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新形态”发展理念的演进逻辑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实践，是世界文明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努力在于对引领人类未来前进方向的新型文明价值观形态、对于新质的发展理念和模式的严肃思考和实践探索。作为对“西方文明”主宰下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与实践性超越，中国为全球共享的文明新体系、发展新形态贡献 “中国道路”与“核心价值观”的智慧；着眼中西文化选择之间激烈交锋、冲突以及复杂博弈的非确定性情境，面向未来，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还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所确立的“五大理念”，其所承载和彰显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新文明理念的愿景预期、合理形态的制度价值实践、新文明人格类型的确立与塑造，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和命运的一种高瞻远瞩的理性筹划、审慎设计和有效践履。

〔关键词〕 文明新形态，中国发展道路，价值逻辑，五大理念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4-0013-05

合理的发展观引领文明不断进步。文明作为发展成果的深层表征，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投影”和价值积淀，是人类自主性不断攀升的高度。特定发展实践中的文明与文化紧密相连，文明自我确立的过程，一定是有效地吸取并辩证地扬弃某种文明的过程。

文明的演进历程，包孕着人类历史在艰难曲折中行进的全部密码。由于本民族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模式自主探索方式的差异，现代社会发展与文明对话的“现实”和“常态”理应遵循其普遍的伦理正当性规制，在相互走进、观照之中，容忍差异、兼容并蓄，求得自身的丰富和圆融。自20世纪以来，中国以民族复兴和富强为价值追求，融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最终找到了一条既能体现自身文化传统，又能充分彰显自身独特制度优势的新文明之路。这种新文明的精髓在于向世界表明：中国追求、倡导和实践的“文明新形态”，不仅关切的是本体论层面上发展之哲学理据的批判性反思，同时对价值观层面上人本理性进行持续追思和审视。其实质是在合理性与正当性诉求意义上，研究发展的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之间契通的路径问题。

一、“西方文明”逻辑规制的历史性反思与实践超越

人类文明进步伴随着对旧文明发展逻辑的反思。从学理上讲，价值理念是文化与文明的精要和内核。任何一种文化与文明形态，必然伴随着与之相应的价值观。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优劣的较量，一定是依托其所内蕴、体现、代表和彰显着的某种确定的价值理念。一种文化理念和文明价值观要想成为世界的并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必须具备上述品质。

（一）中国文明新形态的方位探寻：超越纯粹的知识论

早在20世纪初，当中华民族的文化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实际上是丧失了本民族的发展方位和坐标），从而展开所谓“中西文明之争”，以找寻中华文明之稳定的内生动力和明确指向。这一论战，首先是对中西两种文明形态、发展观念、发展模式的反思、比较、观照和评判。具体而言，基于对发展道路的自主探寻，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论争从明末清初算起，前后经历了四个多世纪。400余年，中西文化论争经过五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发生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明末清初，以传教士利玛窦等为代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介绍西方的天文理算。第二个回合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乾嘉年间，争论重点是围绕中英如何实现平等通商。这两个回合之结束，都以一个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件而没有达成结果：英国人不按照中国皇室的礼仪朝拜皇帝，两种文明失去了照面、沟通的机会。接下来的第三个回合发生在“鸦片战争”至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当时清朝一群文化保守派掀起“严华夷之辨”，又一次阻止了社会转型之契机。第四个回合从“清末新政”（20世纪头10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出现了一系列堪称革命性变革的事件，这是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专制，寻求民主、自由的过程。各种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合作主义、工团合作主义）竞相粉墨登场，挑战“国粹派”的主张。其结果是“救亡压倒启蒙”，其后在制度、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国民党“新式独裁专制政府”长期统治的形成。第五个回合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又经历了两次文化论争。一方面体现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思想文化领域内追求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纯粹性”，所谓“兴无灭资”；另一方面体现为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西文化又经历了一次正面交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了通向自由、平等、公平等文明大道的新的路径。

