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词寄意,柔情似水
有感而作。由男中音应尚能作曲,采用小音阶的调性,难度极高。应尚能写成此曲后,在杭州西湖大礼堂举行音乐会首唱这首歌,声泪俱下,十分感人。”③ 《吊吴淞》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中气势磅礴、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之作品。
清唱剧《长恨歌》是韦瀚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词杰作。韦瀚章说,黄自和他创作这部清唱剧,一方面是出于教学上的考虑,想以此来填补音专合唱课长期没有中国教材的空白;另一方面,也有针砭时弊的意向。④同时,“清唱剧”名称也是韦瀚章建议翻译而成的中国化名称。本来,在西方音乐体裁中,这种有人物、情节、故事内容而又无须化装、表演的大型合唱形式,称为“cantata”(康塔塔)。韦瀚章说:“我们广东有些戏剧,光是唱而不演,我们称它为‘清唱班’……我问黄自:我们这个cantata《长恨歌》,都是唱而不演的,我们不如给它一个名字,叫‘清唱剧’好不好?”⑤黄自觉得这个名称不错,决定采用。这个中国化名称译得十分贴切,否则,它只能拥有一个不中不西的名称——康塔塔《长恨歌》。
在《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1933—1935)编写过程中,韦瀚章负责歌词编撰。在全部69首歌曲中,韦瀚章自己动笔写了14首歌词。《雨后西湖》、《睡狮》、《燕语》、《采莲》、《秋夜》等,都是富于儿童情趣的词作。如《秋夜》(应尚能曲):静/ 秋水无痕似镜/ 听/ 何处渔笛声声/ 丹枫露冷/ 银汉澄清/ 斜挂一轮孤月/ 稀微几点疏星。歌词有着诗一般的意境。韦瀚章词作节奏明快,语言易懂,富于童谣特色,显示了多样化风格。这一阶段,既是他歌词写作的开端,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时期。在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长恨歌》乐谱前序中,他写了一句情深意长的话:“黄自和我的会合,与其说是偶然的机缘,毋宁说是必然的趋势。词作者需要作曲家,和作曲家需要词作者,是同样切要的。”⑥ 晚年时,还经常怀念音乐的第一知己——黄自。他动情地说:“如果,我没有到音专,没有遇到黄自,也许就不一定是今天的我了。”⑦ 韦瀚章和黄自词曲珠联璧合,堪称我国近代词作者与作曲家之间合作的楷模。
韦瀚章于1936年夏离开国立音专到南京任职公务员。抗战开始后,于1937年底回到上海,1938年初抵达香港。1946年再回上海,出任沪江大学校长秘书。这期间,写作了《白云故乡》(林声翕曲,1938)、《一把剪》(应尚能曲,1946)等歌词。1950至1959年任教于香港中国圣乐院;1959至1970年赴沙捞越任北婆罗洲文化出版社华文编辑;1970年起定居香港。
韦瀚章一生写作各种类型词作近130首。他的词作清雅婉丽,体现他凭词寄意、柔情似水的细腻内心感情和词语凝练、富有音乐美感的文学诗词功底。他还创作了一部三幕四场的歌剧剧本《易水送别》(林声翕曲,1981)。在香港定居期间多与林声翕、黄友棣等作曲家合作,写了大量独唱曲和声乐组曲的歌词。
国立音专具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诗歌与歌词创作群体,如易韦斋、青主、韦瀚章、龙榆生、廖辅叔,学生中有华文宪、陈田鹤、刘雪庵、贺绿汀、钱仁康、陆仲任、邓尔敬等,他们都有优秀的诗歌与歌词作品问世。易韦斋、龙榆生也是其中享有盛誉的词作家。
易韦斋(1874.4.28—1941.1),广东鹤山人。名孺,初名憙、廷憙,又名子孺,别号大庵居士。早年就读于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清末秀才。后留学日本,学习师范教育。辛亥革命后和萧友梅同为总统府秘书。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为萧友梅歌曲创作写作大量歌词。《今乐初集》(1922)中20首歌词、《新歌初集》(1923)中25首歌词以及《唱歌教科书》(一、二、三册)中30首歌词全部为易韦斋所作。1928年任国立音乐院副教授兼文牍员。⑧两人为歌曲创作长期合作者。《问》和《南飞之燕语》为他歌词代表作。但如廖辅叔所说:“可惜的是易韦斋终究是旧式文人,写起歌词来虽然力求创新,那些歌词总有点像那些‘解放脚’,遣词造句,不大自然,从而影响了歌曲的推广。”⑨ 易韦斋工诗文、音律、书画,尤精于篆刻。为“乐艺社”(1929)发起人之一,“音乐艺文社”(1934)干事委员之一。因不甘拘束于按时上课而辞职。
