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

摘要：20世纪20年代，语文界的国语运动、文学界的白话文运动、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等共同促成了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剧变，小学语文教科书由“综合知识”编写模式转向“儿童文学”编写模式。周作人将儿童文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与“五四”新文化精神关联起来，奠定了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础，影响深远。

关键词：周作人；民国；小学语文

小学语文教育中“国语”教学的推广和儿童文学的兴起是清末民初社会变革思潮在教育界和文学界引发的新事物。20世纪20年代，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领域，促使小学语文教育日趋“儿童文学化”。在此过程中，周作人独树一帜的儿童文学研究及其教育思想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本文拟探析周作人在1920年代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探索小学“国语”教学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关系。

一、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现象

1920年是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关键的一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1月训令全国国民学校“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国语”取代“国文”，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入小学语文教育的开始。

实行白话文教学使得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均出现了暂时性空白：传统的以德育为主导的古代圣贤文章不用了，分科教学以来的识字教材和综合知识教材也不用了，拿什么来教小学语文?又该怎么教?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人提出了用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语文教育主要内容的设想。1920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儿童的文学》，指出了小学教育、小学生和儿童文学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周氏理论一石激起干层浪。胡适于1921年指出：“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周作人也说：“从这时候(民国十年至十三年之间)注意起儿童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出现”。其中，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现象尤其引人瞩目。

首先，教育学上出现儿童文学研究热。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1909年创办)和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1912年创办)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教育杂志。姑以此二杂志为例。创办之初的十余年间，《教育杂志》刊登有关儿童文学教育的文章只有寥寥数篇。但在1921年至1930年间，该杂志上刊登儿童文学教育论文20篇以上，如余尚同《国语教育的新使命——养成文学趣味》，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王志成《儿童文学的重要》，钟子岩《童话在教育上的价值之研究》，贺玉波《儿童的文学教育》，等等。几乎与此同时，《中华教育界》也大张旗鼓宣传儿童文学教育。1922年初，该杂志更以专刊“儿童用书研究号”(第11卷第6期)集中发表了20余篇儿童文学教育论文。

其次，小学国语教材的编写渐趋“儿童文学化”。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清末民初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和教辅材料的大户，其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体例颇有代表性。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12年出版《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编辑意图为“本书包含理科及天文、地理、历史等科之常识，按照程度分配”，“本书注重国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等俱择要编入”，还注重“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的实业学习内容如书信、账簿、票据等应用文章。它代表了民国初期以综合知识为教学内容的小学语文教育模式。1923年商务出版《新学制初小国语教科书》，选材标准是“顺应儿童心理发达之次序，分别选用材料，以满足儿童的好奇心、求知心、扩充儿童的想象力，诱导儿童的直观判断，使儿童自有动机，自愿努力为主要目的”，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和语言两大类，所选材料则是童话故事、儿歌、小说、儿童剧本等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材采用儿童文学选文方式，语言教育通过儿童文学材料完成，建构了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模式。商务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先前的“综合知识”编写模式遂被后来的“儿童文学”模式取代。这种以儿童文学教育为主的编写体例逐渐成为20世纪小学语文教材的基本模式，沿袭至今。

第三，初步展开了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文学教学方法的研究。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提出了教学方法改革的问题。以识字和综合知识为教学内容的教学法不再适应以儿童文学为主的小学国语教学。1920年代，教育学界展开了小学儿童文学教学方法的研究，如陈一鸣的《革新文艺教学法的建议》，沈炳魁的《文艺表演教学法》，周法均的《小学低年级的文学教学法》，张九如的《儿童文艺教学法》，沈百英的《小学读文教学的新贡献》，郑振铎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等等。他们提出并探讨了小学儿童文学教育中的识字、儿童文学欣赏和阅读等多个教学问题。

第四，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创作逐渐活跃起来。儿童文学进入小学教育后，很快激发了小学语文教师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热情。叶圣陶、陈伯吹等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经历较有代表性。1921年，叶圣陶发表《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并在两个月内写出了《小白船》、《芳儿的梦》、《梧桐子》、《大喉咙》等9篇童话。次年，叶圣陶又创作了他的童话代表作《稻草人》，1923年出版了儿童文学作品集《稻草人》，共收23篇童话。叶圣陶回忆自己童话创作时说：“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陈伯吹也说：“我的儿童文学工作，几乎总是伴随着我的教育工作而进行，两者密切相联系，互相配合着的。”

