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最高表现与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

摘要：贺麟提出了“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的命题，认为若要中国哲学界不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不是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就必须将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加以发挥，使人感到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原是我们的切身问题，亦即人类普遍的问题。他提出了“融会中西哲学的大概路径”，认为中国哲学亦可分属于唯心论及唯物论，西洋哲学亦有儒者气象、道家风味、墨家精神；主张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进了解，使西洋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他提出了“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命题，主张以西体充实中体，以西用补助中用。其思想之通达，境界之高卓，令人景仰。

关键词：贺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西互释；唯物论；唯心论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3-0028-09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贺麟是“接着宋明道学的心学往下讲”的新心学的创始人。他在1930年写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实为一篇20世纪的《朱子晚年定论》。其代表作《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当代中国哲学》（1947）、《文化与人生》（1947），可合称“新心学三书”，是理解其哲学思想和中西哲学观的重要文献。其思想的最大特点，可用乾嘉学派推崇的学问的最高境界“通达”二字来概括。同时，他还有一个特点，即继承了中国哲学将哲理与诗心融合为一的民族特色，能使“玄学富于诗意、足以感动人的心情”。维也纳学派的中国传人洪谦曾批评冯友兰《新理学》缺乏中国哲学的诗意特点，引起金岳霖等人愤然与他争论，但贺麟却没有这一缺点。其学问视野之广阔、方法之精审、气象之大、见识之高。实在是某些“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当今名流所难以企及的。继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对于确立我们的文化自信，实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哲学是人类公共的精神产业”——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而非西方哲学在中国

贺麟继承了王国维在20世纪初对“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的雄辩论证，并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出色发挥和阐扬，提出了“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西洋哲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人的切身问题，因而是人类的普遍问题”、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西都是增进相互了解而融会中西哲学之路径等深刻思想。

1.论中西哲学皆为人性之最高表现

贺麟在抗战期间发表的《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一文，开宗明义就指出：

我们要认识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无论中西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代表整个哲学的一方面，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产业，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心客观的态度去承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会贯通，去发扬光大。中西哲学诚然有分别，有异同，有其偏颇陈旧而不适于现代生活之处，我们可加以分辨，加以考察，加以批评，但如果对于两方均有深切了解的话，不能说中西哲学间有无法沟通的隔阂，有霄壤的差别。

这段话蕴涵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哲学的普遍性、哲学的民族性、哲学的时代性。所谓“哲学只有一个”，是指哲学的普遍性；所谓“无论中西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是指哲学的民族性：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普遍寓于特殊之中，通过特殊来体现，这也就是古代中国哲人所讲的“理一分殊”、“一只在多中走”的道理。无论中西哲学，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因而都有其时代性，“有其偏颇陈旧而不适于现代生活之处”，需要加以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和评说。但无论如何，中西哲学之间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根本无法沟通，无法相互理解：真正对中西哲学“均有深切了解”，就会意识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深层基础，就是普遍的人性，亦即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2.论中国哲学界非西洋哲学之殖民地

贺麟在《时空与超时空》一文中，更为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哲学界不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也不存在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的观点，强调要把“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加以阐扬，以贡献于全人类。他说：

若要中国哲学界不仅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若要时空问题成为中国哲学自己的问题，而不仅是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中与自己不相干的问题，或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我们必须将中国哲学家对于时空问题的伟大识度，提出来加以发挥，使人感觉到这原来是我们心坎中、本性内、思想上或行为上的切身问题。……蕴于我们心中，出于我们本性，与知识行为都有关系的问题，亦即是人类普遍的问题。解答我们自己切身的与心性知行有关的问题，亦即是解答人类精神上思想上的普遍问题，为人类争取光明。

既然无论中西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类公共的精神产业，那么，中国哲学界讲西洋哲学，又何至于就成了“西洋哲学的殖民地”？但贺麟提出这一警示，又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为了激发人们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也不是扣帽子、打棍子，而是为了开拓学者的心胸，提高哲学研究者的思想见识和学术境界。要认识到，中国人研究哲学，“不是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而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在生活与实践中觉悟到的切身问题，同时也即是人类心灵的普遍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确认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而不是所谓“在中国的哲学的史”，与西方哲学作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中国哲学界才不会被人看作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否则，固执于中国哲学史只能是“在中国的哲学的史”的狭隘见解，显出一副低人一等的姿态，终不免受“西洋哲学的殖民地”之讥。可见，这一批评虽然严苛，却也有其思想的深刻性，可谓振聋发聩之声。

3.论“融会中西哲学的大概路径”

贺麟认为，中国哲学上的派别主要分为儒道墨三家，西洋哲学上主要的派别只有唯心论唯物论两派。他认为，从哲学的学理上来看，区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哲学。但与后来的教条主义者不同，他认为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能简单地以“进步”与“反动”来论定，以西方哲学史为例，“这两派同为不断地推进西洋文化，保持理智活动的主要力量，于促进西洋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均各有其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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