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新时期文艺理论的重建

摘要：精神分析学说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影响是深刻的，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和改造了新时期文学观，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元化；二是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文学批评模式，提出了心理批评方法；三是将创作心理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精神分析学说影响下，新时期文艺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精神分析；新时期；文艺理论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8)05-0125-05

新时期初，文艺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得突破，一是旧题反思，一是新题探索。前者包括对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清理，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问题、人性之争、形象思维问题等等；后者主要指学者们探索文艺理论新问题的努力，比如现代派问题、创作心理问题、方法论热等等。前者对于否定文革时期错误和偏狭的文艺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后者则是新时期文艺理论重建的主题。

作为西方现代派文艺理论基础之一的精神分析文论是从心理学理论影响和转化来的，它从作家无意识心理的角度探讨文学起源，启发了新时期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变化。从文学观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反映论文学观，精神分析文论则是表现论文学观。新时期文学理论对传统反映论文学观进行了批判和改造，提出了主体论文艺观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等新的文学观念，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在批评观念方面，改变了以往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模式，提出了心理批评方法，还将创作心理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一

与传统反映论文学观不同，精神分析文论认为文学的根本特性是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结果，弗洛伊德“强调三个事实：①文艺是想象和虚幻的，但并不是作家艺术家无目的的想象，也不是前人所谓自由联想。而是作家艺术家受到心理内驱力作用不得不采取的行动……②文学艺术作品的目标是寻找一种‘替代的满足’，也就是一种补偿，使作家艺术家在生活中‘受挫折的欲求’转移到并且在想象中得以实现……⑨艺术活动能够长期绵延持续，是由于它表现了自古以来人类争取自己愿望实现的要求，它是有生理和心理基础的人类活动。”中国作家吸收了精神分析从心理学角度解释文学源泉的具有启发性的思考，但调整了思考的性质和角度。他们坚持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人的心理活动。他们同时看重文学是作家心理想象的产物，其内容主要还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赐予，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本能。文学是对现实的“审美反映”，即它是经过了作家主观确认和处理，与作家感情凝为一体的能动反映，文学应该充分强调作家主体的创造性。这样，精神分析开启了人们对文学进行心理学认识的视野，创作主体问题受到重视，文学对象就从唯客体论转向了主体与客体并重论，文艺理论由客体反映论变成了主体表现论。

谢冕、孙绍振、徐敬亚、鲁枢元等学者们主要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依靠敏锐的文学感觉，捕捉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实践中出现的主观性、心理性、内向性的特点；刘再复、孙绍振等人则对新时期表现性文艺理论变革和建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概括来说，精神分析文论对新时期文学观念变革和理论建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体论文学观的建立，二是心灵化文学观的出现，三是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元化。

刘再复是主体论文学观的倡导者和理论的创建者。他先是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中提出要重视我国文学界近年来研究重心的转变现象。进一步，他又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一文中，提出了把人作为文学“主体”、“中心”来思考的新思路；到《论文学的主体性》这一结论性文章中，刘再复提倡并正式建构了主体论文学观，尤其是其中关于创造主体和对象主体独立性和个性的强调最可以看出其对精神分析理论营养的吸收。前者为文学是表达作家“心理愿望”的逻辑前提，后者是对作品人物进行精神分析的对象保障。

主体性文学理论的基点是人本主义的哲学观，这可以看作是新时期初以来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争的回应和深化。它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新界定了文学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尤其是强调人的独立性和精神意识的自律性，其意图非常明显，“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而这些都离不开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显然，和传统客体反映论理论相比，主体性文学观是一种价值取向和观念形态都深受精神分析影响的文学新观念。

建立在精神分析学说基础上的心灵化文学观的出现是对反映论文学观的反思和否定。它以研究作家主体与作品的关系为突破点，旁及对作品与生活的关系和作品内部诸因素关系的重新认识。社会生活首先要经过作家的意识加工过程，成为作家的心理事实，这是创作的前提。其次，作家的意识加工过程是作家的心灵创造，打上了强烈的个人和个性印记。再次，作家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着自己的主体心理结构，作品是通过沟通作家与读者的意识结构来感染和影响读者的，而不是以外在灌输的方式达到。读者感受作家审美心理结构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内在心灵，最后达到与作品审美意识一定程度的同构。