第五，儿童文学刊物开始作为小学语文教学的辅助读物。20年代初期多种儿童文学刊物创刊。以上海出版的儿童文学读物为例，有《儿童小说》、《世界童话》、《中华童话》等。此外，还有《小说月报·儿童文学》(1921)、《小朋友》(1922)、《儿童文学》(1923)、《晨报副刊·儿童世界》(1923)等。这些刊物很快就成为小学语文教师进行教学的辅助材料。1922年，陈伯吹在家乡小学任教，在教完教科书后，他便选择《儿童世界》、《小朋友》等作为教材。叶圣陶尝试将儿童文学引入小学国语读本。1932年，他编写了《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他说自己的编写意图是：“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叶圣陶的小学国语课本编写是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的一个典型实例。

综上可知，20世纪20年代，小学语文教育界已然形成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教学的探索风气，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现象在教学实践层面呈现出迅速发展的趋势。毫无疑问，这种趋势与周作人《儿童的文学》等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有关。周邦道、饶上达等人的儿童文学教育研究都申明参考了《儿童的文学》。赵景深、郑振铎等儿童文学专家也承认他们在研究初期深受周作人的影响。

二、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等对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影响和意义

周作人关注儿童文学由来已久。1906年至1911年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就开始关注人类学、儿童

学著作，安特路朗用人类学方法解释神话、童话的学说对他影响很大。后来，他进一步接触哈忒兰《童话之科学》和麦扣洛克《小说之童年》等著作，并逐步形成了“救救孩子”的思想。周作人能成为中国最早的王尔德和安徒生童话翻译者，即与此学术背景有关。民国二、三年间，周作人在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同时，还写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等儿童文学教育论著。但是，他的儿童文学研究热情曾受到抑制，这与所谓“退稿事件”有关。周作人回忆说：“《童话略论》与《研究》写成后没有地方发表，商务印书馆那时出有几册世界童话，我略加以批评，心想那边是未必要的，于是寄给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信里说明是奉送的，只希望他送报一年，大约定价是一块半大洋罢。过了若干天，原稿退回来了，说是不合用，恰巧北京教育部编纂处办一种月刊，便白送给他刊登了事，也就恕不续做了。”退稿事件虽然使周作人“不续做”儿童文学研究的文章，但他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并未停止。如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家麟、陈大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文言译本《十之九》，周作人很快写就批评文章《安德森的<十之九>》并发表在当年9月的《新青年》杂志上。此后，周作人还翻译了《卖火柴的女儿》等童话。但是，相对于民国初年而言，周作人研究儿童文学的步伐明显放缓。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热情再度高涨是在1920年。以《儿童的文学》为标志，1920年至1922年间，他写了《神话与传说》、《读童谣大观》等6篇有关儿童文学研究的论文，正如他自己所言：“在一九二〇年我又开始一一这说是开始，或者不如说是复活更是恰当，一种特别的文学活动，这便是此处所说的儿童文学与歌谣。”按照周作人自己的说法，他的儿童文学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是在民国初年，后阶段则从民国九年开始。前阶段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惨淡经营，乃至论文被退稿；后阶段在《儿童的文学》发表后，立即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儿童文学研究如火如荼开展起来。1920年底，周作人、朱希祖、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12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研究会负责出版的《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并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的摇篮。《晨报副刊》于1923年7月24日开辟“儿童世界”专栏，其创办宗旨为：“从今日起，我们添设儿童世界一栏，先陆续登载周作人先生的《土之盘筵》，以后凡有可以为儿童读物者，或创作或翻译均当多多登载，那非儿童读物，而如有关儿童学问的评论者，如承赐下，本刊亦所欢迎。”《土之盘筵》是周作人收集整理的民间童话和儿歌集。《晨报副刊》还推出了冰心《寄小读者》等。《小说月报》从十五卷一号(1924年)起开辟“儿童文学”专栏，在十六卷八、九号刊出《安徒生号》，十七卷一、二、三号还连续出版了“儿童文学”专辑，影响甚大。

