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野诗人穆木天

父亲穆木天是东北籍的诗人，他曾说自己是“东北大野的儿子”，说东北是他“心中的十字架”。对于父亲的东北情结，我也有个从了解到理解的过程。

父亲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是以他的象征主义的诗歌和理论成名的。20世纪20年代初在东京帝大，他读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懂日文、英文，后来又自学了俄语，长期从事法国文学和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从他的身上实在看不出诗人的潇洒，更没有丁点儿洋味儿。光看他那剃得光秃秃的头，听他那浓重的家乡口音，整个是一东北土老冒。抗战时期，我们一家人主要颠沛流离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地。在那些地方，冬天并不太冷，但父亲却总要戴一顶“牛皮朝天”的东北大皮帽。家里吃饭时，经常有的三样菜是焖四季豆、拌茄子、蒿子杆沾酱。80年代我到东北去做了一次考察，1990年又回家乡去参加纪念穆木天90诞辰研讨会，我突然明白了：父亲当年之所以要戴那种皮帽，是要表明他是流亡关里的东北人，当年他吃那几样菜时，心中品的是东北味、故乡情。

父亲是吉林省伊通县人，“九一八”前夕离开东北时写的《别乡曲》、《奉天驿中》、《啊！烟笼着的这个码头》等诗篇中，他“心如刀刺地”与之告别的是即将被“禽兽”“盘踞”而“沦于腥”的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想来，他说自己是东北人，是由于他情之所系，是整个东北的命运。

这种东北情对父亲的主宰力量是极强的。1926年春，他在东京帝大毕业后，随即回国。在广州，他结识了麦道广，开始了俩人的恋情，并于1927年生下了我的路易哥哥。这是父亲第一次自由恋爱形成的婚姻。1927年出版的诗集《旅心》中的《献诗》就是父亲献给麦道广的。当时麦道广是在中山大学音乐系学钢琴的大学生。从《献诗》中缠绵的诗句，可以看出穆木天对麦道广的深情。但是对她的爱却不能拴住我父亲的东北心，也未能激起穆木天更多的诗情。似乎只有对东北的牵挂才是穆木天的泉源。就是那本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诗集《旅心》，父亲认为其中也是“隐含着亡国之泪”的。

父亲从日本回到祖国后的两三年中，曾一度感到写不出诗来了。而在东北的这一年半里，他走访了家乡的许多地方——蛟河、敦化、巍峨险峻的老爷岭,一望无边、满目青葱的黄松甸，他看到了奶子山黑油油的煤块,长白山直径五六尺的木材……这一切使他为家乡山河的壮丽和宝藏的丰富赞叹不已，更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无比痛心和愤怒。于是，父亲的诗情就像一颗在风中飘荡的种子，一下子落在适宜的土地，汲取了充分的营养，开始蓬勃生长。在1930年作的那首《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中，他呼喊着：“到处是民众的苦难，/到处是民众的凄惨，/朋友，睁大了我们的眼睛，/睁大了眼睛看我们的目前。/……看吧，到处是土绅土匪，/看吧，到处是吗啡鸦片；/看吧，各地方的满洲银行……/看吧，私贩军火的外国药房；/看吧，那些化装的调查团，/……看吧，是谁占领了吉长、吉敦铁路，/看吧，是谁酿成了本溪湖事件。/朋友，这些事哪个不需要我们调查，/朋友，这些事哪个不需要我们表现。/……”此后，他陆续写出了《扫射》、《在哈拉巴岭上》、《守堤者》、《江村之夜》、《歌唱呀，我们那里有血淋淋的现实！》等诗篇，反映了东北人民深重的苦难和在血泪中的奋起与斗争。

1931年初他从东北来到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中国诗歌会的带头人。父亲在为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作的《发刊诗》中写道：“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情绪，/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在1932年初的“一·二八”战事期间，他和中国诗歌会的朋友们废寝忘食地在上海街头张贴散发宣传抗日、支持十九路军的诗抄和传单。

父亲究竟是如何从象征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的？他是如何从对“幽、微、远、渺”的寻觅中挣脱出来的，转而大力提倡大众化、提倡运用各种通俗文艺形式的？我以为他的这种180度的转变除了一些普遍性的原因外，似乎还有一个性化的解释，那就因为他是东北人，他自己说他是“东北大野的儿子”，东北是他“心中的十字架”，对东北沦亡的切肤之痛和对东北大野的热爱，使父亲不可能像西方的象征主义诗人那样，去追求一个神秘的境界，一个生命的彼岸，在那里他的灵魂是得不到安宁的；他所追求的只能是在现实中让东北大好河山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奴役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对东北乡土文艺的喜爱和熟悉，也使他认识到运用一些通俗的文艺形式是唤起民众、宣传民众所必须的。

