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古老技艺,绣制岁月流年

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扬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这是《国风·唐风·扬之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其中“沃、鹄”均是指山西曲沃，而“襮、绣”二字则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刺绣艺术。由此可以看出，山西在西周即有绣工存在。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李济于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颗被割掉一半的丝质蚕茧；1960年又在山西芮城西王村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陶质蚕纹纹饰。进入21世纪，山西考古研究所在绛县横水镇发掘了两座西周中期的大型墓葬，其中在倗伯夫人墓中的外椁上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拥有巨大凤鸟图案的荒帷（棺罩），面积达十多平方米的巨幅织绣图案，距今有3？60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都表明，晋绣在中国刺绣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武氏绣法”属于晋绣，是武氏家族代代传承下来的民间技艺，色彩艳丽、造型别致、实用性强，形成了独特的刺绣风格。

融汇域外风情的“武氏绣法”

“武氏绣法”源起汾阳，但并不是单纯的民间技艺，初始便融入了域外风情。早年间，汾阳有一首童谣：恰克图、库伦、张家口，买回糖食送进口，抿了一口又一口……童谣里唱的是旅俄晋商。这些商人除养家糊口和带给家乡经济实惠的物品外，也引进了一些域外文化。

武氏家族是末代晋商，武俊敏的曾祖父、祖父均是恰克图的经商者。早在1850年，她的曾祖父武丰盛（1796—1867年）便带着长子武权瑞与次子武辑瑞走西口谋生计。他们从汾州府一路向北，途经杀虎口，到达恰克图。之后历经学徒、司账、分庄执事等锤炼，在当地开了丝绸庄与皮草行。而每次长途归家，他们总要从贸易口岸给家中的女人们带一些外族饰品、绫罗绸缎及各种彩色丝线和绣花卡片。在當时，这样带有“洋味”的稀罕物着实称得上奢侈品。

本就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又擅长绣艺的曾祖母带领儿媳将这些域外来的精致材料精心地绣进一件件绣品中。武家的刺绣，便蕴含了普通百姓家不曾有的味道。

代代传承的女红手艺

清末民初，女红再度掀起高潮，刺绣成为一种时尚与生活品位，而且题材更为丰富，应用更加广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主要用于民间习俗、日常用品及服饰等。武俊敏的祖母因为母亲与婆婆都擅长绣艺，从小耳濡目染，长大后便成为一名远近闻名的巧绣娘，不仅针线好，绣艺精，还有一手漂亮的剪纸技艺。

民国时期，武俊敏的祖母还曾上过几年私塾，学过画画，练过书法，在后来的刺绣作品中，祖母都是脱稿完成，自己勾图、自己绣制。从祖母留下来的老绣片中，可以看到她精湛的刺绣技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晚辈的一份慈爱。

在武俊敏的记忆里，祖母总是坐在炕头上做针线活儿。每逢邻里街坊婚丧嫁娶、小孩过满月都要把祖母请过去做几天的针线活儿。祖母经常在各种面料或报纸上剪剪贴贴，还会做许多布艺玩具，如布老虎和布娃娃。布老虎做好以后会在它们的脸上画出眉、眼和嘴巴，栩栩如生的布老虎总会赢得童年玩伴们羡慕的眼神。在她童年的生活记忆中，祖母为自己做的虎头帽、虎头鞋、虎头围嘴，个个造型别致，一直被她收藏着。

武俊敏的母亲继承了婆婆的绣艺。她会剪窗花、做布鞋、绣鞋垫。武俊敏记得，母亲每年都要绣许多鞋垫送给家人和亲朋好友。母亲还喜欢描花，至今仍能脱稿画出“喜鹊登梅”“莲生贵子”等鞋垫样。武俊敏从那一双双鞋垫中体会着母亲的爱意，家庭的影响造就了武俊敏对晋绣的挚爱和坚守。

山西的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条件和区域文化，但是在几千年的传承与融合中，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其他绣种的艺术共性。民间刺绣也被称为代代传承的“母亲的艺术”，母亲在刺绣作品中倾注了自己毕生的智慧和情感，她们敦厚坚韧的品格使民间刺绣艺术散发出人性的光辉。

霸气出击的“唐人绣坊”

为了发展壮大晋绣事业，保护和传承山西晋绣这一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保存山西特有的民间“文化基因”，使其延续魅力，武俊敏创立了“唐人绣坊”，不断壮大并创新武氏家族绣艺。

有了“唐人绣坊”，她将家族技艺与别家的技巧巧妙融合，很快形成了具有武氏特色的别致绣法。“武氏绣法”最突出的针法是平针、掺针、插针三种。平针即以“平涂式”的色彩效果，使画面整体均匀、平稳；掺针则以“晕染式”，将画面颜色深浅过渡自然，有光泽，具质感；插针是通过“点缀式”，使画面局部华丽、活跃。从不同针法中，武俊敏又延伸出独特的盘绣、拉绣、挂绣、堆绣。盘绣是将数根丝线搓成细绳，用绳线盘绣出图案，立体感强，多用于服饰中勾勒关键的图案元素；拉绣是将丝线绣出编织效果，一般用于装饰品；挂绣是用色线绣成彩条，装饰吊带之用；堆绣是将棉絮充入主体图案布里层，形成起伏不一的浮雕效果。

