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形象思维文艺理论对创新思维研究的意义

摘 要：形象思维研究是认识创新思维有效且必要的途径。我国古代文论中的“言意之辨” 使“艺术家的思想必须借助形象才能精妙地表达”成为共识；“神思”文学构思理论将“形象”视为文学构思的核心工具，并细腻地阐释了其过程，二者在事实上构成了对民族创新思维的描述与总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艺理论家吸收西方相关理论，采用思辨的方法，将古代形象思维文艺理论探讨推上了思维科学层面。中国古代形象思维文艺理论对中华民族创新思维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形象思维文艺理论；创新思维；创新教育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7）01-0011-0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创新创业教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灵感”[1]。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创新思维模式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是最大化中华民族的思维优势、有针对性地弥补民族思维短板的基础。在各类思维中，形象思维在人的创新心理机制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蕴含着丰富而细腻的形象思维见解，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中华民族的形象思维经验，对我们研究民族形象思维特征极具意义。

一、“形象思维”的内涵及其对创新思维研究的意义

“形象思维是用形象的方式进行概括并用形象材料来进行思维的过程，它凭借表象、想象、构象来反映事物的运动规律，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的认识。这种思维不具有也不遵循明确的逻辑形式，属于非逻辑思维范畴。”[2]作为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形象思维在文艺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活跃，因此，文艺学视域下的形象思维研究是构建思维科学完整体系的重要途径。事实也正是如此，不论是在我国古代还是在现代，“形象思维”话题均产生于文艺理论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形象思维”以文艺学专有概念而存在，其研究工作也基本在文艺学视域下展开。

1984年，作为当代科学泰斗，钱学森院士主持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思维科学讨论会。会上，钱学森预言：“思维科学的研究将孕育一场新科学革命”，并提出了“把形象思维作为思维科学的突破口”[3]的意见。钱学森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思维科学界普遍认为，发散思维以形象思维为基础，它与直觉思维、灵感思维有着密切关系，在人类的创新活动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形象思维研究，是我们认识创新思维的有效而必要之途径。

二、民族创新思维的描述与总结：我国古代形象思维文艺理论成就

我国先民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关于形象思维的初步认识与探讨，其成果集中于古代文论之中。我国古代文论至少在两大方面上探讨了人的“形象思维”，其一为“言意之辨”，其二为“神思”文学构思理论。

“言意之辨”源远流长，它根源于中华先民独特的语言表达习惯，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对思维表达的独特认识。《易系辞上》提出：“言不尽意”的命题，凝练地阐释了先民们对语言在表达思想上的局限性的认识，并总结了应对这一困难的方法，那就是“立象尽意”，即通过语描绘形象来曲折地传达人的意念。许慎《说文解字》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4]可见，中华民族“立象尽意”的思维表达方式产生得极早，可以追溯到远古的造字时代。《易》的语言观经过庄子、王弼等历代哲人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重要的“言意之辨”，使得中国古代文论界几乎达成这样的共识：艺术家的思想必须借助形象才能精妙地表达。

“神思”文学构思理论，是“言意之辨”的进一步发展，具体体现为“神与物游”，“思与境偕”文学构思观念。六朝是“言意之辨”的繁荣期，与之相随的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对人的艺术思维之独特性的敏锐感知。以陆机、刘勰、钟嵘为代表的文论家们认为，人不仅仅是“立象尽意”，人的整个构思过程都是以“象”为工具的。陆机《文赋》曰：“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5]，他认为诗人的文情并非先于艺术形象而存在，而是在形象的感召下生成的。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继承发展了《文赋》的观点，认为在艺术思维过程中，人的精神与形象互相交游，最后才生发出明确的思想主旨，他称这一过程为“神与物游”[6]；六朝文论家的“神思”理论到了唐朝几乎成为诗歌理论界的共识，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说：“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7]

以上两大类讨论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俯仰皆是，它们表达的事实上就是后世“形象思维”的主要内涵。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创新思维的细腻描述与总结，是管窥中华民族的创新思维模式的极佳途径。

三、思维科学层面上的探索：古代形象思维文艺理论的现代升华

虽然我国的形象思维研究起源早，成果也极为丰富，但是较为零散而未成体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古代形象思维文艺理论实现了升华，文艺理论家们将古已有之的形象思维文艺观点与俄苏形象思维理论有机融合，同时吸收西欧北美“直觉”、“本质直观”等概念，采用思辨的方法，着重探讨了以下两大方面的问题：“‘形象’能否用来‘思维’？”“‘形象’如何進行‘思维’？”[8]在事实上将古代形象思维文艺理论探讨推上了思维科学层面。