学者赵汀阳立足文明变革视野之社会发展的宏阔格局，从现代文化历史主题变革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类文化交往实践向文化价值和文明形态的转变过程，进而提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超越“知识论”的纷争，研究文化立场、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深刻理据和发展正当性逻辑。依赵汀阳之见，“如果一种文化不去干涉另一种文化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那么，文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或者说，假如文化之间没有形成价值之争，一种文化不会自动地变成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不会成为反思对象。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构成一个问题，它只是生长着。在文化被‘问题化’之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单纯的知识论关系。一种陌生的文化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形式或者另一个生活世界，也就是一个知识论的对象。如果有机会互相接触，一种文化总会对另一种文化感到好奇，发生兴趣而进行交往，而且非常可能会在交往中互相学习某些被认为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 〔1 〕依赵汀阳教授的识见和思想，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一个令几代中国学者耗费许多心血苦苦探究，但迄今仍未完全明白的一个“老”问题：在近代，一个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为何在与西方文明的几次较量中最终败下阵来？

（二）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化”：彰显后发优势

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让位于西方文明是由中华文明在文明“势位”上的劣势和被动性所致。常见的解释是西方文明是以科技理性与工业文明为强大支撑，而传统中国社会所体现和代表的则是落后的农耕文明。前者表现为“外向型”，具有与生俱来的扩张、侵略和殖民的本性，追求的是主宰自然和整个外部世界，彰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个人主义与自由，后者是以儒、释、道为载体的东方文明，主张“天人合一”，保持与外在自然和世界的和谐，强调皇权专制体制下的“安分敬制”以及对于专制制度和共同体的绝对服从，这种文明内在特质上必然是“非竞争性文明”。如此一来，两种文明较量的结果，必然是“农业文明”败给“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从人类发展的视野看，西方“外向型现代化”潮流是中华文明难以逃脱的宿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萧功秦先生指出，中华文明虽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形成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结构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2 〕当然，中华文明本身同时也是一种具有高度涵化力的独特的文明形态，具有非常突出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内驱力。面对自身的“比较弱势”，中国社会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被迫开始了积极回应与“转型”。

2001年是新世纪中国自主发展开端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加入WTO，表达了中国自信地走向世界并且以博大的胸襟拥抱世界的勇气。中国加入WTO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加快了与国际文化交融的步伐。2001年，无疑是中西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交流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堪称中国自信地迈入人类文明体系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年份，它表明中国人在对待文化冲突与文明纷争问题上，业已放弃了空洞无谓的争论，形成了一种对待文明的“介入性”的新姿态。这一新姿态，是民族文化日渐强大、成熟的标志，是文化理智与自信形成的标志。它所传达的是中国社会决意按照自己的意志，自主地开创中国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文明新形态发展的历史表征

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文明与发展实践的新纪元，提升了人类的生存与生活质量。但是，300多年过后，当全世界都沉浸在这种以工具理性为先导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不得不承受它所带来的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严峻的生存问题。

（一）单纯经济富强和增长并不是中国文明新形态的真实逻辑

20世纪80年代为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我们用30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社会300多年的路程。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繁荣过后，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进入了“深水区”、攻坚克难期以及战略机遇期。在这样一种“后发展时代”，围绕中国发展理念的历史方位、表达方式和叙事逻辑，2013年《另一半中国梦：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一书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实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国防、外交与环境等诸多难题作出了深度解读。学者们注意到，晚清以来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等通过思考、探索西方国家崛起的秘密，发现其根本是经济“富强”和社会“文明”同步并举。但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却只盯着经济层面的“富强”。不仅如此，中国人心目中的所谓“文明”，仅仅局限于狭隘的“技术”“理性”“功利”层面，而并非深置其“道”的层面——全人类共享性的文明价值及其相应的政治、法律和道德等规范。此种类型的现代化及其“现代性”一开始就是“残缺态”的，其核心表征在于经济层面的“富强”遮蔽了“文明”。

上述反思表明，中国告别了一种由西方文化、技术和资本主宰着的旧文明格局，正在向整个世界提交一份融中华优秀历史传统、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理论、制度和道路优势的文明新形态的时代答卷，让全世界认同、接受这种理性设计蓝图和美好理想。这对中国当下社会的文化与精神生活来讲，是一个新的起点、契机和机遇。因此，这一过程无时无刻不考量着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和见识。

进入21世纪，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虚心学习、借鉴、反思、批判与超越“现代性”，努力把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高度，不断挖掘、完善这一新型文明形态的内蕴，最终真正地认识到了中国特色现代文明新形态的文化与实践表征：“中国道路”与“核心价值观”。从文明新形态探寻的意义上讲，“中国道路”与“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表明，中国人在话语权方面终于摆脱了自近代以来对西方话语逻辑的依附状态，正在以合理、正当的方式自主地展开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叙事。

