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健者

丘逢甲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志士、卓越的教育家、著名诗人，他一生诗作甚丰，就其诗文遗产而言，无疑是中国近代文学中值得重视的精神财富。丘诗在过去，已为其同时代的人所推崇，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这样评价丘逢甲：“若以诗人之诗论，则丘仓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这是极高的评价。“天下健者”是丘逢甲诗作主体精神的直观显现，其诗作基本特色是浓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苍凉悲壮的诗歌风格。丘诗的思想艺术成就，首先源于他本人是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丰富文化素养与生活阅历的爱国者，同时也和他有较明确独到的创作思想有关，其诗学观念最终呈现为一种诗文风格与境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诗歌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感情，强化了诗歌对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丘逢甲的诗歌理论特别强调诗歌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其根源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创作精神主要体现在诗歌的思想内容上，振兴中华、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始终是其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从横向看，丘逢甲的爱国、忧国、报国之情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的主题：

第一，念台湾主题。1894年甲午战败，清王朝割让台湾给日本，激起了民众的义愤，丘逢甲为此曾“刺血三上书”予以抗议，但终不能改变成命。后组织的义军又抗日失败，被迫内渡。在他的诗中，一方面谴责清王朝的丧权辱国，另一方面写下了大量的念台诗，对台湾的思念之情日夜缠绕，浓得挥之不去。看山，他想起了台湾，“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望月，他想起了台湾：“明月出沧海，我家沧海东。独怜今夜月，犹与故乡同”元宵观灯，他还是想起了台湾：“看到六鳌仙有泪，神山沦没已三年”，真是“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

第二，反侵略主题。“年来无地能埋忧，战云黯黯东半球”，从1840年开始，列强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中国，丘逢甲在诗歌中慷慨激愤地控诉了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的暴行。如《闻胶州事书感》，强烈抗议德国侵略者派兵侵占胶州湾。《汕头海关歌，寄伯瑶》，揭露当时中国海关在洋人把持下的严峻事实，揭露了外国的经济文化侵略与渗透。其它还有《岁暮杂感》、《九龙有感》、《澳门杂诗》、《香港书感》、《珠江行乐词》等篇章，都反映了近代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的忧愤和抗争。

第三，忧黎民主题。丘逢甲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用诗歌来表达其对处于清王朝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广大人民深切关注的情怀。在《热风行》中，诗人记述了天灾、官税给农家造成了深重灾害。《老番行》描绘了台湾农村破落、民不堪受凄苦的现实。《述灾》充分表露了丘逢甲对劳苦大众的深挚同情。丘逢甲的诗歌还表现出对海外华侨的深切关注，如《新乐府·济良所》、《汕头海关歌，寄伯瑶》等。

第四，求新知主题。丘逢甲积极支持“诗界革命”，他主张扩大诗歌的题材，开拓诗歌的意境，他有不少歌颂新事物、宣传新思想的诗作。1903年春夏间，陈撷芬在上海创办“女学报”，宣传男女平等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丘逢甲欣然作诗《题陈撷芬女士“女学报”》致贺。同盟会员谢逸桥、姚雨平创办体育会，兴办学生军，丘逢甲喜作《送长乐学生入陆军学校》抒怀。此外，《纪兴宁妇女改妆事，与刘生松龄》、《题地球画扇》、《七洲洋看月放歌》、《海中观日出歌由汕头抵香港作》诸篇，均是歌咏新事物、新思想的诗作。

