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在互相促进中发展

摘要：

熊元义集中探讨了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辩证关系。在倡导科学存在观文艺批评的同时，努力从多方面推进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熊元义不但有力地批判了各种“旧”的和“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且在理论探索中处处贯彻唯物辩证法。关键词：熊元义；文艺批评；理论反思；科学存在观文艺批评；民族文艺发展观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现象。这些文学批评不但难见深度和力量，而且在复杂现象面前无所适从，只是跟着感觉走以至于发展到批评主体完全丧失的地步。在当代文艺批评日益失效乏力之时，熊元义提出文艺批评家应追求真理，倡导科学存在观文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学苑出版社2013年1月版）的出版，就是熊元义在把握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构文艺批评学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表现出文艺理论紧密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和中国当代社会现代化实践的鲜明特色。

一

如何推进当代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中国当代文艺界在多年的努力后始终成效不大，文艺批评仍然日益失效乏力。熊元义经过研究后发现，当代有些文艺批评之所以难以透彻，是因为排斥文艺理论的结果，因而集中对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探讨，可以说抓住了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关键。

在文艺理论家王元骧之后，熊元义继续批判了中国当代文艺界那种轻视甚至排斥理论的倾向，提倡理论自觉，认为当代文艺批评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原因在于批评家缺乏坚实的文艺批评精神，表现为某些文艺批评家因各种原因没有秉承文艺精神，不负责任，夸大其词地从事文学评论，丧失了评论家应用的“浩然之气”。因而，熊元义对症下药地提出文艺批评家应在求真和理论上磨砺文艺批评的锋芒，提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求真中磨砺其锋芒和从理论上磨砺其锋芒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如果不追求真理，不破除主观主义倾向，就不会从理论上进一步地澄清是非，就难以磨砺其锋芒。反之，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如果在理论上不彻底，甚至糊涂，就不可能真正把握真理，就不可能磨砺其锋芒。这既有力地批驳了当代所谓反本质主义的思想倾向，也有助于克服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瓶颈。

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有些貌似深刻的文艺批评实质上是在玩弄似是而非的概念，制造了一些文艺批评界的矛盾，这不过是想浑水摸鱼而已。譬如，有些文艺批评家在诊断当代文学的弊病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生命写作和灵魂写作。事实上，这种看似合理的结论并没有真正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也没有理解和抓住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要害。首先，作家的创作能力虽有高低，但只要他是真正地从事文学创作，其过程必然含有作家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命的写作，一种灵魂的写作。其次，作家的生命写作、灵魂写作有好与坏、高尚与低下之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不是认真区分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好与坏、高尚与低下，而是提倡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这些空洞的概念，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局面，更不可能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改良意见和策略。熊元义针对上述现象，入木三分地解剖了那些玩弄模糊概念的文艺批评的实质。

文艺发展的多元论与文艺发展的引领论的冲突由来已久，在一些习惯简单贴标签的人那里，提倡多元论的文艺批评家是思想解放的，而提倡引领论的文艺批评家则是思想僵化的。熊元义在理论上不但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比较彻底，坚决反对这种肤浅的政治思维习惯，认为文艺发展的多元论与文艺发展的引领论的矛盾绝不是“左”与“右”的冲突，而是文艺批评家理论彻底与否的分歧。他从理论上找到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认为这种思想步调的不一致是由于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解决方法的不同所造成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解决两对矛盾时存在举棋不定的现象。其一，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二，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为解决第一种矛盾，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强调重视精神文化产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解决第二种矛盾，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强调大力增强进步文艺的引领作用。与这些偏颇不同，熊元义提出中国当代文化多样化发展需要有方向。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需要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法，一方面积极汲取对我们有益的艺术文化，另一方面必须坚持认清外来异质文化的本质，真正落实拿来主义，取他之长，补己之短，抵制某些异质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因此，当代文艺发展的多元论与引领论之间的矛盾绝不是“左”与“右”、思想僵化与思想解放的矛盾，而是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基本矛盾认识的深与浅和解决的彻底与否的分歧，也就是理论是否彻底的分歧。中国当代文艺界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方能从思想层面处理好问题，才能使众多分歧迎刃而解，从而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二