其二，出现了大量儿童文学教育论著。赵景深于1924年初编著的《童话评论》搜集了民国早期较有影响的儿童文学研究论文，其中收录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研究论文11篇，均出自《儿童的文学》之后。具体情形为：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的价值》(《教育杂志》1921年11月)和《神仙在儿童读物上之位置》(《教育杂志》1922年7月)，戴渭清《儿童文学的哲学观》(《初等教育》1923年)，章松龄《关于儿童用书之原理》(《中华教育界》1922年1月)，周邦道《儿童的文学之研究》(《中华教育界》1922年1月)，饶上达《童话小说在儿童用书中之位置》(《中华教育界》1922年1月)，陈学佳《儿童文学问题》(《出版界》，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应在1921年之后)，赵景深、周作人《童话的讨论(三)》(《晨报副镌》1921年2、3月)，赵景深《童话家格林弟兄传略》(《晨报副镌》1922年5月26日)，郑振铎《童话世界宣言》(《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2月28日)，胡适《儿童文学的价值》(《晨报))1921年)。

此外，培养小学师资的师范教育开设儿童文学教育课程，出现大量相关论著，如魏寿墉、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1923年商务印书馆)，朱鼎元《儿童文学概论》(1924年中华书局)，张圣瑜《儿童文学研究》(1928年商务印书馆)，张雪门《儿童文学讲义》(1930年香山慈幼院)，赵吕青、徐迥千《儿童文学研究》(1933年中华书局)，陈济成、陈伯吹《儿童文学研究》(1934年上海幼稚师范学校丛书社)，等等。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阐述了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规划出小学不同年龄阶段的文学教学内容和教学要点，奠定了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础。首先，《儿童的文学》将儿童文学定位为“小学校里的文学”，明确地将儿童文学与小学联系起来，使得儿童文学不再是游走于文学、儿童学、民俗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间的“流浪汉”。其次，《儿童的文学》论述了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作者强调儿童的生活需要文学，这是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的价值所在。他用人类学原理解释儿童精神生活，他认为人的童年与人类的童年即原始人相似，而儿童文学也与原始文学相类，如童话与神话。周作人认为“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儿童)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得时期，是真正的生活”，等等。他还指出，儿童的想象力非常重要，既不能被压迫，也不能被放纵，需要通过正当的文学教育加以开发和引导。因此，儿童文学能满足儿童生活的需要。最后，《儿童的文学》规划出小学不同年龄阶段的文学教学内容安排。周作人认为，儿童有其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儿童教育应“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顺应本性加以教育。小学阶段一般为6岁至12岁。6至10岁时，儿童的观察力和记忆力逐渐发达，想象力也由被动向主动性发展；10至12岁，儿童在观察、记忆、想象诸方面与前者相近，但自我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开始发展。针对小学生这种心理发育渐变的过程，作者主张在6至lO岁时的教育应以诗歌、童话、天然故事等儿童文学为主，10至12岁时应以诗歌、传说、写实的故事、寓言、戏曲为主。

清末民初，关注儿童教育和研究童话已经出现在文化学界，代表人物有梁启超、黄海锋郎、孙毓修等人。但是，将儿童文学解释为“小学校里的文学”，并主张将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周作人无疑是第一人。

三、周作人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发生影响的社会生态

比较周作人民国早期前后两个阶段儿童文学教育论著，我们发现，除文句表达上的差别外(前阶段论文采用文言文写作，后阶段采用白话文写作)，思想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可二者产生的社会反响却有云泥之别。是什么导致了一被冷落、一被推崇的不同效应呢?

周作人以《儿童的文学》为代表的后阶段论著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非完全出自个人力量，而是与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有关。1920年，教育界、学术界、文学界发生了三件事：一是1920年1月，

教育部修正《国民学校令》，改初等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普通语体文”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语体形式；二是1920年6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教育哲学》在中国正式出版；三是1920年12月，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发表。三者同年发生，并非巧合。

初等小学“国文”改为“国语”，是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共同努力的结果。清末民初实行分科教学，小学语文名为“国文”。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成立“国语研究会”，主张改小学“国文”为“国语”。1917年第三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了《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主张“改国民学校之国文科为国语科”。1919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在第一次大会上，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其中议案三是“改编小学课本”：“把小学校所用各种课本看作传播国语的大本营”，“把《国文读本》改为《国语读本》”等。此项议案获大会通过，并被呈交教育部。1920年教育部改小学“国文”为“国语”的法令即源于此。国语运动的倡导者们大多是白话文运动的健将。1917年初，蔡元堵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他主编的《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北大，新编辑委员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一默等组成。1917年《新青年》先后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8年1月第四卷第一号《新青年》改用白话，采取新式标点符号，白话文运动全面展开。周作人先后发表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阐述了“人的文学”思想，这些文章奠定了周作人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地位。由于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双重身份”，遂使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逐渐合而为一，白话文借助国语运动顺利进入了小学教育。《儿童的文学》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表的②，它不单是一篇儿童文学教育论著，而且是周作人新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理群指出：“《儿童的文学》一文与《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一起，成为周作人‘五四’所建立的‘人学’的主要代表作。”《儿童的文学》在文学、教育等社会各界能一呼百应，实与它所代表的新文化思想有关。