第五，抒幽愤、励节志主题。丘逢甲一生写有相当数量的怀古、咏史诗，对我国历史上具有贤才令德的仁人志士，特别是那些为捍卫民族利益，表现出浩然正气的英雄人物大加赞赏，如诸葛亮、祖逖、岳飞、陆游、郑成功、俞大猷等，在这类诗篇中，写文天祥的最多，有《凌风楼怀古》、《和平里行》、《己亥五月二日东山大忠祠祝文信国公生日》、《风雨中与季平游东山谒双忠大忠祠……》、《与季平柳汀饮东山酒楼》等诗作，都是借吊忠魂、追念文山来寄托自己报国无门、忠良受抑的幽愤情思，并以励节志。诗人于国家危难之际，一再以文天祥古迹为题入诗，实际上是以歌颂诗人胸际“尚雄”的图强正气为目的的。一方面，丘逢甲从这些历史人物的品格与业绩中吸取智慧与力量，激励自己复土雪耻、医时济世的志向；另一方面，以古为鉴，用以映照现实，披露清廷治下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借以激发人们去探索救亡兴邦的道路。“石阙苔荒一径深，悲秋怀古此登临。九州难画华夷限，万死思回天地心。南客旅愁观海大，东山云气压城阴。斜阳照起英雄恨，枯木寒鸦泪满襟。”此类诗表达了他渴求发扬历代英贤的爱国精神，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丘逢甲诗歌创作的爱国主义内容。

此外，丘逢甲还写有不少山水咏物诗，前期的诗作以表现大自然瑰丽景物和反映诗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为主；后期的诗作，大部分都是抒发念台思乡之情和反帝爱国之志。

以上各类题材的诗作中，总离不开诗人自我，即反映了诗人的思想、感情、愿望、风格，切切实实地实践了“诗中有我”、“诗无古今真为贵”的诗学主张。同时，因他的诗卷抒写了晚清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故被人们赞为“几乎可称诗史矣!”任何一个诗人并不能由于他自己和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还是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丘逢甲的伟大正在于此。

(二)爱国激情思绪如泉，形成了阔大雄直、境界深远的诗风。

丘逢甲论诗一直都推崇“雄直”的诗风，这本乎时代现实之孕育，发乎诗人心灵激荡之波澜，诗人立志终生报国为民的抱负形诸诗歌，就形成了对以雄直为主要特点的审美理想的追求。

丘诗的风格，其基本面是凌厉雄迈，特别是他的爱国诗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英雄退步即神仙，火气消除道德编。我不神仙聊剑侠，仇头斩尽再升天。”这首《离台诗》(之五)是诗人台湾抗日兵败，乘舟内渡前所作，诗人以极其沉痛的笔触，抒写心中壮志未酬的积愤。在“英雄”、“神仙”、“剑侠”三个喻象中，交织着内心的矛盾与激愤，更突出了“仇头斩尽再升天”的英气豪情。“碧血纵埋非汉土，赤心不死尚唐年。”“白日看云同报国，青山为我更题诗。”“海山自苍海水绿，对客挥毫洒珠玉。”“谁遣风雷起蛰龙，冥冥愁夜递秋冬。”“乾颠坤摇卧不稳，睡龙夜瞰风云气。”这些诗作气势磅礴、雄浑豪迈，或海山苍茫，或风雷阵阵，或天摇地动，在雄奇阔大的氛围之中，抒写“赤心不死”的报国情怀。

丘诗多慷慨悲歌，这是其艺术风格的又一面。秉性刚直的诗人，备受亡国丧家之痛，又饱领人情冷暖，这种独特的生活际遇和心理感受，既淬砺了他的思想意志，也陶熔了他特有的诗风：苍凉沉郁中腾跃英气，悲昂激宕而又明朗自然。“中原有客正悲歌，事去曾挥指日戈。谁解闻鼙思将帅，誓将倾篑障江河。”“依旧危城隐雾中，丽谯残榜署凌风。逃亡君相成行国，破碎河山失故宫。……欲移卦竹栽千本，遍洒天涯血泪红。”这些作品饱含血泪深情，在壮志难遂的悲愤中，流露出壮心不已的悲壮。正因为丘诗是有为而作，郁积勃发，因此往往情胜于辞，气胜于辞。丘菽园在《诗中八贤歌》中赞道：“吾家仲阏发浩歌，铁骑突出挥金戈；结庐近在东山阿，苍生其奈不出何!”潘飞声在《在山泉诗话》中说：“菽园论诗以余与仲阏同称，谓丘剑胆，潘琴心，其实仲阏长篇如长枪大剑，武库森严。七律一种开满劲弓，吹裂铁笛，真成义军旧将之诗，余每读靡不心折。”以“浩歌”、“剑胆”评论丘诗，可谓中的之论。

