid=1-1-2405421&style=0

② https://comment2.news.sohu.com/viewcomments.action?id=248450443&pageNumber=3

③ https://news.sina.com.cn/s/2007?鄄03?鄄02/023812405421.shtml

④ https://comment2.news.sohu.com/viewcomments.action?id=248450443&pageNumber=3

⑤⑥⑿ 王珂：《新诗教授谈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6期。

⑦ ［英］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2—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

⑧ 俞平伯：《诗底自由和普遍》。《新潮》第3卷第1号，《新潮》（影印本）第二册，75—76页，上海书店，1986年。

⑨ 杨里昂：《中国新诗史话》，7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⑩ 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杨扬编的《周作人批评文集》，49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

⑾ 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11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

⑿ 王珂：《中国新诗向何处去——从网友“恶搞”女诗人赵丽华事件谈起》，载《今日中国论坛》，2006年第11期。

（王珂，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2006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诗诗体的历史考察与构建策略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6B2034。）

推荐访问:学养 难度 高度 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