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旱云赋》新探

一、问题的提出

历来学者研究贾谊（前200～前168）的《旱云赋》，主要是赏析其中写气图貌、刻镂精工、形象生动、姿态横生的艺术匠心，褒扬作者重农、悯农、以民为本、谴责人主的高超思想境界，指出该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如此，固然是解读《旱云赋》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文学创作的实践告诉我们，作品与创作主体的学养、阅历、思想和个性特征往往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系统。随着创作主体特征的多样性展开，作品内涵也呈现出多向度展开的面貌，所以单一化的文学解读往往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尤其是在文学与史学、哲学还结合在一起的时代。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在此之前则是文史哲不分。所以，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旱云赋》，指为误读未免矫枉过正，但这确乎是一种不完整的解读。

参照贾谊的《鵩鸟赋》和其他政论文，会发现《旱云赋》所包含的阴阳灾异思想很是值得注意。用思想史的眼光解读《旱云赋》是契合其时文学发展特质、汉赋的文体特征和作家创作个性的新视角。

二、贾谊阴阳灾异思想的文化背景

在先秦文化的深厚土壤中，阴阳灾异是一项重要内容，汉初贾谊继承先秦士人的知识体系，在思想史发展的链条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中国古人很早就采用阴阳和灾异的概念来解释“天”、“地”、“人”之间深刻而神秘的关系。《国语·周语》云：“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阴阳之气的和谐会使人间风调雨顺。相反，则会引起灾异。《国语·周语》记载周幽王二年，泾、渭、洛三川发生地震，“山川崩竭”。其言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何休《春秋解诂》说：“灾者，有害于物，随事而至者；异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灾异不属此范围，《春秋》242年中，书灾异122例。据统计，《春秋》的主要内容中有10%专记灾异，包括日月蚀、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雹冰、水旱、异鸟和陨石等。《春秋》名称的由来之一就是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语，以示寓褒贬于其中之意，因为“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可见古人既用阴阳来解释万物的生长和成熟，也用阴阳来解释灾异现象。

汉初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统治稳定，经济繁荣，统治者很迷信神仙方术和阴阳灾异。贾谊生活时代的文帝就是一位信奉阴阳灾异学说的君主。汉文帝重用善推五德终始的术士新垣平，并被他欺骗。汉初的水德、土德和火德之争也开展得热热闹闹。刘邦建汉之初，承袭了秦人以水德自居的说法。至文帝时，有人提出改制。《汉书·郊祀志上》记载鲁人公孙臣上书说：“始秦得水德，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服色上黄。” 《史记·贾生列传》中记载，贾谊也提出过改制措施：“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开始文帝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但是第二年，黄龙果然出现在成纪，于是文帝拜公孙臣为博士。此外当时还流行火德一说。而实际上，“汉初思想学术界关于汉德究竟为哪一德，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五德始终的问题如何变化，阴阳五行家为阴阳五行学与儒家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可见儒学从汉初就开始汲取诸家为我所用。贾谊作为其时活跃的政治家、思想家也参与到了儒学革新的潮流中，则贾谊具有阴阳灾异思想就在情理之中。可见他的阴阳灾异思想也是与时代潮流相呼应的。

贾谊师承关系的路径能够说明他的学术渊源。《新书·劝学》曰：“今夫子佚乎老聃，而诸子之材不避荣跦。”据《贾子新书斠补》说，“‘聃’作‘耽’，此文‘夫子’ 疑即张苍，谊传《左氏》于张苍，此盖受业之时所作，苍曾典书柱下，故以老耽为况。”又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载，贾谊曾经师事张苍研读《左氏传》。《春秋》屡记灾异，而且编者本意是以此突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政治状况，所以《左氏传》这一历来被认为是依托《春秋》而作的“传”，自然不会不重视灾异。再者，张苍其人也是汉初诸德之争的参与者。在公孙臣、贾谊等人提出“改正朔”的建议后，文帝曾经把问题交给张苍去裁断，《汉书·任敖传》载：“事下苍，苍以为非是，罢之。”尽管师生意见相左，但贾谊确实是应该从张苍学习了阴阳灾异思想的。