（二）“中国道路”“核心价值观”：中国文明新形态的两大核心要素

面对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新的发展实践和文明变革的情境，国内学界对此贡献出了极富说服力的卓越见识。韩庆祥教授指出，中国道路对于世界有四大总体性贡献。一是“生存性贡献”。中国道路使中国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即它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生存性贡献”。二是“发展性贡献”。中国道路使中国人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这既有利于拓宽世界在中国的市场，为世界发展创造机会，也有利于使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成果，这是“发展性贡献”。三是“文化性贡献”。中国道路向世界展示了贵和尚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仁义”“和合”文化，更具世界道义性，这是“文化性贡献”。四是“和平性贡献”。中国道路使世界力量结构发生变化，促进力量转移，进而重构世界新格局，促进世界多极平衡，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和平性贡献”。学者陈学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它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种贡献主要表现在：中国道路增强了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中国道路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中国道路开辟了和平发展的人类文明新路；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破解难题提供了借鉴。” 〔3 〕显然，无论是“中国道路”“核心价值观”还是“中国特色文明新形态”，就其深意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在充满纷争的同时，也给出了许多睿智卓识。从人类文明形态的生成性逻辑来看，“中国道路”“中国价值”与“中国文明新形态”三位一体，内在紧密相连。具体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遵照人类历史发展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等辩证统一的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强调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维度的有机贯通，追求“总体性”意义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发展，始终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之利益最大化、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这一具有开创人类历史和发展新纪元的现代化实践，其目标不仅仅在于中国要成为一个经济富强的大国，而且在于中国要开创一种系统性的全新的文明形态。

文明新形态的确立和完善，离不开国家层面价值观的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新论断、新要求，为我们指明了价值航标。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代表着我国民族文化的先进性与明确方向，其出场表明中国共产人已经从根本上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是引领社会思潮、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指针。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核心价值观提出以后，涵义诠释者有之，理据考证者有之，基于执政党历史和制度文化现实的辩护有之。现在看来，上述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核心价值观所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民族精神文化的自主探寻来看，其努力无疑是为一种整体性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提供价值基础。

当然，就这种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正当性而言，我们有理由作出以下两方面的追问：一方面，此种文明新形态的本义和真深意究竟是什么？其所达到的理论高度是什么？对以往的文明有何变革和矫正意义？另一方面，此种文明之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它如何融入整个人类文明并与其他文明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结合历史和现实，在中西历史、文化、制度与生活等多重观照的意义上，作出富有义理的诠释和论证。

三、中国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自觉与价值意蕴

先进的、合理的、引导人类文明健康前行的新发展价值观，一定是既体现民族生存生活方式的价值精髓，又充分吸收、借鉴和扬弃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诸多发展观念和实践的深刻痼疾和弊端，并且注重通过社会政治与制度层面的自主革新，发挥切实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一直以来，中华民族被视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的真实涵义？麻省理工学院白鲁恂教授认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她更是一个有着民族国家身份的文明国家。中国现代史可以描述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把一种文明强行挤压进现代民族国家专制、强迫性框架之中的过程，这种机制性的创造源于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变。” 〔4 〕3-4这样一种见解可谓意味深长，它启发中国人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何以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成就获得与这一评判相匹配的确当性。

（一）大国治理理念：彰显中国文明新形态的制度与文化优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坚守自己所选定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个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目标。“全面小康”“依法治国”“新常态”“一带一路”“金砖银行” “亚投行”等，理念之前瞻、价值目标之公正、高远，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建角度看，中国无疑在以自己的探索和尝试，努力促成一种“多极世界”新格局，切实推动新型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从而为更加公正、健全、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宝贵机遇。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越来越深入人心。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发展模式作为一面镜子和楷模，正在为现代化行进中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治国理念”。一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文明目标。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精要首先在于政治和制度层面。人类文明史的演进历程表明，政治制度的理性设计、政府行为清明与否，标志着这种制度的文明水准。治理直接关涉新文明发展形态的确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规范化的“市场治理”（经济治理的内容）、“政府治理”（政治治理的内容）和“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体系的内容），成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最核心的要素。不难想象，一个正在迈向新型文明的大国，如果缺少规范化的制度安排与公共秩序、缺少法治化（对法律权威的尊重）、缺少民主化（人民的意志与当家做主的主体地位）、缺少效率（社会稳定、社会秩序、经济效益和行政效率）和协调性（制度安排作为统一整体相互协调），一个健全、高效的文明发展，必然是步履维艰。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彻底摆脱和遏制现代性文化与价值观所主导的“资本逻辑”。日渐市场化社会之强硬的资本逻辑的扩张，会在中国造成一种严重的“阶层分化”，产生“权贵集团”。政治与制度“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要力图达到的，是一代中国执政者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型文明形态在政治层面的清醒认知和果敢作为。这种“治理能力”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一代新的执政者力图准确地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制度的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和独特优势，引导并吁求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体系、内在结构、历史地位、世界意义，这不仅事关未来建构中国文明新形态的话语权，更事关现代政府合法性根基以及整个民族的长远福祉。