龙榆生(1902.4.26—1966.11.8),江西万载县人。学名龙榆生,又名沐勋,因与堂兄弟排行第七,就自称龙七。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四年级结业。有位堂兄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他假期中学习堂兄带回的听课笔记,把自己的心得与文章托堂兄带给黄寄刚教授过目,深获黄先生赏识,推荐他担任中学教师。1927年夏,经厦门大学陈石遗教授推荐,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讲师,次年升任教授,后任中文系主任。⑩1928年起在国立音乐院代课。1931年2月任国立音专兼任教员。1936年由兼任教员改为专任教员。1940年赴南京。他对新诗歌词有浓厚兴趣并进行深入研究。歌词代表作有《玫瑰三愿》、《好春光》、《蛙语》、《朦朦薄雾》等。出版《中国韵文史》、《东坡乐府笺》、《词曲概论》、《唐宋词格律》等著作,词学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他与萧友梅为“忘年交”,曾云:“萧先生严于律己,天性是近于我国古来所谓‘狷者’的。他对音乐院的经营和发展,是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这绝不是我个人‘阿私所好’,实在是‘天下之公言’,后来必定会有人来论定的。”1949年起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上海博物馆编纂、研究员。1956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文学教授。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66年病逝。
萧友梅曾说:“音乐和诗歌是有一种极密切的关系,学作曲的人不懂得诗歌,怎能够创作歌剧和乐歌?研究声音的人不懂得诗歌,又怎能把诗歌的灵魂,依照诗人的意旨,用你的声音演唱出来呢?就一个研究器乐的人亦非懂得诗歌不可,因为器乐是免不了要和声乐合作的。一个学钢琴的人,不是很应该学习乐歌的伴奏吗?如果你是诗歌的门外汉,那么,你的伴奏怎能够和唱歌的人和艺能和合为一呢?因为这种种的缘故,所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特设有诗歌一科。”萧友梅把音乐和诗歌关系以及学习音乐的人需要重视诗歌与文学的道理,说得十分透彻。
国立音专开辟了一条重视音乐与文学结合的优良传统,它也是提高音乐专业学生文化素养极为重要的途径。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如果丢失重视“母语”文化的宝贵传统,将会是一种历史倒退的悲哀。
注 释:
①颜廷阶编撰《中国现代音乐家传略》,第117—128页。
②“韦瀚章先生评论”,刘靖之编《中国新音乐史论集》(1920—1945),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8年第1版,第326—328页。
③费明仪《国立音专与韦瀚章》,刘靖之编《中国新音乐史论集》(1920—1945),第301—325页。
④戴鹏海《黄自年谱》,《音乐艺术》1981年第2期,第16—30页。
⑤刘靖之编《中国新音乐史论集》(1920 —1945),第328页。
⑥同注③,第310页。
⑦同注③,第316页。
⑧《国立音乐院院刊》第1号中《国立音乐院教职员一览》,列出教职员共21人。萧友梅为教授兼教务主任、代院长;李恩科(事务主任)、王瑞娴(钢琴)、朱英(琵琶、笛兼注册员)、方于(法文)、吕维钿夫人(钢琴)等为讲师;吴伯超(钢琴、二胡)等为助教。
⑨廖辅叔《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先生》,《乐苑谈往》第16页。
⑩龙顺宜《好教我留住芳华——龙七生平简述》,《音乐艺术》1985年第3期,第60 — 63页。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舍落成纪念特刊》之“教员姓名录”,第88页。
龙沐勋《乐坛怀旧录》,原载《求是月刊》1944年第1卷第2号,《萧友梅纪念文集》,第21页。
同注,第18页。
萧友梅《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发刊诗歌旨趣》,作于1930年3月19日,原载“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之黎青主《诗琴响了》诗集,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第1版。见《萧友梅全集·第1卷·文论专著卷》,第365页。
(摘自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20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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