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情系母语、献身乡村教育的伟人

【摘 要】教育家陶行知对浙派语文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引领，对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奉行儿童为本，提倡把书读活，重视语文实践，主张教学融通，自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语文教材。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用完整的生活做教育实验，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他的做法和理念可以为当下的教育改革带来许多启迪。

【关键词】浙派语文 乡村教育 教学做合一 实践

在“浙派语文”的历史中，陶行知是无法绕开的话题。其一，陶行知虽出生于安徽歙县，但祖籍是浙江绍兴的陶堰。《绍兴市志》的“人物篇”中，此事赫然在编。其二，陶行知的一生虽奉献给平民教育运动，普及乡村教育，为中华民族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服务，但论其主要内容却是从识字断文入手，在传播母语文化的同时滋养国民精神。他的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等，也主要渗透在用以传播母语的识、读、写中，以便实现普及乡村教育运动、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伟大目标。其三，他的著名弟子金海观（浙江诸暨人）仿效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精神，于民国21年（1932）任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薪火接力的依然是乡村教育运动，该校被认为是与晓庄师范齐名的一所浙江名校。别的不说，光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学校迁址松阳、庆元、景宁等地，在坚持办学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社会教育，仅松阳古市一地，湘师师生就办了民校91所、147班，男女学员达到4300人。金海观校长还设计了“教学担”，让师生挑担上山送教。历年来学校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小学教师，其中极大多数工作在浙江小学语文教师的岗位上，成为当代奋斗在浙派语文第一线的骨干教师、浙派名师……如此等等，数不胜数。因此，“浙派语文”的发展史上又怎能缺失了陶行知这个情系母语、献身乡村的教育伟人的身影！笔者认为，他对浙江语文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引领，在以下一些方面更是因居功至伟而足以彪炳史册。

一、奉行儿童为本

儿童是人类社会的未来一代，他们承载着祖国的希望、世界的企盼。教育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关爱。但是，在陶行知先生那个年代，儿童不仅得不到真正的关爱，而且成了最苦难的一代。

社会发展、文明进步，首先得从尊重儿童开始。成人决不能认为儿童是啥也不懂的孩子，而不予以平等对待。陶行知在自编的识字教材《老少通千字课》中就自创了一首诗：“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所以，他认为若要解放人类，就先得解放儿童。他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提出，儿童是有创造力的，但关键是先要解放儿童。一是要“解放小孩子的头脑”；二是要“解放小孩子的双手”；三是要“解放小孩子的嘴”；四是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间”；五是要“解放小孩子的时间”。只有把儿童“解放”了，方可施以民主的教育，也才能真正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这著名的“五大解放”即使在当代的课改高潮中，也依然被人们奉为儿童教育的圭臬。他在推行乡村教育运动的地区、在儿童中倡导“小先生制”，让学生当老师，以解决当时严重缺乏学校、缺少师资的难题。他认为，在乡村教育运动中要让广大贫苦农民识字断文有二十七个关口，其中“至少有十二个重要关口，都要靠小先生去攻破。小孩子能不能做小先生，成了严重的问题”。但实践证明“我们有铁打的证据”可以“保举他们做先生”。他举例南京晓庄佘儿岗的农民办了一所农村小学，校长、教师、工友都由学生担任。因为他们是自己教自己，所以又称为“自动学校”。为此，陶先生写了一首诗称赞他们：“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从小学生可以当“小先生”到开展互教互学，乃至组建“学习共同体”，这种“小先生”精神即使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今天，也依然适用。

教育以儿童为本，教师为学生服务，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他一辈子为此践行，不遗余力。他不仅以这样的理念办学，而且全方位地身体力行。他写过许多送给儿童的诗，还在教育之余编写儿童读物，如《一只鸽子》《乌鸦歌》等。其中不仅有文学类的，还有适合儿童阅读的科普读物，如《儿童的度量衡》《空气的科学把戏》等等。所有这些都对浙江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真称得上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了。

