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他的金融主张

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与中国经济发展，是一项值得探究的主题，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思想亦备受关注。孙中山的金融思想由三个具有逻辑联系的部分构成：一是金融管理思想，包括实行纸币制度、建立中央银行的思想；二是金融体系建设思想，主要是利用国家资本发展银行和建立银行体系的主张；三是金融开放思想，包括利用外国资本，保护本国金融的思想。孙中山金融建设思想的整体逻辑是开放经济条件下近代中国金融的发展问题，其思想的逻辑起点是货币制度，主要内容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金融体系的具体架构——中央银行及银行体系的建设，核心特征则是政府主导。

金融管理思想

孙中山金融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他的纸币制度思想，即钱币革命论。孙中山在《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中提出：“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由此，明确了其货币思想的核心，即以国家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对货币的本质与作用的认识是孙中山纸币制度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认为：“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而“解决财政之困难”是孙中山纸币制度思想的现实诉求。

孙中山金融思想中的纸币制度与当时的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有本质区别。从他主张纸币制度的最初动机来看，是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因此，与同时代的其他货币金融专家和银行家相比，孙中山的纸币制度思想缺乏相应严谨的学理性和实际的操作性。以纸币发行与通货膨胀为例进行分析，纸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了日后出现赤字财政的可能性，因此纸币发行需要一整套的制度约束。而孙中山的办法最根本的是用政府的赋税来作抵押。虽然，孙中山对发行纸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对通货膨胀也有所警惕。但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要求对货币数量进行调控，需要相对独立的机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孙中山并未深刻认识到上述问题。

纵观近代金融思想史，孙中山的货币思想在当初颇显独特，不可否认孙中山已看到了有限的金融货币与无限增长的货币交易之间的本质矛盾，所以他的纸币制度思想具有极大的实践性，成为日后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理论的核心。1935年的法币政策，总体而言，是由国家银行发行，以国家信用为担保，使货币与价格波动的贵金属逐步脱钩的货币政策。

从理论上讲，中央银行是货币制度改革的前提基础，孙中山主要是从财政需求的角度进行考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就提出：“组织中央银行实为今日财政第一要著。”这为以后政府要求中央银行为财政服务提供了认识基础，也可以看出政府看中的是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功能，而不是逐步完善中央银行的公共管理职能，没有从健全货币流通体制出发来认识建设中央银行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尽管孙中山及其他决策者已经对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在制度建设思想和实践中却存在缺陷。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限及受自身利益的制约，当时的政治人物并未完全认清中央银行和一般商业银行功能上的具体差异。

金融体系建设思想

要研究孙中山利用国家资本发展银行的思想，首先应追溯其国家资本思想的形成过程。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指出，中外贫富差距及生产能力的迥异是中国“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因。1924年，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将国家资本思想明确表述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可见，孙中山将国家资本的概念主要抽象为一些国有或国营的形式。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的具体形成过程，而利用国家资本发展银行的思想则是其国家资本思想在金融领域的直接体现。

孙中山在阐述纸币制度思想的同时，就提议建立金融机构体系，以适应工业、商业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孙中山银行体系建设思想强调的是，银行专业化分工以及银行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拟订《中国银行则例》的同时，先后拟订了《商业银行暂行则例》《兴农、农业、殖边银行则例》《海外汇业银行则例》。财政部主张，由中央政府募集资本，在城市设立兴农银行，再酌量提拨地方公款，在各地设农业银行；同时创设殖边银行，为安置边疆各地流民。随后，孙中山在批示中特别指出银行等金融机构融通资金的作用，称“中国地称膏腴，尤广幅员，而东南之收获，不见其丰，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此无他，无特别金融机关以为之融通资本故耳”。并认为，“创设农业、殖边等银行，实属方今扼要之图。”简言之，孙中山的银行建设思想，反映出在近代较为落后的经济状况下，产业活动不发达以及资本分散、短缺状态下，国人对选择银行作为资本积累主体及方式的具体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民国初年基本形成了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家银行为主，以殖边银行、劝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新华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专业银行为辅的银行体系。

总体来看，近代中国选择了类似于德国和日本的银行发展模式，这是孙中山金融建设思想的直接表现，其中更深层次原因是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大都相信政府力量，崇尚跨越发展，而不愿由市场力量自发发展。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在当时政府和民间都未能进行充分资本积累的情况下，没有按照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银行资本的道路，即通过政府的有力支持和扶植首先使金融业得以迅速发展，再反过来促进其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开放思想

开放性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孙中山始终在开放经济框架下思考近代中国的金融发展与金融保护问题。孙中山主张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其金融思想的取向十分鲜明。他认为，建立中国自己的银行，目的是为了摆脱外国的牵制。因此，在主张金融开放的同时，他始终要求维护本国利益，保护本国金融的发展。