孙绍振在《美的结构》一书中建构了比较成功的心灵化文学观的理论成果。孙绍振认为“美的结构”问题的中心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艺术本体是由三维结构组成的，即“生活”、“自我”和“审美规范形式”，其中第二维“自我”即指作家心理结构。侧重研究创作主体心理结构是全书的亮点，也是其价值所在。作者不但详细研究了完善审美创造主体的心理结构对于审美创造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另外两维，作者也是从作家“自我”这一角度人手分析的。因此，文学作为“审美”的特殊意识形态性就非常鲜明了。

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则是上述文学观念变化的必然结果和自然收获。主体论文学观和心灵化文学观已经改变了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时单一的文学观现象，尽管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始终伴随着激烈的论争和反复的讨论，但这种现象出现本身就是进步，不同观念同时出现，是学术思想进行综合创新和突破的前提。

二

创作心理研究是中外文学史上绵延不绝的话题，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实践中却将它作为唯心主义的糟粕抛弃了。在“文革”及其以前的十七年中，我们对创作心理的观点是建立在社会学角度上的，这实际上取消了对创作心理独特性的研究，创作心理问题不受重视甚至成为了禁区，理论研究成果寥寥。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创作心理在实践中又是回避不了的客观事实。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就是这种两难局面的策略性折中。一方面我们认为文学创作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社会性“集体”操作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解释创作过程中作家精神活动的特殊性质。

新时期初期，形象思维问题又被旧事重提，并引发了激烈论争，并最终带引出创作心理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星反对形象思维这种说法，他说：“作家艺术家是注意

捕捉事物的形象的，可是不能说这就叫形象思维。”60年代郑季翘从哲学存在意义上否认存在形象思维的方式：“形象思维论这种所谓不要概念，不用抽象，不依逻辑，从形象到形象就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认识论，显然是一种直觉主义因而也是神秘主义的体系，这种所谓思维，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当年许多学者不是因为对创作心理的观点的正误而是因为关心这个问题本身而受到批评，该问题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被禁止讨论。新时期开启讨论形象思维问题时，大多数人依然固守原有立场，而且讨论开始时，缺乏理论准备的人们很容易被原有的理论框架束缚，并没有带入新的理论视角。讨论本身确实难说有什么成绩，但是，它开启了关于创作心理问题的新讨论，打破了禁区，这才是功不可没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成果才得以庄重登场。

李泽厚在《形象思维再续谈》中认为：“这说明这些艺术家在创作过程、形象思维中根本没有用理论探索、逻辑思维去考虑、研究、探索，而只是凭自己的感受、情感、直觉、形象思维在创作和构思。这样不但没有坏处，而且大有好处。也只有这样，才能完全避免概念化、公式化、理论化，才能创作出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和符合生活真实的优秀作品来。这也就是艺术创作中的所谓非自觉性问题。”李泽厚的这篇文章，对新时期创作心理研究具有开拓性贡献。他借形象思维论争提出了创作的“非自觉性”问题，使人们的思维和视野一下子扩展、延伸了。如果说对形象思维问题的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有思维学科水平的限制等因素存在，但创作中的“非自觉性”问题已经属于文艺创作论范围了，当年对创作非自觉性问题讨论涉及到的话题如艺术直觉、灵感等问题都有待创作心理学作出回答。因此，从时代语境来说，它已经召唤了创作心理学诞生并提供了学科建构基础，“伴随着创作心理诸课题的研究，对文艺心理学这门独立学科的重建，也日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重建，从横向来看，是大量翻译了西方的代表性著作，弗洛伊德、荣格等著名的文艺心理学家的学说一时广为传扬……从纵向来看，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学界前辈几十年前努力开垦的这块处女地，在荒芜了多年之后，后来者终于又拿起了犁耙开始了辛勤的劳作。”

纵观新时期创作心理研究，有几项值得注意的成果。

首先，是明确的学科定位。新时期之前关于创作心理的争鸣都仅在观念层面，特别是哲学观念层面，学科定位非常模糊。新时期以来，对创作心理研究推动最大的是精神分析学说。金开诚写作了新时期第一部文艺心理学专著，他的研究深受精神分析影响：“说实在的，我对心理学发生兴趣，还是从潜意识开始的，第一个叫得出名字的心理学家就是弗洛伊德。”创作心理研究本来就是跨学科研究，心理学理论系统在创作心理研究中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并被迅速转换、发展成创作心理学的理论范畴。创作心理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这才获得了明确的定位。

