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两种生涯

一、出生

我于1947年10月出生，其时共产党正炮火轰鸣攻打香河县城。而我爷爷欣喜若狂，发誓戒烟、戒赌，我爷爷曾经一夜输掉五十亩地和一个四合院，吸鸦片更使他的财产迅速缩水。奶奶经常向我念叨爷爷的爱孙之情：“得了，瓦盆洗手，给我孙子留点财产吧！”于是他忍着巨大痛苦与煎熬，在炕上翻来覆去、死去活来地折腾半个月，生是把鸦片毒瘾戒了，并且不再赌钱。可是，此时，我家的财产只剩下七亩半地六间砖房，是我挽救了这点财产，也给爷爷在我们村里和王氏家族发挥作用创造了可能，因为他的财产现状，我家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划为上中农，家族的其他人家都是地主兼资本家。

爷爷鬼使神差地还于1948年救了我县共产党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于是，在合作化以前这段时间，爷爷大红大紫，我家成了村干部议事的地方，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性格豪爽、仗义疏财的爷爷每年冬天炉火旺盛，屋子里从早晨到子夜热气腾腾、烟雾缭绕，总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他们在这里高谈阔论、交流信息、沟通经验、加深友谊、增加信任，谋划事业与村务。我称之为“乡村沙龙”，有识之士都认为爷爷是“乡村政治家”。

我有两个奶奶，即爷爷有两个妻子，相处友好。那时，每天早晨卖烧饼、粿子的肯定在我家吆喝，我家挂窗户的铁勾上的小竹筐里总是飘着水果与点心的香味。

二、 氛围

家里钱没有多少，书却很多，整个家族都重视读书。父亲和几个叔叔、哥哥春秋都穿西服戴春秋帽，夏天则浅色或白色绸衫，姑姑、姐姐们夏天都是穿浅花绸衫、深色裙服、旗袍。而爷爷总是长袍，夏天是纺绸有暗纹的长衫，里面是白绸小褂，冬天是狐狸皮长袄，里面是咖啡色驼毛毛衣，他吸烟的象牙烟嘴，上面刻着名人字画，爷爷说是个进士送的，于是那缓缓吐出的烟篆也在空中写下优雅的文字。

爷爷客厅的墙上挂着画着山海松鹤内容的中堂和两边写着“门对千株修竹，家藏万卷奇书”的对联，那是我生下一百天后，爷爷的好友送的。中堂下的硬木条案和案下的八仙桌旁的太师椅常有潇洒的客人说着天上人间、古往今来的奇妙言语。而案上的瓶、镜、书、石、钟也是他们谈不够的话题。家里哪个房间都有书画纸张笔墨，长辈们都有印得豪华的名片，我四岁记事时拿着爸爸的名片不松手，说我也要名片，爷爷答应给我印制，等呀等，等了我30多年。

村里有几个青砖瓦色的大院落，那精致的门楼是我最初的艺术学校，精细的绘画、精巧的木雕、砖雕，绘画和雕刻中不是“三国”就是“红楼”，奶奶就是在这几个门楼下给我讲这些传之久远的故事。当时我们村里，有几个秀才和十几个读书人，他们家中有各色各样的书画，我翻完家里有趣的书后，就去他们家借，那时农村的小康家庭竟有《金圣叹评才子书》，有《龙文鞭影》，有樟木盒装着的《昭明文选》，而许多家庭都有《四书》、《五经》。他们珍爱书籍像珍爱女儿一样，反复叮咛我一定要包上书皮再看。财产中上的人家是那么彬彬有礼，说话是那么斯文有韵，那是当时农村的人文风景。

三、家世

其实我老老太爷曾经是个穷人，老太爷是个廩生（吃财政补贴的秀才），他边勤劳致富，边读书教子，五个儿子都聪明能干，于是家业渐兴。我太爷也是个廩生，忙于教书、结交、调词架讼，是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他四个太爷都是财主，并且是声誉不错的能救济穷人的善财主。大约二十世纪初，我有个老姑爷，叫孟介康，此人从在北京卖冰糖块起家，与我五爷、我爷爷、我七爷、我二姑爷共同创建分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华记糖房”，于是变成地主兼资本家。从那时我的家族开始重视教育，家族的堂号名为“耕读堂”。