“‘唐人绣坊’的创立是为了突出‘晋文化’，延伸‘晋品牌’，体现三晋厚重文化内涵，打造具有观赏和实用双重价值的晋绣艺术品及山西文化旅游纪念品。”武俊敏说。

寓意深厚的绣艺作品

“武氏绣法”的作品不但让人欣赏到古老元素的意境美，还让人欣赏到刺绣的工艺美。凭借特殊的针法和五彩斑斓的绣线，使绣制出来的作品达到了一般刺绣所不及的艺术效果。

“武氏绣法”产品种类繁多，被罩、枕顶、门帘、靠枕、服饰、衣戴佩物、婚嫁礼品无所不有，如肚兜儿、围嘴、虎头帽、喜庆靠枕、香包、汽车挂件等。图样和题材广泛，大多根据实际需要而选择。

“武氏绣法”其作品文化内涵丰富，以象征和托物寄意的手法，表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如作品《吉祥有余》的“祥”借谐音大象的“象”，在大象背部设计十条鱼象征“十全十美”“年年有余”之意；又如作品《辈辈有余》，鱼背上“背”着一条鱼，取谐音“辈”，寓意“辈辈有余”；再如用蝙蝠、佛手象征“福”；人们希望摆脱贫穷，加官进爵，常借用美丽的梅花鹿象征“禄”，饱含鼓励上进之意；人们希望长寿，凡给老人刺绣衣物，有桃、寿星、仙鹤象征长生不老；送给新婚夫妇的被面、门帘，多绣喜鹊、鸳鸯、龙凤等图案，表示夫妻恩爱、婚姻幸福美满；小孩的肚兜多以花卉、仙桃绣在中间，再以蝙蝠万字组成边缘图案，取蒸蒸日上、长命百岁、福禄吉祥之意；门帘多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有情节的内容，也有花鸟、蝴蝶，再配以吉祥话语；枕顶的花样，既有各种飞禽走兽、花草鱼虫、人物故事等主题，又有千变万化的花边和各种吉祥文字。

福、禄、寿、喜已构成一组观念，它可以囊括全部的幸福内容。如将蝙蝠、桃子、双钱相结合，寓意“福寿双全”；五只蝙蝠围绕寿字，寓意“五福奉寿”；胖娃娃手持莲花，怀抱大鱼，寓意“连年有余”；女儿出嫁裹肚上绣的石榴，寓意“多子多福”。俗话说“画中有戏，百看不厌”，一针一线里寄托着美好的情感和希望，融进了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武俊敏说，作品让人认可与喜欢，不能单纯靠绣艺，一定要有别人不具备的独特创意以及文化内涵。“武氏绣法”作为一种传统技艺的形态而存在，由于它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以其独有的魅力和蕴藏其间的纯真情感打动和吸引着人们。

源远流长的文化价值

传统手工艺对当代社会的价值，除了工艺、造型、技法及创造的丰富纹样以外，也体现在通过手工艺所展现的思想观念以及传统美德上。“武氏绣法”不仅融合传统绘画、剪纸、面塑、书法、布艺等各种艺术为一体，还具备了较高的审美价值。但传统刺绣留给我们的情感，才是真正流传下来的精神财富和创作源泉，那是表达自己心灵的窗口，只有有了这些感情的表达，刺绣才具有传承的生命力。

为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晋绣技艺，加强青少年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对祖先技艺的了解，武俊敏专门开设了晋绣研学体验课程，通过体验课不仅能开阔青少年的视野，而且能使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后继有人”，具有深远的意义。

目前，武俊敏将晋绣文化与产业相结合，实施晋绣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以基地建设为中心，形成产业规模，有助于培育支柱产业，拓宽城乡就业渠道，实现城乡妇女居家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带动旅游、餐饮、娱乐、科研等相关行业发展。

晋绣记录着绚丽辉煌的中国历史，见证着华夏文明，传承着三晋文化特征。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人文精神和精湛的传统手工技艺，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无与伦比、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它是中华民族个性和民族审美习惯“活”的显现，这种遗产是民族精神和创作的源泉，是历代人积累的价值和经验宝库，并具有历史性、民俗性与美学性等价值。挖掘历史、关注当代、传承未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在不断发掘、拯救晋绣这一瑰宝的历史担当中，武俊敏不断创造出更多构思巧妙、立意独特的绣品佳作，并借着中国文化的复兴大潮，在实现“晋绣梦”的道路上，矢志不渝，躬身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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