二、自编语文教材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不仅有“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系统的学理建构和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而且也有相应的教学内容的建设。陶行知曾致力于编写语文教材，如《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等。这些虽然都是识字课本，但都不是孤立地识字，而是寓识字于一些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谚语、俗语、传说、谜语、故事之中。课文采用口语式的大白话，能充分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编者只在文后列出一些生字，以方便学生识字。他主张以生活为中心来编制“实用”的教科书，反对单纯以文字为中心而脱离了生活实际的教科书。他编的语文教材也是如此，如《自立立人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老少通千字课》第1册第10课）谜语：“小时头发白，老来头发黑；无事戴帽子，有事光秃秃。”（《老少通千字课》第3册第4课的《笔》）其中也有一些是文学作品，但一律明白如话，朗朗上口。如《平民千字课》第1册第15课的《燕语》：“借你家里住，轻轻飞，低低语。借你家里住，你不要厌恶，避避风，躲躲雨，我是客人你是主。在你門前过，你不要厌恶；在你门前过，我到秋天就回去。”教材中也编入古诗，但绝对明白晓畅，如《平民千字课》第2册第26课《家信》：“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二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也有较长的课文，但一样通俗好懂，如《老少通千字课》第4册第18课《为何只杀我》：“汤家太太做生日，家家为她拜寿忙。车满门，客满堂，为何不杀羊？羊说道：‘羊毛年年剪得多，为何不杀鹅？’鹅说道：‘鹅蛋好吃不可杀，为何不杀鸭？’鸭说道：‘白细鸭绒好做衣，为何不杀鸡？’鸡说道：‘五更天亮报时候，为何不杀狗？’狗说道：‘我看家门你玩耍，为何不杀马？’马说道：‘一年给人骑到头，为何不杀牛？’牛说道：‘我耕田来你收租，为何不杀猪？’猪说道：‘今天大家都快活，为何只杀我？’”这风趣的童谣，既寓关于家禽、家畜用途的常识，又有极浓的“顶真”修辞和分节转韵的艺术风味，读来真的是满颊留香。这样编写教材，完全体现了陶行知的语文观。他在《中国大众教育问题》一文中说过“怎样写大众文”的问题：“我们的眼睛看惯了古文、白话文，容易引我们走错路，比较起来，还是耳朵靠得住。我们的耳朵还是和大众接近些。所以，写大众文的一个好方法是请我们的耳朵出来指导我们。凡是耳朵听得懂、高兴听的才把它写下来。”这样的语文课本对国语教材的改进有重要贡献，即使在今天，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三、提倡把书读活

如何阅读，是语文问题，更是事关每个人在学习中获得发展、在精神上实现成长的生命问题。对此，陶行知先生始终强调要“活读”，不要“死读”。他说：“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我从前在晓庄办了一个图书馆，叫作‘书呆子莫来馆’……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也是为着用，为着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说书》）

当然，学生要学会活读，责任还在教师。“要拿活的书籍去教小孩子……我们教授小孩子，对于书籍的死活，就不能不慎重；所教授的书籍，要有统系的，前后都能连贯得起来，不是杂乱无章的，这才是活的教育。若只是闭着眼睛教死书，也不顾那些书适用不适用，这样我敢说就是死的教育。”（《活的教育》）至于什么书才是活书？他在《新旧时代之学生》一文中认为：“活书是活的知识之宝库，花草是活书，树木是活书，飞禽、走兽、小虫、微生物是活书。山川湖海、风云雨雪、天体运行都是活书。活的人、活的问题、活的文化、活的武功、活的世界、活的宇宙、活的变化都是活的知识之宝库，便都是活的书。”

活书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活的书只可以活用而不可以死读”。他特别强调的是“新时代的学生要用活书去生产，用活书去实验，用活书去建设，用活书去革命，用活书去树立一个比现在更可爱可敬的社会”。（《新旧时代之学生》）陶行知先生为什么如此强调“读活书”？因为这不只是一种学习方法，还是更具根本意义的学习目的的问题，深度地体现了他“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学理。其重要性甚至被提升到了关于“学生”的定义，正如他在一首诗歌中所提出的惊心之问：“小孩子，小孩子，哪几个是学生？哪几个是学死？”（《学生或学死》）原来“学生”就是要“学”着“生”的，如果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那就成了“学死”了，还怎么叫“学生”呢？