我们家族有五人参加革命，我父亲是1946年参加革命，在教育战线工作，我大叔1947年参加革命，先当共产党县委书记的秘书，后当党校教师，我二叔、三叔、四哥1948年参加革命，二叔、四哥先是四野部队的战士，后来都去了朝鲜抗美援朝，三叔从事教育工作。大叔、二叔、三叔、四哥都是地主兼资本家出身，几个伯父把上千亩土地和几个大宅院交给政府，到北京、天津去做寓公，我的一个伯父王春芳（化名王润甫）竟然在中科院工作，负责给刘伯承元帅送了十几年内参，从来没有出过错。家族中只有我家是上中农。我们村250多户1000多口人主动自觉参加革命的就是这几个成分高的人。到1966年，我四叔、大姑、二哥、五哥、大姐、大姐夫都是教师，只有四叔、二哥、五哥干到退休，其余几人都因“文革”冲击而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四、坏学生

1958年，正是中国“大跃进”，当我希冀像哥哥姐姐们拿着书本、捏着钢笔、吹着口琴，唱着充满青春的快乐与忧伤的歌曲（常听他们唱《九九艳阳天》、《世上的姑娘千千万》），在湖边散步，在操场和同学探讨学问，像他们那样开始我所希望的中学生活时，我入学时的中学一切都变了：入学先割两个月草，谁割的少就在班会上作“检查”，“坐牛车”。我在全班年龄最小，可是按小学入学的成绩和操行鉴定看，我的最好，于是，我被任命为班长。因为割草总是“坐牛车”，我当了四天的班长就被撤了。

以后是一个多月的深翻土地，参加种麦，以后又是一个多月的“大炼钢铁”，我有时坐在小高炉边用锤子把从下边农村收来的好锅、好炉子、好的铁器砸碎，由高中学生填进炉中去炼成铁疙瘩；有时坐在运河边的沙岸上，用一块磁铁去吸沙子中的铁砂，在刺骨的呼啸北风中，我一天只能吸半小碗。全县上万名学生牺牲一个月的时间，所获铁砂都投入那烧毁全县的树木、耗费全县劳力的小高炉中。而高中的大龄学生在实现“轴承化”，他们把一节节一厘米长的钢筋用锤子砸圆，几乎所有同学的手上都缠着纱布，把一个钢筋节砸圆，需要几天的时间。半年时间过去了，我新发的课本还没有打开过，而且我们的课本已经没有哥哥、姐姐们念过的《文学》和《汉语》那样典雅、深邃、丰富了。我在小学五六年级就能背诵《文学》课本中的诗文，在考上县一中时，曾幻想自己肯定是全年级最好的学生。可是发到手上的那本用粗黑的纸印制的薄薄的《语文》半年都没有开讲。

五、“广阔天地”

1961冬天，饥饿降临，每人每天二两发黑的白薯干。早晨公社从县粮库领出，中午分到各大队，大队领来，到晚上分到各小队，小队分到每个社员是深夜。妹妹王红舒其时八岁，每天拿个小瓢到生产队部的炕上去等着领白薯干。最晚是夜里十二点回来。家里白薯秧子、玉米骨、玉米皮都吃了。春天，香河中学学生到宝坻县东高巴庄去修铁路，每天早晚一个半窝头，中午两个窝头，干十二个小时的土方活，浑身汗水，溻湿了棉袄，生许多虱子，所有干活的师生都缩头端肩抓背擦肋地与虱子搏斗。

遇家乡来人，说我亲奶奶去世，我大哭失声，想逃跑奔丧，被捉回，罢工一天，被停饭一天。完工回家发两个馒头，路上忍饥未吃，进家门大哭，给爷爷一个，奶奶一个，爷爷奶奶抱我大哭，谁也没有吃给弟妹们吃。浑身刺痒难受，妈妈烧一锅水，先洗澡，后煮衣服，水上一层虱子。不久，奶奶爷爷相继离世。爷爷以死相抗，保住的一棵门前的百年古槐随爷爷去了。二里长街几十棵古槐、梧桐、虬榆都在大炼钢铁中砍伐，这最后一棵古树倒下，大街空空荡荡。