一方面，孙中山主张建立合资银行。孙中山在1912年6月于香港发表演说时，提出了创办中西合股银行的主张，他指出该行专为引进外资而在欧美发行中国债券。在他的努力之下，巴黎联合银行两名全权代表于当年12月到上海，与他议订合资银行章程。关于创办合资银行，孙中山最关心的问题是既发展本国银行、引入外国资本，又要保护本国金融。为此，孙中山提出了比较稳健的方案：一是银行在中国注册，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二是董事局全为华人，西人为顾问局；三是总办十年内用西人，十年后可用华人；四是督理各举二人，总办执行等等。他特别强调中国在人力、财力方面所处的劣势地位，认为“合资银行，我当得条件之保护略优，将来乃望得平等权利，否则流弊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孙中山考虑了中外金融力量制衡的问题。鉴于外国银行垄断控制近代中国金融枢纽的局面，孙中山考虑联合已有的小银行，成立一家“极大的银行”，以便与外国银行相抗衡。他以为，中国经济受制于外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无极大银行担任借款之能力”，中国银行业不够集中，无法对全国经济产生影响。因此，他曾设想，把数十间银行“联合而成一巨大之银行，发行债票”，允许引入外资，从而可以控制全国金融枢纽，为政府借款担保，不使利权再落入“外人之手”。此外，孙中山还极力向海外拓展金融业，试图设立海外商业银行。

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之关系

马寅初在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经济思想常为经济环境之产物，并有改造经济环境之作用者也。”可以认为，经济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主要通过具体模式和路径的选择来实施。孙中山金融建设思想是近代国人对近代经济发展中金融问题思考的结果，其核心特征是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孙中山金融建设思想通过深刻主导近代中国金融发展模式与具体路径，从而进一步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具体路径。

首先，经济发展影响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和价值取向。孙中山积极地看待落后状态下中国的发展思想和方式，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在不同发展水平下的不同国家发展思想及模式，明确提出中国不能与英国的自由竞争模式相同。在此过程中，孙中山受德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经济发展阶段影响不同国家的金融发展模式。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不同落后程度国家的资本积累主体有很大差别，落后国家一般利用银行或国家进行资本积累，以推动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可以认为，孙中山是在正确估计近代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初步确立了利用后发国家的国家金融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和取向。

其次，孙中山金融思想对经济及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策加以实施的。如果仅从中国银行制度的近代化来衡量，仅仅将孙中山与盛宣怀创设中国通商银行、张嘉璈管理中国银行、陈光甫经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及其他银行家的个案，进行简单类比，孙中山的有关实践确实并不足够理论与具体。但是，孙中山的金融思想与主张应该是最被政策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货币政策以及银行业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北洋政府，中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银行体系，即由中央银行、政府特许银行、省市立银行、商业储蓄银行、农工银行和其他专业银行组成，并真正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起到主导性和支配性地位。这些事实不仅仅只是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政府主导下金融统制的例证，而且还表明：孙中山的金融思想确实影响了近代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其思想的政策化过程也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突出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领袖，孙中山对经济问题的认知和论述，主要是从政治家实用的角度出发而展开的，并不仅仅简单地从纯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因此，如果单从学理的严谨、系统和创新等标准来研判的话，则无论是对西方货币银行学说一般原理的阐述，还是对在中国特定环境下金融建设中相关问题的解决，孙中山的有关思想主张在近代中国金融思想史上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明显比不上严复、梁启超、钱恂、康有为等人有关银行金融方面的学说，以及其他专业的经济学家的著述。总体而言，孙中山的金融建设思想主要是战略性的政策指导思想，而不是学理推导、学术论证性的学究思想。

最后，孙中山的金融思想是特定经济发展时期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思想产物。孙中山经济思想深受工业革命后中国被迫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影响。他受德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具体政策阐述中多次提到俾斯麦的政策。此外，孙中山有近20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到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因此对于工业革命后这些国家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冲突有真切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面对上述国家的发展，作为后发国家的政治领袖，他有着赶超先进国家的强烈使命和战略意图。这种追赶意识直接影响他对具体经济制度及路径的选择。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为近代国人树立了赶超欧美的榜样——德国和日本。我们可以看到，在随后的20世纪20～30年代，德、意、日实行“统制经济”，在国内不仅是对孙中山经济学说的追随，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跨越式地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然而这种经济思想背后的实质是强调政府主导的跨越式发展及短期效率，忽视市场竞争模式及长期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孙中山货币理论中的名目主义倾向、钱币革命理论、设立中央银行计划、合资创办银行等，都与此有关。这种经济思想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金融思想对政府干预的弊端、金融风险的防范等缺乏警觉，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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