1931年，《北斗》杂志发表了冯雪峰（署名何丹仁）翻译的法捷耶夫《创作方法论》，引进了“科学者借理性而思维，艺术家则借形象而思维”[9]的理论观点。随后，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赵景深《文学概论讲话》、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蔡仪《新艺术论》等专著对俄国形象思维理论进行了译介与传播，形象思维理论快速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并分别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成为我国文艺理论争鸣的中心议题。

在俄国及苏联的各类辞书中，“除了想象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形象思维’的辞条”[10]，可以说，俄苏文艺理论家未明确而普遍地认为“形象”用于“思维”，更未在思维科学意义上探讨形象思维的特征。而我国文艺理论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超越了俄苏形象思维理论，建设起了独特的强调艺术思维独特性的“形象思维”概念。1940年，胡风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中指出：“文学创造形象，因而作家底认识作用是形象的思维。并不是先有概念再‘化’成形象，而是在可感的形象的状态上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这就非得在作家底意识上‘再三感觉到’不能胜利。从这里，艺术的表现能力正是艺术的认识能力底一面，只有有艺术的认识能力才能有艺术的表现能力。”[11]此后，大量的中国文艺理论家在思维科学层面探讨形象思维的奥妙。

回答“‘形象’如何进行‘思维’？”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探索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我国现代文艺理论界于此做了大量努力，取得的成果也尤为突出。1942年蔡仪在《新艺术论》即深入探索这一问题。《新艺术论》认为：“概念既没有和所概括的表象完全脱离，它们之间没有不可超越的鸿沟，而且事实上概念在我们意识里，由意识的具象作用，随时可以唤起具体的个别的形象。这种能唤起具体的个别的形象的概念，或者就可以说是具体的概念。”“我们可以实行形象的推理，犹如科学的论理的思维，藉抽象的概念，可以施行论理的判断和推理一样。”[12]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凡是形象思维理论研究论文，都会涉及此问题，专题研究也颇具规模，代表性作品有蒋孔阳《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尼苏《形象思维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老凡《略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关系》等。由于相关成果较为丰富，《学术月刊》于1958年连续刊登了两篇讨论综述：《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关系问题来稿综述》《形象思维中有无抽象的问题来稿综述》。受制于特殊历史原因，该项研究在1966年-1978年中断了。1978年至八十年代中期，“形象思维”重新成为文艺研究热点，“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间的关系也继续成为探讨重心。代表作有何洛《形象思维的客观基础与特征》、童庆炳《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等。这些文章在分析两种思维异同的基础上，对形象思维的运作规律及特征展开更为具体而深入的探索。

随着形象思维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突破文艺学研究领域局限，吸收人类学、语言学、思维学的研究成果，尝试将形象思维文艺理论研究推向系统化、科学化。此类文章的代表作有邹大炎《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王方名《从人类思维实际看形象思维》、李丕显《从原始艺术看形象思维的特质》、李玉《形象思维和语言规律的关系》、曾天海《艺术语言与形象思维》、李名方《论形象思维的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胡寄南《形象思维的心理学问题》等。

我国形象思维文艺理论研究已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细致地描述了艺术家的形象思维过程，总结了形象思维的特征。1980年六月下旬，沈大德、吴延嘉两位文艺理论家给科学泰斗钱学森写信，探讨“形象思维”，得到了钱学森的高度重视。1981年，钱学森发表了《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一文，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思维科学”的范畴与学术前沿，并发出建立“形象思维学”的倡议。可见，在我国，形象思维文艺理论对科学家重视并认识形象思维，推动创新思维科学研究的发挥了极为关键的重要作用。

钱学森指出：“创新来源于跳出老思路、老框框，”“创造思维才是智慧的泉源”[13]。创新思维的培养，应当成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性内容。假如我们充分重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形象思维理论，并以之为切入口，在根源上探索适合中华民族的创新思维特征，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局面应该能够获得更大进展。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Z] .2015—05—04

[2] 杨春鼎.形象思维学[M].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 13

[3] 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41

[4] 许慎.说文解字[M] .北京：九州出版社，1993

[5] 张少康.文赋集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7

[6]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譯[M] .北京：中华书局，1986：257

[7] 司空图著.祖保全，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193

[8] 高建平.“形象思维”的发展、终结与变容[J] .社会科学战线，2010（01）：163-177

[9] 何丹仁译.创作方法论法捷耶夫的演说[J] .北斗，1931，（03）：119-128.

[10] 陈学迅.从苏联辞书中没有“形象思维”的辞条谈起[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1）：92-98

[11] 胡风.胡风评论集（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13

[12] 蔡仪.新艺术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 35-36

[13] 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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