中国学者立足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高度，建立了自己的创作心理学理论。他们扬弃了精神分析关于文学是表现性本能、无意识等唯心主义色彩的内容，而重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心理表现等因素，其中有启发性的具体内容包括：艺术家审美心理因素决定艺术创作成败、艺术创作过程中特殊的心理机制对作品的影响、艺术创作是一种个性化的心理活动、潜意识起着一定的作用等等。总之，它基本上以意识心理理论为理论基础，融合了无意识心理理论中一些有启发性的思想。

其次，中国学者尝试建构自己的创作心理学理论体系。创作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在苏联学者A·科瓦廖夫看来，文艺创作心理学既研究文艺创作心理的活动，又探索读者欣赏心理的活动。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的看法也与此相仿。但中国学者基本上只关注作家研究和创作过程研究。比较地看，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围有限但更加集中。在这方面，金开诚建构的是“表象”创作观体系，鲁枢元建构的是创作心理范畴论体系。结果，在学界形成了多样化的创作心理研究局面。

创作心理研究，首先在观念上突破了传统反映论文学观认为创作是从生活到作品的机械决定论，提供了新的理论前提。其次，对作家心理的研究使我们进一步洞悉了作品产生过程中的心理秘密，更加契合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创作心理研究重视作家个性和自我表现的美学价值。因此，创作心理研究兴起是新的人的观念推动的结果：“我们讨论创作心理问题，一定要首先注意到艺术本体的根据。艺术本体简单一点说，就是人。”

三

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建设，建构于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贯彻在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占统治地位也是唯一的标准。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开始了对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新探索。姚鹤鸣说：“新时期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前后主要有三个阶段贯穿始末，最早是以批评标准的讨论为先声，算是撩开了批评学纱幕的第一角；接着而起的则是一场轰轰烈烈、人人参与的文学批评方法论探索的热潮，以此引发了人们对众多的批评理论问题的研究兴趣；而热潮过后的平静则真正表明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学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实质性的学科建设。”在众多新批评方法论热潮的涌动中，心理批评引人注目，凸现其独特的价值。

勒昂·艾德尔曾从四个方面阐说了精神分析学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关系：其一，作品内部的心理学研究，包括两种模式：一是在作品本身的内部来研究心理学因素，断不涉及作品的本原或历史；二是研究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神话和原型。其二，创作过程研究，解释作家的艺术创造力。第三，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有助于传记作家开掘传记人物的无意识世界，以易被忽视的、似乎是无足轻重的细节，来阐述传记人物的人格。第四，读者与作品。综观新时期心理批评实践，可以看出中国批评家大多集中在作品人物心理批评、作家心理批评和原型批评三方面。归纳起来说，有以下几种心理批评方法：心理一社会批评、人物心理批评、象征批评和症候式分析，其中心理一社会批评属于作家心理批评，人物心理批评属于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象征批评属于原型批评，症候式分析既分析作品人物，又分析作家创作心理。

1　心理—社会批评

这种批评模式将作品和作家联系起来思考，探讨作家心理与作品的联系，即作家的个性、心理等因素是如何在创作中起作用以及这些心理因素具体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方面的问题。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可为这方面的代表作。王晓明的批评既重视对作家深层心理的剖析，又强调社会、生活、历史等外在因素对人物的影响，将心理批评方法与社会历史批评内容有机融合。在《不相信的和不愿意相信的》一文中，王晓明还分析了三位寻根作家的心理与他们小说的关系。

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王晓明《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宋剑华《苦闷与

自责：对于曹禺及其作品的精神分析》等等。

这种方法的贡献是注意到了作家心理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多层次性以及各层次之间的复杂立体关系。具体包括：第一，决定作家创作成就的不仅仅有意识层面的因素，还有无意识层面的因素。第二，作家意识层面与无意识层面的内容倾向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还会出现矛盾和冲突。第三，由上述两个方面决定的作家创作心理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它同时决定作品内部构成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2　人物心理批评

新时期人物心理批评的始作俑者是刘再复，他《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建树了这种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石：第一，他引入心理学方法研究文学人物；第二，他认为人物心理是复杂的、动态的有机整体。它的影响主要是观念上的，即以心理批评方法考察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尤以后者为重。

许文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袁静雅的心理结构》，分析了苏叔阳的小说《故土》中的人物无意识心理表现，是新时期较早的一篇人物心理批评文献。尹鸿的《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探索》和《精神分析学说与新时期小说创作》等文章分析了新时期作家受精神分析启示用描写人物深层心灵世界来思考人性、人生乃至社会历史的方法。