发展理念的创新和实质性变革，离不开对以往社会治理方式的全面反思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治理实践，既与现代社会的公共治理直接接轨，又是新一届中国执政者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式发展之政治合法性奠基的标识。公共治理的中国价值信念及其有效性在于保持既定的“制度特质、制度优势和优越性”前提下，在全面总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市场经济、社会改革开放所逐渐确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等基础上，彰显一种有别于西方政治文明的独特的中国式“公共治理新话语”。

而这一宏伟目标的顺利完成，首要和急迫的任务是明晰中国公共治理得以展开的复杂“场域”，明确其背景、难题、困境和可能的前景等诸多约束性因素：（1）从“前改革时代”向“后改革时代”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新常态与政治前景问题；（2）作为公共治理终极价值目标的人民利益实现的顶层设计和渐进化的实现方略问题；（3）进一步明确政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政府的角色、职能定位问题；（4）中国公共治理模式（范型）和价值的示范问题。中国追求“全球共享的价值”，倡导“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中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参加者、维护者，是当代国际体系的改革者、贡献者。

面对新文明发展观形态变革的情境，中国社会立足源远流长的“和文化”，坚定地倡导并不断推进“合作”“共赢”的实践理念，努力倡导一种世界各个民族平等参与的新的“全球治理文明”。这一努力的成效是显著的，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推进了全球治理的多元治理结构。中国文明新形态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不同于以往一切旧的文明的突出特点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遵循和实践的是面向全体中国人民“美好生活”（体面、有尊严的）的价值期许。

（二）“五大理念”：引领和实践一种引领性的文明新形态

十八届五中全会立足“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高度，适时提出社会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五大理念”，进一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境界。

就五大理念的出场逻辑来看，一方面 ，它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关“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和价值实现”之间辩证关系，所取得的发展经验的高度凝练和系统总结，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另一方面，就五大理念作为一个系统整体而言，亦有其严谨的结构逻辑，是一个融合发展的基础、根本点、动力、机制、目标在内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正因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系统性以及现实针对性，因而具有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意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及时地提供了反思以往发展观的新的高度和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带有历史关节性和转折点意义的新的契机。

从文明新形态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高度看，“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贡献在于将社会发展视作一个系统，摆脱了发展问题上的“GDP”崇拜、“见物不见人”、忽视生态、发展范式不可持续、发展范式缺乏正当性等多重弊端，同时借鉴了现代发展理论的优势，将发展的科学逻辑与价值逻辑完整地统一起来。

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他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对各国人民而言，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面向未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仍然是“第一大要务”。合理的、科学的发展理念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根本、方向和长远，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从发展理念之前瞻性考量，中国和全世界都同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肯定发展是解决贫苦、走向繁荣、富强之必由之路的前提下，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如何秉承新的文明理念，着眼从根本上破解后发现代化国家之共同的“发展难题”（所谓“补发展短板、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等共识），真正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切实的着力点。无论是立足当前还是着眼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随着五大发展理念的不断实施和深入，一个代表人类文明潮流的中国文明新形态与发展价值理念已曙光初现，并将光耀全球，为整个人类之持续的繁荣、和平与稳定带来永久希望和不尽动力。

参考文献：

〔1〕赵汀阳.文化为什么成了个问题〔J〕.世界哲学，2004（3）.

〔2〕萧功秦.辉煌与悲剧：中华帝国为何败给西方文明〔N〕.南方都市报，2009-11-30.

〔3〕陈学明.论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3）.

〔4〕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M〕.张莉，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推荐访问:演进 中国 形态 逻辑 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