这年秋天，我中学毕业，回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村了。那时每人每年320斤粮食（每天八大两），每人每年13尺布票（有几年是五尺，最少一年是三尺八寸）。我们每天的日子是浑身补丁，满腹粃糠地重复劳动，我们的活动范围是从家到生产队的几块 “学大寨”的土地。听到钟声，一家人都到生产队去领活，假如活不太累，就是男人说些女人的事，女人说些男人的事。

六、“敌人”阵营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时，因为几个贫农青年的推荐，我被当做“积极分子”。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积极分子只当了两次，就被打入了“敌人”阵营。因为所谓的积极分子只是供工作队使用的“枪”，当他们选定一个被整“目标”时，就要这些积极分子去揭发批判，上纲上线。我被迫批判了一个平时与我家不错的“四不清干部”，由于我是工作队使用的“主力炮弹”，我的发言比较“全面而深刻”，于是招致了这个家族的仇恨，当我感觉到这点时，为时已晚。我家当时是上中农成分，我没有必要去当冲锋陷阵的先锋，我急流勇退，不再当积极分子，工作队对我不满。我在以后的批判中不再发言，即使如此，我已经成了这个村子里的厉害角色，而干部是害怕这样的角色的。

我家在“土改”时的经济状况是：全家六口人只有七亩半地，六间土顶房，是个“土地改革”的分地户，其时父亲和叔叔都参加革命，家中没有主要劳力，每年雇半个老年雇工，于是定为中农成分。在接下来的“阶级复议”中，几乎所有受我批判的人，都成了我家的“长、短工”，真是“百口莫辩”，他们的铁证如山。我的当教师的父亲因为拒不承认，被从教师队伍劝退，在连续的“熬鹰”（几天几夜不让睡觉）后，在睡梦中不知让哪个“积极分子”用父亲的手摁上了手印。我们当然不服，我们申诉，告状，比较，因为有几户中农，家有良田六七十亩，瓦房几十间，家中有几个国民党员，还办着“一贯道坛”，实属是真正漏划的地主、富农。可是，他们像缩头乌龟一样地向任何人都笑，经常给各类干部送些小礼。

七、“阶级敌人”

1966年早春，我就有了预感。从1965年底对吴晗的批判和1966年初对“三家村”的批判，我和几个朋友就预言：我们可能难逃此劫。果然，从五月开始，我就被勒令在小会上开始检查：我怎样受“三家村”影响，怎样想成名成家。我拒绝承认，这时，一些和我不错的青年纷纷在夜里悄悄地跑到我家，把借我的书还我，并且告诉我注意一下自己写的东西。

多亏他们的提醒，我在几个夜里把我写的东西完全烧毁。在接下来的抄家风潮中，有人家中被抄出许多文稿，其中有许多关涉爱情的诗篇，并且是指名道姓地歌颂几个和他们关系一度很好的农村女子的，这可惹了祸。我幸而没有这样的作品。但是我也要陪斗，因为在人们眼中，我肯定比他们更坏，他们是土改时老的地主子弟，承认自己的出身，而我始终不承认“革命运动”把我划为新地主的“革命复议”。

1966年8月28日，召开全公社的社员大会，把我们当场揪出，带上三尺无常纸帽，按押成“喷气式”的罪犯形象，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斗争，罗列的无稽谣言使人心惊胆战，我环顾左右，看到挨着我的两个青年沮丧消沉的面容，他们汗水（泪水？）滴湿了衣襟，我立刻振作起来，我的灵魂不能倒下，我自信我是无罪的。

我随着被揪出的新黑帮和历史上的老牌“地富反坏右”大约近三百多个“牛鬼蛇神”，爬行在八月的污臭雨水的大街道上，被串连在一起，我们尊敬的汤吉夫老师就趴在地上喝那腐臭的泥汤，他后来说，讲什么卫生，在生命极限的时候，污臭的泥汤是最需要的，管它是否致病。我们爬了全公社的几个大村庄的几条主要街道，当狂热的“革命者”浑身疲惫、嗓子嘶哑实在无能为力时，我们这些被游街批斗者自已像劳累至极的牲畜一样，只能机械运动了。

以后是接连不断的批斗，终于使曾经站在我两旁挨斗的两个青年投井自杀，而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六口人被赶到一间支了五根柱子、摇摇欲坠的“长工屋”中，我只带走了几本“毛选”和马克思、列宁、鲁迅的著作，还有新买的一套《资本论》。