有的学者则将批评目标直接对准了小说中的性描写，对之作深层心理剖析，也属于心理批评。

人物心理批评突破社会批评的局限，既做了正确的反拨，也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刘再复在建构心理批评理论基础的时候，就宣言是将文学研究从外部规律转移到内部规律，使批评更符合文学本身特征，但是文学有没有真正纯粹的、绝对的内部规律呢?文学可以脱离社会实践和具体历史语境抽象存在吗?心理批评如果不正视此方向性的问题，势必走向与传统社会批评相反的另一极端。从人的观念来说，从来没有超脱于历史和实践之外抽象的永恒的人。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社会须臾不离，而且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塑造和影响的复杂关系。传统社会学批评忽视人的独立意义，是偏颇的，但心理批评如果又忽视人的历史意义，同样也是偏颇的。

3　象征批评

精神分析以“阉割焦虑”、“俄狄浦斯情结”、“压抑”、嫉恨、冲突、回归等概念来描述父子之间微妙的心理关系，非常精彩。南帆则从文化学的高度，考察“父与子”的心理关系和冲突模式在文学中的原型表现。他将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启示、荣格的集体心理遗传和原型批评方法有机整合起来，形成了象征批评方法。

比如，他在一些描写父子冲突的小说文本中，发现了一系列隐喻性的心理关系并剖析了父子关系的各种复杂微妙的表现，如父子冲突隐喻了社会成员之间为争夺社会权力的斗争，文学中各种父子关系的变相，无父状态表达了一种人生悲凉无助的处境，寻父心理意味着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认可，家族小说的文化心理内涵，祖孙关系对父子关系的超越与回归。依据此理论，他将古今中外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做了精彩的心理分析，如他看到了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家》、曹禺《雷雨》、刘恒《伏羲伏羲》中父子冲突的社会意义，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的师生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变相，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无父心境，等等。

南帆的象征批评是实验性的，却是创造性的。首先，他在象征层面使用精神分析理论和术语，有理论角度的自觉和话语的“狡猾”之处，没有当代某些人对西方文化不同程度的仰视姿态。其次，尽管获益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启示，但南帆显然更注重中国作家的具体创作实践，实事求是地归纳创作中的特点，不为理论羁绊。

4　症候式分析

“症候”是精神分析治疗用语，也是精神分析心理学术语，意思相当于“症状”，但有不同。症状是普通用语，而症候既指外在的现象，又隐含了决定这个现象出现的内在原因和在现象与原因之间隐晦、曲折的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弗洛伊德说：“神经病的症候，正和过失及梦相同，都各有其意义，而且也像过失和梦，都与病人的内心生活有相当的关系。”蓝棣之用“症候”命名自己的：批评分析方法，不但是在名称上，而且是要在实质上探寻创造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努力。

蓝棣之认为，从心理上说，文学创作是作家意识和无意识都起作用的过程，在某个层面上，作家和作品的联系类似于病人与梦境之间的联系。作家在作品中掩藏了他的病态，批评家于是成了医生和分析家，以作品为症候，通过分析这种症候，发现作家的无意识趋向和受到的压抑以及表达的方式、结果。这类发现反过来可以增进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作出某种解释，发现作品的潜在模式，并得以推测作家心理的“里层”内容。

蓝棣之认为作品描写的只是一个层面，心理批评就是要“透过具体的阅读、解释，进而理出作品的隐性结构，并将作品与现实错综复杂的关联加以勾勒出来”，这样才能深研到“作品的底层(深层)与隐性意义”，在具体运用时，他还揉进了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但主要是心理批评方法。正是以这样的眼光，蓝棣之在被普遍解释过了和研究过了的现代文学经典中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做出了“某些新的解释”。对作家创作无意识的分析，使他发现《呐喊》应该是“意识和无意识结合的典范”。对作品人物无意识进行解读，他发现柔石《二月》里的人物萧涧秋与采莲有了新的关系。对作品中作家与读者没有意识到的关系的发现，比如他认为《骆驼祥子》故事的核心并非祥子买车三起三落的经过，而是虎妞对祥子的诱惑缠绕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等等。

总之，新时期心理批评方法在将现代心理观念和传统社会历史观念融合的尝试是成功的。它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又吸收了20世纪科学批评方法的精神成果。在人的观念方面，它既沿袭了精神分析学说对人的独立性、个性观点的强调，又保留了传统社会批评对人的实践性、历史性的合理推崇，对人的理解达到了一定的辨证境界，彰显了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高度。

(责任编校：谭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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