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公与消费需求不足研究

摘 要：消费需求不足是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根源于不同利益阶层的权利分配不平等。促进各利益阶层权利平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可提高有效消费需求，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收入分配 消费需求 权利平等

一、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

（一）政府与居民利益分配失衡

近年来，我国政府所得即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部分迅速增大，挤压了居民的收入空间，致使居民的消费能力越来越低。与此相对应，财政支出也增长很快，不过增长最快的是行政管理费，明显超过用于“民生”支出的增长速度。即政府财政支出没有相应替代居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支出，致使居民消费能力越来越低。

（二）资方与劳动方利益分配失衡

资方所得即公司利润越来越多，抑制了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致使居民的消费能力越来越低。1998年-2007年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了13.4个百分点。与别国相比，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明显偏低，比日本低10个百分点，比美国低16个百分点。这点可以从我国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中得到佐证。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7155亿元，比1998年增长17.62倍，年均增长38.39%，远远超过同期GDP中工资增长所占比例，资本所占部分增加了。

（三）外资与内资利益分配失衡

外资占据其创造的GDP的主要部分，而我国只得到了可怜的加工费和微薄的工资，从而国内消费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利用外资越多的地方，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就越低。以苏州和温州为例，苏州人均GDP是温州的3倍多，但是按城乡人口加权计算的人均收入还没有温州高，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苏州人均收入不到其人均GDP的1/5，而温州为2/3，主要原因是苏州人均实际使用外资累计金额是温州近38倍！事实上，近年来苏州经济增长的70%以上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

（四）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失衡

城乡居民间收入分配失衡。城市居民增长快，农村居民增长慢，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致使农民的消费能力低下。从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一直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扩大到了3.33：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2008年绝对差距达到11020元，18年上升了近4倍。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6倍，世界最高。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其消费水平也低，2007年不到城镇的1/3。从恩格尔系数来看，2007年农民消费水平相当于城镇1999年的消费水平；从收入水平来看，2007年农民的收入相当于1995年城镇居民的收入，综合考虑，农民消费水平比城镇落后10年左右。2000年—2007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来越低，降低了7个百分点，而农民平均消费倾向则越来越高，2007年超过城镇居民5个百分点。至于边际消费倾向差距更大，2000年-2007年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66.60%，农村居民是82.35%，相差16个百分点。2007年我国城乡人口是44.94：55.06，而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之比却是74.4：25.6。因此，我国内需不足主要在农村，农民收入水平太低，消费能力不足。

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失衡。高收入居民增长得快，低收入居民增长得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致使多数人缺乏消费能力。1998年以来，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内部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显出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特征。1998年-2007年城镇1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4.4%，而10%最低收入年均长率只有6.07%，以致1998年双方的差距4.43倍，2007年扩大到8.74倍，随着收入由低到高，平均消费倾向由高到低，10%最高收入户原平均消费倾向比10%最低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1998年低27.53个百分点，2007年低32.43个百分点！2002年-2007年，农村20%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比20%低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2002年低58.04个百分点，2007年低76.17个百分点！

二、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权利分配失衡

（一）权利分配失衡体现在政府和人民权利失衡

2005年美国财杂志《福布斯》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税负重自然导致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却主要用于自身需要，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如2006年公费出国、公费养车、公费吃喝等“三公消费”就超过9000亿元，超过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民生”支出。在“民生”支出方面，政府也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如我国政府卫生投入仅仅占世界卫生总投入的2%，其中80%用在了850万党政干部身上，其他13亿人分享其余的20%，以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我国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

（二）权国分配失衡体现在资方与劳方权利失衡

资方权力太大，占有了更多的财富，而劳方权力弱是个普遍性的现象，我国大量的过剩劳动力更使劳工阶层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又不允许他们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的权益。资方因为能够投资为政府创造GDP而得到政府的偏爱，甚至纵容其违反《劳动法》等有关法律，从而导致二者利益分配失衡，资方占有了更多的财富，而劳工阶层（除了垄断国企的职工外）所得的份额越来越少。

（三）权利分配失衡体现在城乡权利失衡

城市居于统治地位，农村成为城市的附庸，二者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后，偏向城市的政策依旧，最典型的是政府低价强制征收农民土地以推进城市化工业化。1979-2004年，国家和城市工商业从农户土地低价征用中就获取了90000多亿的巨额财富。2005年-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超过35000亿元。《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2004年引用的一项调查表明，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大致是和：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而农民只占5%-10%。土地成本价和出让价之间的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获取。3000多万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彻底无产者，每年失地农民数量还要超过100万。我国政府在农村长期进行金融管制，导致农户金融抵制的程度高达70.91%，农户平均损失的纯收入和非土地性资产分别为861.37元和4799.61元。不仅如此，2007年城镇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3384.6元，农民只有222.25元，相差15倍多。相反，农民承担着与其收入极不相称的高额税赋。农民人均支付额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若加上名目繁多的杂费，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近30倍。可见，国民财富的二次分配使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

（四）权利分配失衡还体现在正式工与临时工、本地员工与外来员工的权利不平等上，集中体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上

在城市，“农民工”是“二等公民”是外来人员。“农民工”所从事的多是报酬极低的工作或最苦最累的工作，大部分是临时工，同工不同酬、同岗不同薪的现象非常普遍，奢谈按劳分配。此外，在就业、就医、上学、住房、社保等方面，“农民工”都面临着某种“歧视”。

可见，我国利益分配失衡的根源是权利分配失衡，强势集团、强势阶层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占据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暴富，进一步挤压了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造成内需不足，这对社会和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极为不利。

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消费需求的对策：促进权利平等

（一）实施政府改革

建立小政府、大社会，放权于社会，让利于百姓，赋权于人民。政府减少对国民财富的占用和支配，藏富于民，提高百姓收入水平，增强内需力，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由投资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

（二）实施土地制度改革

让农民享有土地的经营处置权。让农民在土地流转、征用、入股等方面更公平地分享土地财富的收益，提高农民的非劳动收入，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

（三）实施工会制度改革

让工会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实现工会自治。工会的自治能够让工人依靠集体的力量参与资方的谈判，平衡与资方的权利，获得更公平的工资收入与福利收入。劳资双方权利的平衡；既能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又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刺激消费需求。

（四）实施社会制度改革

取消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性做法，实现同工同酬、同岗同薪，享受均等的社会福利保障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政府提供均等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的支出，让老百姓享受社会的公平正义。有了公平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和政府的公共消费支出，老百姓就能有更高的消费信心和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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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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