我每天要早晨起来扫大街，晚上要在别人收工后再参加两个小时的改造劳动，脏活、累活、苦活。找不着这类活时，就去给村干部和造反派家里起猪圈、掏厕所。

我对文化的迷恋死不悔改。家中书籍被焚烧了，可是在生产队的大场一角，堆着许多从各户抄来的书籍，其中《四书》、《五经》居多，以前家中有这些书，没有来得及看，现在无书可看，就看看它吧。我每天上生产队领活，假装找农具，到书堆上转个弯，顺手撕几页枯黄的书籍，不经意地塞在口袋里，有人问就说当手纸。于是在歇工时到青纱帐里翻看，我硬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把《四书》中大部分篇章都读了下来。

八、另类韬晦

“文革”热潮时期，我们村260户左右1400多口人中，最多时候游街的队伍有80人，涉及到50个家庭200多口人。这些 “被专政者”，占户数的五分之一和人口的六分之一，这还不算他们的亲戚。

1966年年底，给我们这些无辜“被专政者”摘下黑牌，算是召回到“群众”之中，可是，“帽子在群众手里攥着，什么时候不老实就给你戴上”！

我每天拼命读书，很快把《毛主席语录》背了下来，以作生活中自卫的盾牌。我把《毛泽东选集》读了十几遍，把鲁迅的十六本杂文集读了十几遍。我每天仍然起猪圈、掏厕所，这些活体力消耗大、程序简单、耗费时间短，使我有很多读书时间。到地里干活每天带着书，休息就学习“毛选”，和谁都不言语，只和毛泽东说话。在一年时间里，我能够一字不错地背诵“毛选”中许多段落，我的这个功夫在全公社有名。于是发生了变化，凡是在学习会上念什么文件，有我参加的会上，念文件者都非常小心，怕念错了被我抓住把柄。以后环境略有些宽松，他们就选我读文件、读报，我总是模仿夏青的语气，把文件和报纸读得抑扬顿挫、字正腔圆，这对我以后当教师和干部是个极好锻炼。我读了大量能找到的书籍，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的《列宁选集》，还啃完了三卷《资本论》，以及《中国哲学史资料》、《世界哲学史资料》、《联共党史》、尤金的《哲学辞典》，还有努力找到的各种书籍，如《落角》、《温泉》、《朱可夫传》、《马克思传》等等。

我仍然抓空骑车去北京，并且在琉璃厂留连一天。1971年10月，工作队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我感到震惊，听得非常认真，回家开始追记默写，后来文件发到每个生产队，因为其中有许多生僻字，他们让我给阅读，我发现我默写的那个记录比原文只差100多字。我对前途萌生了希望。

除了读书，我还每天早起进行艰苦的身体磨炼——踢腿打拳，搬石头端砖。我的锻炼取得了巨大效果，我抢着干一切最重的活，如拔麦子，我能在150丈长的麦垄上比别人早完成两个小时，那是非常惨烈的劳动，烈日暴晒下的双手从干旱的地上把晒热的麦子一把把地拔下来，稍攥不紧，把手勒破，你一个麦收都得忍痛劳动。我拔这一垄麦子用两个半小时，一般人用四五个小时，把手勒破的人要用八至十小时的劳动。超常的锻炼使我“拔麦子不腰疼——该吃这碗饭”。我用省下的时间，帮那些与我不错的人干一点，他们就感恩戴德，然后我在清凉的早晨就回家去看书了。我那时在村是出名的“大力士”：120斤的体重，往泵（称重的器物）上一蹲，双手抠住泵底，泵尺把650斤的砣响亮地打起，当时十千瓦电机重320斤，我用一只手能把它提起一尺多高，500斤的石碌碡，我俯身趴在地上，双腿能把它夹起翻两个跟头。每当交公粮时，是我大显身手的日子，我能扛重300余斤两个口袋的粮食走上高高的库房。和我一块交公粮的人都很轻松，我为他们多卖力气。