三、贾谊对阴阳灾异思想内涵的阐发

现存贾谊作品并非完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他对阴阳灾异思想内涵的阐发。

在《鵩鸟赋》中，贾谊生动而完整地勾画出一幅阴阳演化、聚散、无穷无尽、幽眇难识的自然界宏观图景：

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征雨降，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块轧无限，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鸟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

我们仿佛看到，一位超脱世俗的哲人在俯瞰大千世界，指点人间万象，他身在天地之间而思绪却腾达无穷之外，以天地为画布，以万物为素材，以阴阳相调和，借比喻相阐发，视野极其开阔。相比之下《旱云赋》则更加具体，具有更强的现实关怀。

《旱云赋》开篇从大处落笔，直击主题：“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揭示夏日大旱的根源在于天地“失精和之正理”即阴阳之气的失调，为下文的展开张本。继而“遥望白云之蓬勃兮”以下若干句，笔触之疏放细腻兼呈，紧扣阴阳清浊之气，摹写旱云之态，远近相协动静得宜，可谓淋漓尽致，诚为蓄势待发。接以“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狠戾”，指出阴阳失调犹如恶人为祸，语意渐次深入。“终风解而霰散兮”以下若干句呼应前篇再摹旱云之态，亦以铺陈之法，并痛陈旱云之害。“忧疆畔之遇害兮”至结尾则集中笔力，指天斥地，阐发阴阳灾异之理，抒发责人主伤民生之情，是为赋作之旨。

贾谊对阴阳、灾疫的关注不仅在前此两赋中，在他的政论散文集《新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贾谊有非常明确的阴阳思想。

《新书·六术》、《新书·道术》和《道德说》是贾谊的三篇哲学论文，“阴阳”就是其中理论架构的重要概念。

《六术》有言曰：“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理者德之理也。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为内度，内度成业，谓之六法”、“阴阳、天地之动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以效事之尽以六为度者谓六理，可谓阴阳之六节，可谓天地之六法，可谓人之六行”。

《道德说》有言曰：“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为所生者法也。”

统观相关文字，我们看到贾谊的阴阳灾异思想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强烈批判精神的贯注。批判精神是贾谊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他把旱云这种自然灾害与统治者的政治失败联系起来，“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矛头所向是当朝的统治者。在《陈政事疏》中贾谊表示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提出“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言辞之激烈与《旱云赋》可谓异曲同工，正可相互参读。

二是深沉历史情怀的附著。人事和自然阴阳之气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而且古有明鉴。“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以历史上的贤明人主为衬托，唐尧虞舜和三代之君建立不朽功业，则天地之间充溢阴阳和谐之气；当今之时“阴气辟而留滞，厌暴至而沉没”，阴气聚集而阳气散弱，旱云之象笼罩人间。在强烈的历史意识支配下，贾谊从古今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凸显阴阳灾异与人事成败的关系，从对历史纵深的考察中得出结论，可见其思想的深度。

三是深挚民生关怀的旨归。“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狠戾”两句中“贪”、“邪”、“狠”、“戾”四字本为概括人性特征的字眼，移用于此，形象鲜明，抑恶扬善之意极为显豁。“群生闷满而愁愦”、“农夫垂拱而无聊僖”是为天下“生群”和“农夫”一掬同情之泪。“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痛斥朝廷官员的残忍，为立于天地之间的每一个生命（“既已生之”）吁求幸福。“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阴阳失节天地不雨而怒斥天地之不仁，博大的民生关怀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四、《旱云赋》阴阳灾异思想的传播及其意义

《旱云赋》中的阴阳灾异思想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必然要在《旱云赋》的传播中实现它的价值，而且以赋体传播阴阳灾异思想具有一定的优势。