四、重视语文实践

学习语文就是要“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这是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陶行知先生认为，语文要重视实践，所有的教育都必须从实践出发，与实践相联系，因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他本来改名叫陶知行，取意于王阳明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后来他认为这不对，应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所以又改名为陶行知。他认为“知”的源头在“行”，“教”的源头在生活，就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念。我们应当“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谈生活教育——答复一位朋友的信》）

他认为，“《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行是知之始》）但现在的问题是“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出处同上）这与今天我们特别强调语文课程的综合性与实践性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陶行知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行动的。他在《平民千字课》“编辑大意”中提出的三条宗旨是：“（一）培养人生与共和国国民必不可少之精神态度；（二）训练处理家常信札、账目和别的应用文件的能力；（三）培养继续读书看报和领受优良教育之志愿和基本能力。”真是立足生活应用、言简意赅的表述。他主张在生活中学，在实践中用，“即知即传”，自己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民主教育之普及》一文中他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因事在成渝公路上的来凤驿住了一晚，吃晚饭时来了一群要饭的苦孩子。他在设法让他们吃饱之后，乘这个机会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愿意读书，我很愿意帮你们的忙。”孩子们说愿意，但他们没有书。陶行知就指着对门的一块招牌“中华餐馆”说“这就是书”，又指着另一块招牌“民国饭店”说“那也是书”。于是他就开始读起来：“中华餐馆，民国饭店，中华民国，中华国民……”孩子们都记住了，陶行知又指着一幅标语引导他们认读“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读完了，陶行知又问：“要不要学写字？”大家说没有笔，也没有纸。陶行知便伸出右手的第二个手指说“这就是笔”，又摊开左手手掌说“这就是纸”，便教大家学写字，然后又叫大家坐在一张八仙桌周围，用手指沾了水在桌面上写……即使在那样的条件和环境下，陶行知先生也可以将语文的“教”“学”“做”如此付之于行动，确实令人感慨。

五、主张教学融通

“教”与“学”应当融通，“师”与“生”更该平等，这是教育的真谛所在。教师是执“教”的一方，学生是践“学”的一方，两者不该截然对立。陶行知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就郑重指出：“唯独肯拜人民与小孩为老师的人，才能把自己造成民主的教师，也只有肯拜人民与小孩为老师的，那民主作风才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有一次，他到南通州去推广“小先生制”，写了一篇一分钟演讲词，中间有一段是“读了书，不教人。甚么人？不是人”。不料陶先生刚讲完，有个小孩子马上提出来：“陶先生，你的演讲最好把‘不是人’改为‘木头人’，‘木头人’比‘不是人’更好。因为‘不是人’三个字不具体，桌子不是人，椅子也不是人，而‘木头人’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印象。”陶先生不仅虚心接受了这个意见，而且称赞了这个孩子。在陶先生那里教與学是如此相融，师与生又是如此民主，由此可见一斑。

陶行知一直把“教学做合一”视为“生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策略。他说过：“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而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同时，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教学做合一”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从“教”的方面说，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从“学”的方面说，学的方法又要根据做的方法。所以，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要以做为中心，也就是要以实践为中心，服务于实践，落实于实践。现在，不少教师仍然在为如何改进教法而困惑。其实，陶行知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为我们找到了方向：去深入了解学生的学情，从学生的学习活动中去确定应当如何施教。“教”永远为“学”而存在，为“学”而施行。

陶行知教育思想是针对中国国情出发，在社会教育革命的实践中发展起来，并为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思想。他用完整的生活做教育实验，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对此，郭沫若先生曾誉其为“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今天，我们回望这位献身乡村教育、传播母语文化的教育大师，他依然可以为当下的教育改革带来启迪和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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