丘逢甲虽然崇尚雄直的诗风，但又注意到“刚柔合乃美”，诗风上不专宗任何诗派，正如其推崇黄遵宪诗所说的：“不妨前有古人，而我自为大宗”这些观点体现在创作上，就是锐意追求和发展雄直的诗风，但又有清丽婉洁的一面。如“昨日斜阳今细雨，菊花时节过秋溪”，“斜日满林仙袂冷，笛声牛背下空山”，“东风吹客送吟鞭，桃李满城花正妍”，这些诗句都写得清新、恬淡，活脱明快。又如绝句《山村即目》其二：“一角西峰夕照中，断云东岭雨蒙蒙。林枫欲老柿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仅选取“枫老”、“柿熟”这些富有秋色的画面，便生动地摹绘了一帧秋雨空蒙的小景，使人仿佛触摸到其中活跃的生活气息。此外，在诗人笔下，有不少作品表现为同首诗中兼有雄浑与恬淡意境。例如，《题画梅石》之二：“瘦石护寒梅，盎盎回春意。借君铁笛声，吹起群山睡。”“笛声”、“群山”以动衬静，声形俱现，生意盎然，形成雄浑恬淡兼美的风格。

(三)睁眼看世界，开拓诗歌创作新境界。

丘逢甲的诗学观中具有开放意识，他提倡“意活笔不死”的创作原则，认为写诗要“学有中西”，要勇于开拓新题材、新境界。为此，他响应“诗界革命”运动，写作了一批“新派诗”，这些诗作从多方面进行了努力，力求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一，新事物、新名词入诗。丘逢甲的诗作吸取了反映新思想、新知识的新词语，如地球、赤道、火车、电轮、民主、民权、殖民、军舰、国民等等，这些大胆实践，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推进了近代诗歌发展的新潮流。同时，丘逢甲注意做到使用新词语而又不伤及传统诗格，也不采用生僻隐语。如《澳门杂诗》之六云：“两园新旧傍山开，花下轻车走若雷。逢着人天安息日，亚当亲挟夏娃来。”诗中的新词语、洋典故用得清新而自然，并无标新立异之感。

其二，口语入诗。丘逢甲主张写诗以真为贵，因此他的诗更多地注重思想内容，而并不恪守旧框框，表现在语言方面，便是以民间口语，甚至民谚童谣入诗，写得通俗明快，朴实自然。丘诗的这一特色，在他早年诗作《台湾竹枝词》中，已不乏例子，如“牛车辘辘走如雷，日日城东去复回。红豆满车都载过，相思载不出城来。”又如他后期的诗作《游姜畲题山人壁》：“春山草浅畜宜羊，山半开畲合种姜。比较生涯姜更好，儿童都唱月光光。”即从俗谚：“畜羊种姜，利息难当”和童谣：“月光光，好种姜”脱胎而来，通俗晓畅，具有鲜明的客家山歌特色，琅琅上口，易于传诵。

其三，写作组诗。组诗就是将多首诗连缀成篇，这种形式早在东晋时期，陶渊明就写了以抒写隐居生活和感受为中心的组诗《饮酒二十首》，此后组诗的形式一直为诗家所采用。到了近代，组诗的形式为更多诗人所接受，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丘逢甲也作有《牡丹诗》20首、《游罗浮》20首、《惠州西湖杂诗》20首、《澳门杂诗》15首，这些组诗，每一首可独立成章，但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互相关联，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功能，便于表达壮阔的社会内容和复杂细腻跌宕的心灵境界，富于现实意味。

以上从丘诗的内容、风格及诗艺的创新三方面，分析了丘逢甲的诗学观如何通过层层递转的过程，最终呈现为他的诗歌风格与境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丘逢甲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也始终没有停止对诗歌创新的追求，他是一位随着时代潮流前进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诗人，他敢于改革和创新，以诗作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感情，并以崇高的人品意志感召他人，这便是他的诗歌审美精神的意义所在，正因如此，他才可称得上是一位晚清著名的诗人。

（管 华，广东行政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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