马积高先生在《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指出：

所谓‘赋兼众体’，也包括这种含义：它既主要是一种纯文学的体裁，同时又有一支向非文学的方向发展。这与我们汉文化传统中有着历久不衰的用韵语传播知识的历史传统分不开。殷周的卜辞中就有用韵语传播知识的现象，《诗》三百篇有“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副作用，汉代兴盛的以“体物”为主的赋，含有某种传播语言文字、名物制度知识的作用也为人所共知。

可见诗歌不仅可以“兴、观、群、怨”而且有知识传播的功能。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赋兼才学”，其中就涉及赋体对知识的保存和传播。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古诗”是赋体源头之一，赋体何以能够成为“古诗”之流，研究者已经有充分的共识。而如果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赋者古诗之流”同样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鸟兽草木”是知识，那么阴阳灾异是当时人们关于自然灾害、天象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认识成果，历史地来看显然也应该在知识的范围之内。

人们对灾异的认识是以灾异现实为基础的。据统计，两汉历时共400余年，所发生的自然灾害至少有346次之多，年均发灾率为81%。西汉时，自然灾害次数相对较少，为115次，年均发灾率为54%；东汉自然灾害的总数大大高于西汉的总数，达231次，年均发灾率为117%。两汉皇帝因灾异（其中不仅是自然灾害）所下罪己诏书凡58条，西汉28：文2，宣4，元10，成9，哀2，莽1；东汉30：光武4，明3，章3，和4，殇1，安5，顺4，质1，桓5。两汉文人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对汉代如此频繁的灾异现象和帝王这些史书明载的罪己诏书，他们必定是能够耳闻目睹的，但是在现存的汉赋中，我们看到的只有寥寥数篇关于灾异的赋作。

《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部分已不得而知；此外的赋作，如蔡邕有《霖雨赋》、繁钦有《暑赋》王粲有《大暑赋》和《愁霖赋》、陈琳有《大暑赋》、刘桢有《大暑赋》、应玚有《愁霖赋》等，有些赋作写到了灾异，但是往往停留在“体物”的层面上对灾害天象进行描述、铺排，缺少知识传播的特征。

再者，从知识和思想的历史来看，研究者往往非常关注思想史家及其思想和知识的内容，而往往忽视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过程。福柯曾在《知识考古学》中发问：知识是如何传播的。比较而言，文学对思想和知识的传播具有相当的优势，其功能和效率要超过枯燥的高头讲章和理论书籍。“知识传播的方法与知识传播的效果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知识传播诸要素都相对静止的前提下，知识传播方法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水平，直接制约了知识传播的效果。”显然，对于阴阳灾异知识的传播来说，汉赋作为文学作品要比理论文章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众所周知，汉初的思想家认真地总结秦亡的教训（施暴政而亡），提出一系列以“仁义”治理和守卫天下的主张。但如何让统治者接受这些主张？在当时条件下，发挥臣下的劝谏作用促使统治者幡然醒悟是上上之策，但臣下的劝谏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在“君权神授”观念盛行的时代，最终只有借助上天的力量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所以，以上天意志为准绳的阴阳灾异学说成为一种历史需要，而贾谊《旱云赋》及其散文这方面知识的传播恰恰发挥了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贾谊在《旱云赋》中有“既已生之，不与福矣”以及“终怨不雨，甚不仁兮”的反诘，而更有“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的怨词，后者直接把阴阳失调导致的自然灾害与统治者的失政有意联系起来，矛头所向是“在位”的统治者。可见贾谊的阴阳灾异学说和其一贯的民本、仁政思想相辅相成，气脉相连，成为他关注现实生活、追求政治理想、履行辅臣职责的理论工具。

“从辞赋本身的情况来看，把它说成精英文学似乎更为恰当。所谓精英文学，指作品有很高的文化品位，有丰富的知识含量，有较大的创作难度，这几方面条件都是辞赋所具备的。”诚如斯言，汉赋所具有的丰富知识含量启发我们，解读汉赋要注意采取符合其文体特征的角度。把《旱云赋》中的阴阳灾异思想作为知识形态所进行的解读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汉赋中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陈春保，江苏省南通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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