文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在社会上的价值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由他在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发展上所取得的成果决定的。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不少人只看重一个文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名声，而不重视他在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发展上的成就，造成了文艺界的虚浮习气。不少文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不是潜心钻研文艺理论，而是倾力谋取社会地位和名声，严重地扭曲了文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创造心理。熊元义坚决反对这种不良倾向，提出了文艺批评发展的评价原则。他认为文艺批评家在梳理和总结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时就既要看到各种文艺批评观的阶段性成效，也要看到它们存在的不足，将二者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有机结合起来，客观公正地把握和评价以往的文艺批评，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清理和反思这些文艺批评，而且还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促进全社会形成追求真善美的健康风气，极大地解放全社会尤其是文艺批评家的创造力。

当前有的美学家宣称只有排除“理性的主宰”张扬“个人的感性的本体”，才能实现对人性的回归，进而现实生活的感性人生方向，“这也正是由理性、逻辑普遍性的现代走向感性、人生偶然性的后现代之路。”新历史主义在反对历史发展的宿命论时认为，历史即使并非文本，但毕竟是由人创造，因此不可能存在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或必然，这无疑瓦解了文艺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安身立命的根基。熊元义注重把握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内在规律，反对历史发展的随机论，反对有些文艺批评家只是认识虚浮的东西，而不认识真理。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有次序的发展进程。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考察哲学史时曾指出的：“全部哲学史是一有次序的进程。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但我们必须将这些哲学的特殊原则作为特殊原则，和这原则之外通过整个世界观的发挥区别开来。各派哲学的原则是被保持着的，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①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也不例外。熊元义在著作中对中国当代三种文艺批评形态的总结、对文学批评主体“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关系以及对文艺的批判精神的深刻把握，都是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规律的把握。

在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的“捧杀”批评和“棒杀”批评、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和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透视中，熊元义发现了这些文艺批评思维简单和粗暴的地方，深入地解剖了它们所存在的荒谬之处，在对这两种典型批评形态加以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存在观的文艺批评观。根据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和人的生存观，熊元义概括了当代文艺批评的三大派别：一是彻底否定现实的虚无存在观，二是完全认同现实的粗鄙存在观，三是辩证地批判现实的科学存在观。他认为有些“棒杀”批评（酷评）就是虚无存在观的表现，这种虚无存在观用一种“伟大文艺”的标准去衡量当代文艺创作实践，割裂了理想和现实的联系，没有认识到从现实到理想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没有认识到只有通过现实的积累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而那些“捧杀”批评则是粗鄙存在观的表现，这种粗鄙存在观奉行文艺批评多元化理论，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认为每个文艺作品都是新鲜和独创的，从而放弃了是非判断和价值判断。这类文艺批评家往往为了狭隘圈子利益，热衷于营造一团和气的文艺界人际关系，放弃批评的批判功能，等于取消了文艺批评存在的价值。针对前两大派别，熊元义提出了辩证地批判现实的科学存在观。这种科学存在观既承认人的局限性，又承认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认同现实，也不是彻底否定现实，而是要求既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又要看到现实正是理想实现的一个阶段。

在倡导科学存在观文艺批评的同时，熊元义努力从多方面推进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在文学批评主体“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关系上，熊元义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文学批评主体“说什么”与“怎么说”的辩证关系，促进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认为离开具体文学批评实践的文学批评都是不可取的，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是”与“不”的价值判断都值得商榷。文学批评既可以表现为“是”，也可以表现为“不”，这不取决于文学批评自身而取决于文学批评的对象。批评对象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可以说“是”；反之，则是“不”，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在文艺的批判精神上，熊元义没有停留在文艺上，而是看到了文艺的批判力量和人民的批判力量的联系，既唯物又辩证地把握了文艺的批判精神。他指出，有的文学批评家在高扬文学的批判精神时既脱离了现实生活，又脱离了批评对象，不满现实，否定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不敢直视现实的丑恶，也不敢肯定现实的正义。“科学的文艺批评应该把文艺批判和现实批判结合起来，把审美超越和现实超越结合起来，强调真正的文学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人民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熊元义对文艺的批判精神的这种把握大大地推进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文艺批评的批判功能的认识。”②