我1979取消成分参加工作后才结婚，其时32岁。每天早晨的练武和朗诵使我早早起床，每天繁重的劳动使我无暇闲想。曾有一个对我钟情的女子，我把她当做我奋斗的动力来抵制对异性的渴望。当时支撑我苦闷灵魂的是几首乐曲和几本诗集。那几首在我情绪沉郁时常在我脑中反复回响的乐曲，一首是《二泉映月》，那低沉婉转的旋律诉我心伤，那忽而昂扬的调子又给我希望，我几乎每天都在心中哼着这个曲子，我想到华彦钧的身世，我把他引为同道，我和他一起承受生命的痛苦和凄凉而不沮丧。一首是蒙古歌曲《嘎达梅林》，那沉郁而昂扬的调子给我安慰和希望：“北方飞来的大红雁呀，不到长江不起飞，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为了蒙古的解放……”那低沉而广阔的曲调，把我带到蒙古大草原，我虽然身在牢笼，可是我的心已经飞向远方，飞到那个造反者的故乡，我沾染上了他的雄强与不羁的胆魄与力量。歌声就有这种移情的力量。还有一首是电影《农奴》的插曲《这是一首无字的歌》，那是强巴给奴隶主的儿子当马骑遭鞭打时唱的心中的歌，他想着心中的兰嘎，他有了活下去的力量。每次挨批斗，我就想到这个场面和那首歌，我的心中就有了力量。

在那痛苦年代支撑我走出苦难的还有李白的诗：“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本《李白诗选》的近200首诗我都背诵得烂熟，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些诗就是我的精神支柱。还有穆旦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我也背了不少，其中《致西伯利亚矿工》的句子总是回旋在我脑际：“请坚持你们高贵的忍耐，在西伯利亚幽深的矿坑……”等于是为我们这些人写的。还有“如果生活将你欺骗，不必忧伤，不必悲忿！懊丧的日子你要容忍：请相信，欢乐的时刻会来临。”还有一本《希克梅特诗选》，这个诗人在监狱中生活很多年而精神照样坚挺，这是精神力量。支撑我的还有伟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挨批斗前我恰好看完了他的《怎么办》和他的传略。还有一本《心里充满阳光》的书，是一个女作家写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岁月，给我很大鼓舞。

九、再一次沉重的打击

1971年，“一打三反”又掀起轩然大波，“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使某些处于劣势的造反派死灰复燃。我们村的已经下台的一个造反派拉起一个“学习班”，开始整当权的女书记，各种手段都用上，把这个女书记逼得跳井自杀。于是市里派来了高水平的工作队，逼死人者挨整，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竟然合伙陷害我，说我曾经“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我被隔离审查，被严重恫吓，我写许多检查，声明对林副主席充满深厚的崇拜之情，对他的著作多么精通，但是无济于事。我处于极大恐怖之中，这可不是坐牢的问题，而是弄不好要被枪毙的问题。我看单纯的消极的叙事辩白已经无用，于是我发挥我的逻辑推理、反攻为守的特长（我仍然痴迷英雄囚徒和审判者斗争的讲话，如季米特洛夫的，巴维尔的，许云峰的等），我几个昼夜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几条推理，当我把这不足五百字的辩护交给那个工作队的领导时，他眼光一亮，我久悬的心沉下来了。后来，这个工作队长就是用我的自我辩护的几条文字打垮了诬蔑我的家伙，开除了他的党籍，定为坏分子。

这个事件虽然在我来说是有惊无险，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受到比1966年被游斗更加惨烈的震慑，我在牢狱边上甚至生死线上挣扎徘徊。相恋六年的女友被家族强迫离我而去。有人想借机把我送入牢狱，于是我对这个与我家有过亲密关系的贫下中农，发起疯狂的反击和揭发：那个人当年曾经把我的两个地主伯父分别送到北京、天津逃亡，条件是侵占他们的部分浮财，如木材、石器、瓷器、铜器、锡器，这些东西就埋在他家的地下，他家盖房的木料都是这些地主的木料，这个情况是我的祖父去世时告诉我的。