父亲的童年是在浓郁的东北乡土文化的氛围中度过的。他的祖母常爱找邻居大伯来说书，父亲就跟着听；有时他还溜到街上去看皮影戏，听太平歌，自己也学会了一些段子。我两三岁时，那还是在上海的家里，父亲伏案工作告一段落，稍事休息时，就曾拍着巴掌教我说唱东北的童谣：“张大嫂，李大嫂，上南洼，采豆角……”还有那段叫作《两头忙》的鼓词：“说南乡来道南乡，南乡有一个王家庄……”30年代父亲在《谈“太平歌”》一文中写道：“在童年，有两种乡土的艺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一种是驴皮影，另一种就是‘太平歌’。……也许是这两种东西的乡土性和大众性比较强的缘故罢。……每逢年节，这两种东西给予民众很大的快乐。那不只限于城镇，而是普及到各个村庄的。……在唱驴皮影和唱‘太平歌’时，乡里村间，真是人山人海，热闹极了。”可见，在《新诗歌》的《发刊诗》中父亲所写的“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等等，并不是他为了响应什么号召而发出的空洞口号，而是由于他对这些乡土文艺形式真诚的喜爱和他深知这些民间文艺形式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影响。抗战初期在武汉时，他曾向北方逃亡出来的一些老艺人学习，创作了《卢沟桥》、《八百个壮士》、《游击队雪地退兵》等大鼓词（后来集结为《抗战大鼓词》）。父亲还和原来诗歌会的杜谈、宋寒衣、柳倩等以及原来就在武汉的诗人锡金、王站林等等一起组织了“时调社”，先后出版了诗刊《时调》、《五月》，大力提供朗诵诗和其他通俗的、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多种形式的诗歌，还为一些老歌填上抗日内容的新词。

父亲对东北大野是十分爱恋的。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书，那是在粤北坪石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村边有一条小河，父亲喜欢牵着我的手，在岸边树丛旁的小路上散步。春天，望着两岸山坡上大片的红杜鹃，父亲告诉我：“在东北老家，松花江正在开江呢！江上冰块开裂的时候，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老远就能听到……”夏天，望着骄阳下的山野，他又告诉我：“在老家，高粱正晒红米呢，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冬天的晚上，在农家的小屋里，围坐在小炭盆旁，父亲还曾说起在长白山脚下的冰天雪地里，如何罩山雀……总之，解放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每一处的山水和景色都能引起父亲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思念既使他忧郁，也使他振奋起战斗的意志。在写给我母亲的《寄慧》那首诗中父亲曾写道：“在月夜里，/我渡过了琥珀色的湘江，/湘江的水真是美丽；/我想着这一道水流过你的家乡，/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乡里。/……祖国没有得到解放和自由，/对着美丽的自然，/我永远感不到欢喜和安慰！/……如同太阳撕破江上的浓雾一样，我要用愤怒的战斗的烈火，/烧破我的忧郁。/……”

父亲的战斗形式就是写诗、翻译、教学。他做这三件事有着非常自觉的目的，那就是宣传抗日、传播先进文化、培养革命青年。早在1930年于吉林大学任教时，他就在《我的文艺生活》一文中写道：“现在我认定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只要我们能把青年渡过去，做什么都要紧。翻译或者强过创作。教书匠都许是要紧的。以后我就要做桥。”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诗作大部分都收到《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两本诗集中，解放前夕他还写了一些抨击时政的诗，如：《我好像到了一个鬼世界》、《谢谢你，美国人！》、《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等。几十年里他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和俄苏文学作品，并先后在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等处任教。当年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有时甚至是艰苦的，但也有过许多快乐的事情。那时，在左翼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之间、在进步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同志情谊和关系是非常好的。在我家里，一般都是静悄悄的，父亲高度近视，总是鼻尖碰着书页或稿纸，在那里看着写着；但也有热闹的时候——有时是父亲和几个朋友在一起高谈阔论，分析国内外形势，抨击国民党的时政，讽刺当局的某些党棍和狗腿子，商讨共同的行动……真可说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有时家里则充满了青年学生的欢声笑语或热烈的讨论声……

父亲是把东北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但他的东北情却一直在心中激荡。1949年5月他欣喜若狂地迎来上海的解放，不久就听说东北派人来上海要求给予人力支援（高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父亲的心一下子就飞向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当年9月他已经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教了。这次重回故乡，似乎解开了父亲心中的东北情结，他不再为东北的命运担忧了，东北不再是他心中的十字架了。1952年父亲高高兴兴地离开长春，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担任北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室主任。当时我国的高教事业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他为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课程付出了全部精力，以至没有时间整理自已的诗稿，翻译工作也只围绕着教学的需要进行。他当年领导制订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至今还在各个高等师范院校发挥作用。至于儿童文学，他也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骨干力量，初步建立起新的教学体系。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一些院校外国文学教学和儿童文学教学的主力。那时，每天除了上课、开会，他还是伏在书桌前，鼻尖碰着书页或稿纸，在那里不停地看着，写着。冬天，他还戴那种东北大皮帽；菜，还是爱吃那几样；然而，那似乎仅仅只是一种习惯了。（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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