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在晚清与“五四”之间

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下简称学科）作为大陆高校文科设置始于1949年。到1980年后，随着严家炎提出“文学现代化”标准，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该学科才逐渐成为国内诸子竞相鸣放的园地，海外汉学家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也接踵登陆，参与共建。

汉学家为学科带来了新意，亦难免争议。夏志清、李欧梵最初是因各自对鲁迅的别样阐释，惊动了大陆学界；后来王德威则走得更远：他在20世纪末出版《被压抑的现代性》（下简称王著）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①，挑战“五四”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起源”地位，不啻“石破天惊”。以“王德威”为关键词搜索知网，相关文献达七百余篇，其中有涉王著批评的，大致归为三类：现代性概念的边界，述史节点的要素，“压抑”的历史真相。

王德威莅临大陆比夏志清、李欧梵晚了十年，他就不免承受大陆已变得挑剔的专业眼光。比如王著将“现代性”概念归纳为“求新求变”，人家就会抢白“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②，暗示王著思辨的欠缺定性会让史述陷入时间节点的无限倒退。王著解释说，因西方的介入是中国文学“现代化”之必要条件，因此对“现代性”的回溯宜截止到晚清③，又马上招来驳诘，说该补白是混淆了“历史的实质的现代性”与“话语的建构的现代性”的差异④。更有甚者，是王著一方面将西方介入视作中国文学“现代化”（即“求新求变”）之前提，但另一方面王著又说晚清文学还有部分“求新求变”与西方介入无关，宜称为“中国文学传统之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那么，这到底算不算“现代性”？若不算，晚清文学又如何“现代性”，云云。

不能不说，大陆学界的批评确有道理，但症结却在：当如上指控针对王著将现代文学的边界推至晚清、在学理上有否破绽时，却忘了追究王著如此执着地将现代文学史门槛前移，其背后诉求何谓？

笔者认为，王著的学术意图，只有被置于学科史语境即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下简称《三人谈》）的“接着说”关系中，才能显现。明言之，王著是站在20世纪末，旨在通过对《三人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接着说”，来尝试“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与“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实践）的世纪性融合。这是一个雄心勃勃、亟须著者预支宏阔学思、却怕难调众口的大工程。从这角度说，王著在尾声自称“简略”⑤，恐未必全是谦辞。

王德威对《三人谈》

“接着说”

要追寻《三人谈》与王著的渊源关系，须回到三十年前的语境。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首发《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钱、陈、黄意欲打破近代、现代及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⑥，设想该整体靠五大要素来糅合：“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总体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设计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⑦

学界今已公认《三人谈》是将学科“立足点从‘政治’深入到‘文化’”⑧的一座里程碑，虽最初也饱受争议。陈平原曾追忆，“我们希望有一些平等的学术讨论，造成真正的理论对话”，结果却因为“触动”学科积累了“几十年的价值观念”而仅收到诸多“情绪化的反应”⑨。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命运实与后来王著的遭遇很相似，然更相似的或许还是彼此的创作动机。钱理群这般解释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构想的学术冲动：

我们都是属于现实感比较强的人。要是把我埋在过去的事情里我一点兴趣也没有，要是跟现实不相联系，那我们何必要去研究它。我把这种研究叫做“从当代想现代”，就是从当代文学中去发现问题，在追溯到现代文学去挖掘历史的渊源，是一种“倒叙”的思维方式。⑩

黄子平则解释了“倒叙思维”的正当性：“我觉得一种现代的悲剧感贯穿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往深里一想，就感到是由于一种共同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提到的历史任务一直在要求完成，至今仍在寻求解决的方法、途径，我就想如果把新时期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看作两个高潮的话，这之间……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那就带有一种整体性。可是我们的专业之间隔着一条杠；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就把这个联系切断了。研究起来就有许多毛病。同时我又发现，搞现代文学的也好，搞近代文学的也好，都和我们搞当代文学的一样，都各自感觉到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某种‘不完整’，好像都在寻找某种完整性，一种躲在后面的‘总体框架’。”11

可鉴“倒叙思维”诉求有二：“倒”与“叙”。

“倒”来自“当代反应”（注意，不是“反映”）。正如英国批评家利维斯说伟大作家的“卓异之处在于他们当其时而非常活跃——对时代异常敏感”一样，《三人谈》也认为优秀学者需借助优秀作品来完善自己对当代的思考——既包括对时代的思考，又包括对文学所呈现的思考的再思。同时亦可认定，《三人谈》的文学史观必将重视内容大于形式。

“叙”则来自“历史主题”，即引文所谓“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历史任务”。《三人谈》纵览百年中国文学，发现其所重视的“当代反应”（对现状的种种思考）始终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绵延或变奏，根源当可追溯到“五四”前后，这足以构成一条完整的文学史线索，故曰“历史主题”。也因此，若想充分解读“当代反应”，须同时追溯文学史线索的来龙去脉，这便不得不“倒叙”。

但其“倒叙”将遭受“80前”12学科的阻拦。“80前”的文学史观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为纲，将现代文学史视为革命史分支，于是原本一脉相承的世纪百年也就被断为三截：“现代”被限制在1919至1949年内；1840（鸦片战争）至1919年为“近代”；1949年后为“当代”。其后果，一方面，这造成了近、现、当代的机械区隔，增加了贯穿文学史线索的难度；另一方面，“80前”学科“以论带史”，也难免将“现代文学”主题化约为政治背书，使其在文学史上孤立于尚未革命的“近代”与革命分外亢奋、转而渐渐淡出的“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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