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张力中的乌托邦

现代人的心灵世界需要乌托邦精神的支援,进而与崇高永恒的价值建立联系,超越个体的无力无助。其中纠结的困境或许正显示了《理想国》新译本的当下价值。

我国已故翻译家顾寿观先生的《理想国》新译本近期由岳麓书社出版,在国内已经流行多种译本的情况下,该译本的刊行可谓锦上添花。新译本根据古希腊原文直译,参考了多种英、法、德译本,取“信”于先,严谨朴实,为汉语学界的柏拉图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参考。 《理想国》是世界哲学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代表了古希腊理性思维所及的广度和深度。朱光潜先生曾经对此书做出过高度评价:“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在书中对城邦政治提出了深刻见解,构设了正义国家的理想图景,展现了化特定时空问题为人类恒久思考的哲学魅力。 柏拉图生活著述的年代稍晚于孔子。与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情形相似,古希腊当时正经历严重的城邦危机。雅典在与斯巴达争夺希腊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受失败,由此滋生的风气败坏和政治动荡威胁着城邦稳定。柏拉图身逢乱世,目睹雅典的内忧外患,开始谋划理想国家的治理模式,挽救希腊城邦衰败的颓势。与孔子“吾从周”的取向有所不同,柏拉图在理念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理想国家的蓝图,成为后世各种乌托邦方案的开端。理想国是在“彼岸所看到的原型”,是天上才有的“神圣的原型”。柏拉图认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城邦的正义性,首先体现为各得其所、各居其位的社会分工。个人是城邦的缩影,城邦是个人的放大。人的灵魂中包台理性、激情和欲望三种要素,理性具有最高价值,当理性主宰激情和欲望时,个人的身心就是和谐的。与之对应,城邦中也包合理性、激情和欲望三种要素,它们分别被行使统治职能的哲学家、实施保卫职能的军人和承担生产职能的劳动者所代表。城邦的和谐意味着哲学家领导军人、统治生产者,即理性驾驭激情、控制欲望。与孔子学说中的家国同构、崇尚血缘关系的要义形成对照,柏拉图认为个人与城邦具有同构性,哲学家的智慧和知识具有统领城邦的权威。柏拉图还认为,城邦政治需要德性的支撑。人的美德包括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个部分,与之对应,城邦也具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德性,当哲学家、军人和生产者分别具有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德性时,城邦正义的德性就实现了。政体的蜕变不仅是制度形式和统治者数量的改变,它还是城邦精神和德性的衰败。为了维持城邦的德性,柏拉图甚至主张废除家庭和私有制,改造人的品质。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生而平等的理想逐渐深入人心,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设计中,人是生而不平等的,基于身份地位的社会分工组合成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由此可见,《理想国》彰显的是整体主义秩序而非个人主义权利,反映了西方古典时代的正义追求。 柏拉图的叙述涉及哲学、政治、道德、教育等诸多方面,就学理解读而言富有开放’陛。怀特海指出,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波普尔则认为,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是极权主义的源头。从中文读者的角度阅读《理想国》,容易将历史上的大同社会与理想国进行类比。而依据《理想国》解读中国的近现代史,又会有相识会意之感。由此想及翻译家顾寿观先生,他在日寇侵国之际于西南联大学习哲学,在宏大理想包裹的政治运动将冲击之际坚持独立思考,并最终完成新译本的翻译。学术生涯与政治际遇的交织刻画了一代知识人的生命轨迹。当我们感慨政治乌托邦化的影响时,面对商品化的大潮压顶和乱象丛生的社会不公,叉会有精神孤立的失意和道德讨伐的激愤。现代入的心灵世界需要乌托邦精神的支援,进而与崇高永恒的价值建立联系,超越个体的无力无助。其中纠结的困境或许正显示了《理想国》新译本的当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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