三

熊元义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理论上有所进步，不仅是因为他追求真理，也是因为他深谙唯物辩证法。从对“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社会生活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的辩证把握上，就可以看出他在贯彻唯物辩证法时的理论穿透力，不但有力地批判了各种“旧”的和“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且在理论探索中处处坚持唯物辩证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熊元义便提出并深刻批判了“亦此亦彼”这种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认为这种“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只讲矛盾的双方共存和互补，否认矛盾的双方相互过渡和转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虽然猛烈地批判过“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但现今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出现了用“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代替“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不是唯物辩证法。有些人将唯物辩证法和“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混同，认为唯物辩证法就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排斥“非此即彼”，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糊涂认识。熊元义提出，我们既要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中挣脱出来，也要摆脱“亦此亦彼”思维方式的束缚，真正坚持唯物辩证法。他还深入地挖掘了一些文艺批评家出现各种“旧”的“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源，认为这是中国当代一拨丧失历史感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寄生在历史的碎片中的产物。因此，坚决反对历史的碎片化，强调从理论上把握整个历史运动。这就从方法论上杜绝了滑向错误深渊的可能。

在文艺创作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上，熊元义反对简单地把握这二者的抽象关系，从不同层面探讨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文艺创作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是一对相当复杂的范畴，既不能从单一层面上认识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也不能混淆不同层面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应从多个层面上把握它。就个人来说，有的作家、艺术家多产且质高；有的作家、艺术家少产而质精；有的作家、艺术家量多，既有力作，也有庸作；有的作家、艺术家虽勤奋，量多但质不高。因此，就一个具体作家、艺术家而言，我们很难要求他以数量取胜或者以质量取胜。就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而言，文艺的繁荣既要求有数量，更要求有质量。所以判断一个时代的文艺是否繁荣，要数量与质量兼顾。只有正确把握文艺创作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才能处理好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才能在肯定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勤奋努力的同时，敦促他们力争创作出精品力作，这比泛泛讨论文艺创作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要更加符合文艺创作实际。

在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上，当代文艺批评界一直存在两种偏向：一是没有正确处理好人类社会生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缺乏在历史运动中把握局部。二是混淆人类社会生活不同局部在整个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整个历史运动中，局部的作用有主有次，正如有些生活现象能够反映本质，而有些不能。前者或许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后者或许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负因子，虽然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真善美终将取代假恶丑，但是，特定历史时期也可能出现相反的现象。熊元义在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上既看到了它们的联系，也看到了它们的矛盾。强调作家、艺术家要透过局部和表象，揭示历史发展的整体情况和内在本质。换而言之，作家、艺术家应该识别真相与假相，区分有生命力的现象与无生命力的现象，努力挖掘和弘扬有生命力的现象而批判和摒弃那些无生命力的现象。只有如此，文艺批评才不会走向歧途，才不会迎合甚至谄媚那些貌似强大，实则虚弱的无生命力的文艺现象，利于广大作家、艺术家在把握复杂纷繁的现实生活时不迷失方向。

当一个民族在实现现代化时，这个民族崇拜和向往那些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是其发展和腾飞的必要的精神准备。熊元义敏锐地提出：“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正从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逐渐转向以创新和创造为主的创造阶段，提出了重铸开拓疆土的民族魂的价值取向。这是相当及时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了不少英雄人物，既有开疆拓土的英雄，也有保家卫国的英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岳飞、文天祥这样保家卫国的英雄，更需要卫青、霍去病、薛仁贵这样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激励民族奋发图强，开拓创新。”③中国当代文化的这种创新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在世界当代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化人历史文艺使命和文艺责任。熊元义的这种民族文艺发展观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转轨之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有助于中国文艺界树立科学的文化自觉观。

注释：

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0页。

②李明军，熊元义：《文学批评的尊严》，《当代文坛》，2013年第1期。

③熊元义，卿建英：《勇立潮头唱大风》，《文艺报》，2013年4月12日。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史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12AA001）

责任编辑童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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