十、韬光养晦

1972年，《河北文艺》创刊，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小说，用十几个夜里的时间，工工整整地抄在50多页稿纸上。我把小说寄出去十天后，接到编辑的来信，他们提了修改意见，让我修改，准备发表。我精心修改后，满怀信心地等待，可是等来的却是批判：“成名成家”的地主、资产阶级野心不死，“向贫下中农示威、挑衅”的阶级报复心非常猖狂。我挨了一顿批斗，眼看着一个干部往火炉中把我几十个夜晚的心血烧毁。那时，你要发表文章，是要村支部书记给你签字盖章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用朋友的名字发表了不少文章，当有一篇文章被报社看中，想调这个作者去当编辑时，那个朋友说出我的真名。编辑到我所在的公社要求调我出来工作，他们不但不准，而且“警告”报社不许再发表我的文章：“因为王宏任非常反动，是地主出身。”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我非常欣喜，我敏感地觉得，一个伟大的时代要来了。我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一万字的长信，历数我十几年受到的冤屈：错划成分给我家人造成的灾难，打成小黑帮给我个人造成的悲剧，诬蔑我攻击林彪对我的拘禁，剥夺我发表文章的权力扼杀我的发展……我倾诉，我摆事实，我讲道理。我检查我的平生，审查我的家庭的历史，从来没有做过对人民不利的事，我父亲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我把我对村人的意见全部说出。我等待打倒“四人帮”后的领导的解放。

两个月后，县里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三个同志找到我，其时，我正在县北部参加挖河工程，那天下着小雪，我推着五六百斤的小车往坡上爬，浑身蒸腾着热气。有人找我到指挥部，三人领导小组的组长是王维清同志，他说我给中央领导写的信已经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圈阅，三级书记非常重视，这算全县大案，让他们三人专门解决，让我再谈谈情况。我侃侃而谈，立刻得到他们的同情，王维清同志是解放前加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们努力工作，只用几天时间，我家的成分问题就调查清楚，他们说：划中农都勉强。

可是，那时“抓纲治国”还是要以贫下中农说了算，县里的调查没有村人的造谣顶事。王维清同志一年半的时间上我们村不下100次，那个在村里称王称霸的书记就是坚决不承认县里的调查，他“坚定”地认为：我家不但是地主，而且是非常反动的地主。这一年半的时间对我们家的煎熬甚于前十几年，尤其是1977年的高考，那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1977年我三十岁），也是我弟弟、妹妹的机会。

我把情况及时告诉王维清同志，他向县委书记汇报，立刻引起县委的重视，其时已经是1978年的4月，我每周都给上面去信。可能县里也接到了上边的精神，一个县委副书记来我们公社召开全公社干部会议，主要研究我的成分问题。这个县委副书记主持会议，说王宏任的成分问题已经关系到全县落实政策的进展，谁同意落实，可以继续当干部，谁不同意，当场免职！

于是原先支持我村书记的公社干部，全部同意给我落实政策，只有我们村这个书记坚决不同意，会议当时罢免他的书记职务。新上来的书记当天晚上用大喇叭向全公社广播县里于一年前早已打印出来的关于落实我家成分问题的文件。这是1978年4月30日，全村群众都向我家道喜。

十一、新世纪的曙光

成分落实后，虽然错过了高考，但是我以优异成绩通过高中教师招聘考试，到一所中学教授高中语文，以民办教师的资格担任政治语文教研组组长，组内十几名同事都是正式教师且多是大学毕业。我教两个高中毕业班，教得不错，受到全县高中教师的承认，每年被评为优秀教师。我每月35元工资，要交21元给生产队，剩余14元钱还要给家一点，我吃住在学校，每月花不足10元钱。我是全校唯一一个满身补丁，天天和学生吃一样饭的教师。但是我其乐陶陶，在教好学生功课的前提下，我每天写作不止，五年的教学生涯，我写了200万字的文学、理论作品，发表了20多万字。1984年，我转为公办教师。转正后，没有教一天书，几个单位要我，我被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这年我已经37岁。

在县政府工作12年，我从综合科长到办公室副主任。1994年，升任县文化局长。1996年，任县文化体育局长。我任文化局长时，坚决扫黄打非，破过受中央表扬的大案。1999年任县文联主席，重返文学艺术舞台。2002年，县里规定：超过52岁的正科级干部离岗，我心情愉快地当上了“专业作家”，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读100页书，至少写2000字文章。从离岗之日到今天，我写了300多万字的作品。

我的故事讲完了，生活还在继续，我的今后岁月还要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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