此外，杜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中国弟子中著名的有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陈鹤琴、陶行知、张伯苓等。杜威教育思想被其中国弟子多方面实验，对民国时期中小学教育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如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推行的“壬戌学制改革”，舒新城推崇的“道尔顿制教育改革”，陶行知、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等等。杜威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亲临中国讲学两年。《杜威五大演讲》在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共印了11次。杜威教育哲学的两大基石是民主信仰和科学精神。杜威的儿童中心教育学说主张客观认识儿童和尊重儿童，将儿童从桎梏其身心的旧式教育中解放出来，使少年儿童成长为独立自主的人。杜威教育哲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五四”时期普遍关注青少年儿童教育的社会风气，提升了儿童教育的理论层次，为周作人小学儿童文学教育思想的传播和接受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周作人早期儿童本位思想既有现代西方儿童学说中的客观认识儿童和尊重儿童的成分，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童心说”因素。1914年7月周作人主持了绍兴小学成绩展览会，他在《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中表示：“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他在《学校成绩展览会杂记》中说“于疏末处见其真率”、“真纯可取，其稚气殊不可及也”、“乡村儿童便于自然观察，胜于城市远矣”。在周作人看来，儿童因未受传统熏染，保存了更多自然美好的本真人性，此种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赤子之心”、“童心说”等学说有相通的一面。在批判封建专制和促进人的解放方面，周作人与杜威的儿童本位教育思想有了更深的契合。周作人儿童文学教育思想也因此由客观认识儿童、尊重儿童、回归童心走向了解放儿童的更高层次。《儿童的文学》发表次年，周作人将其解放儿童的思想明确地表述为：“近代的文明实在只是从女人除外的男人的世界所成立，而这男人的世界又只是从儿童除外的大人的世界所成立的。现在这古文明正放在试验之上了。女人的解放与儿童的解放，——这二重的解放，岂不是非从试验之中产生出来不可么?”在周作人看来，女人和儿童因弱小而被男人和“大人”所奴役和束缚，妇女解放和儿童解放遂成为其人的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语文界的国语运动、文学界的白话文运动、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共同促成了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剧变。国语运动变革了传统小学语文的文言文教育的语体形式，白话文运动为小学语文提供了语体文儿童文学的教学内容，新文化运动确立了小学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周作人等人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树立起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的大旗，为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发展搭建了宽阔的平台，将儿童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关联起来，揭示出“五四”新“人学”思想在儿童教育上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成为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的理论先锋。

四、余论

20世纪20年代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使小学语文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现象也引起过社会上的不同反响，如30年代初发生的“鸟语兽言”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是以“五四”新文化为背景的小学儿童文学教育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读经教育在小学语文教育上发生的一次比较大的冲突。这场古今新旧的文化之争持续多年，许多文化名人都参与其中。这场学术气氛浓厚的争论后来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此后，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让位于中华民族的存亡抗争。抗战之后是内战，这场小学语文教育的重量级学术探讨最终因连绵战争而不了了之。

在新文化阵营内部，针对当时小学语文教育偏向儿童文学一端的情形也有不同的声音。如鲁迅多次指出：“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得)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理由是“(蜜蜂)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等等。这对于纠正当时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过热症候，无疑乃一清凉剂。

虽然人们对1920年代兴起的小学儿童文学教育存有不同的意见，但民国早期建立的以儿童文学为主体的小学语文教育模式却因各种机缘沿袭下来，并成为20世纪中国小学语文教育的主流。新世纪以来，小学语文教育屡被质疑，其中，教材编写问题甚多，这些是否与小学语文的儿童文学教育模式有关?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模式是否必然与综合知识教育模式不相兼容?小学语文教育该如何全面整合识字写字、综合知识阅读和文学作品阅读、书面表达和口语表达以及德育等相关教学内容?20世纪小语文教育史留下的或引发的这些疑问，都值得我们仔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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