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在学术与气节的跷跷板上

国人喜欢盖棺定论,但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放在大哲学家冯友兰身上,便显得难度重重。冯友兰在生前就是大受争议的人物,其身后是非也一直延绵不绝。这种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因为冯先生一生苦难而传奇的历程,以及其在各种事件中所作出的反应,在一些学人尤其是港台以及海外学人看来缺少气节,甚至因此影响到对于冯先生的学术评价。举个最近的例子,便是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关于冯友兰的评价:“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另一个层面,因为冯先生的哲学贡献以及其无人能出其右的学术影响,并认为是中国哲学界的旗帜性人物,由此衍生出来对于冯先生的崇拜情结,认为冯先生完美。其实,关于冯友兰的评论,还是他的女婿蔡仲德先生的看法最为持中,蔡仲德把冯友兰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建立自我”,第二个时期是“失落自我”,而第三个时期是“回归自我”,认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缩影,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有典型意义。

而对于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来说,或许这一切都不重要,他用两副对联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其一是“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另外一副则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前一联说的是自己的学术著作,三史分别是《中国哲学史》上下卷(1933年)、《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中国哲学史新编》一至七册(1980-1990)。其中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既是冯友兰个人的成名之作,也是我国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之作;六书则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些著述形成了冯友兰的哲学体系,给他带来了美好的声誉,奠定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界不可动摇的地位。冯友兰在20世纪40年代,运用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出版的《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友兰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后一联与前一联紧密相关,说的是在冯友兰先生看来自己一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最近三联书店一口气出版了冯友兰先生的“六书”以及《南渡集》,是其“冯友兰作品精选”出版计划中的一部分,其中“六书”曾经被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为《三松堂全集》,此次出版也是以此为底本,不过以单行本形式刊行。而《南渡集》结集于1946年,当时拟由商务出版社出版未果,1959年曾被收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资料》第三集,像是历史的反讽,《批判资料》也是由商务出版社出版。这一次则是首次以单行本刊行。

说起来,这套书的出版,和我还有一点小小关联。事出有因,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上学记》。我读过《上学记》之后,给宗璞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书中有关于冯先生的评价。宗璞先生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对于《上学记》做了一些了解,认为其中对于冯先生的评价不确切,并且做出了回应。事后,宗璞先生告诉我,她与三联书店的领导做了沟通,三联书店正计划把冯先生的著作重新出版,读者看了冯先生的著作,自然就会了解冯先生其人,也会判断《上学记》关于冯先生的评价确切不确切。

从学术来评价冯先生这几本书,非我所愿。我想借这套书出版之际,老调重弹,但是要发新声。话题还是从本文开头说起。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对于冯先生的指责,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冯先生的看法,而更多对于冯先生的指责则是针对于冯先生在“文革”,尤其是“批林批孔”中的表现。是啊,冯先生,你是大知识分子、大哲学家,那么多眼睛在看着你啊,冯先生,你怎么能表现得那么“识时务”,那么“没气节”啊?你看看人家梁漱溟先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那才是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啊!事实当然是这样,并且我也曾经一度这样认为。但是,事实背后呢?当众多的知识分子如此评价冯友兰的时候,我们是否做到了“同情的了解”?恐怕没有。对于当时的情境多一些了解,评价或许就会大相径庭。拿梁漱溟先生来做对比,则更富有意味。

梁漱溟先生在1949年之前就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曾任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盟友民主促进同盟的秘书长。而且曾两赴延安与毛泽东有过长时间的交谈,这些都使得梁先生在1950年从重庆到北京之后的政治环境中有特殊的优势。首先是1950年之后毛泽东数度请梁先生去中南海交谈并力邀参加政府。但梁先生却愿意“留在政府外面”。但冯先生就不一样了,冯先生因为曾担任过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且一直与国民党政权有着不错的关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就因为“政治上的理由”被迫辞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院长的职务。1949年10月冯友兰就给毛泽东写信,大意是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正错误,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很快就回了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的态度为宜,此覆。毛泽东,十月十三日。”从起点上来说,冯先生与梁先生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也就是说,当时像梁先生和冯先生这样重量级的知识分子,梁先生还有保持沉默的自由,而冯先生,连保持沉默的自由也不存在。当然还有一些没有表态的知识分子,恕我说句不恭的话,当时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在那场运动中还没有发言的资格,如果我们对于那段历史还有些了解的话,就会知道当时有不少青年才俊是积极想表现的。用气节来评价人,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岁月流逝,批林批孔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留给梁先生和冯先生的,是两份不同的遗产。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些事情,至少应该懂得道德评价的必要性和限度了吧。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冯友兰先生至少有一件事情做的要比很多知识分子清白得多,那就是据所看到的有限的资料来看,我没有看到冯先生在“文革”中批判过谁、揭发过谁、陷害过谁,反倒是那些讥讽冯先生的人,在这方面却积极得很。那些以气节指责冯先生的人,可曾想过政治的冯友兰和学术的冯友兰分别坐在气节和学术的跷跷板上这一境遇背后的历史情境?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别人的时候,首先要照一下自己,道德,也是如此。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弱点,冯友兰也是,考虑到这种弱点,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评价冯友兰的反映,至少应该抱以同情的了解。对此,作为冯先生女婿的蔡仲德剖析得颇好:一方面,“‘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平生志事’表明冯友兰一代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群体与个体、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往往重视前者而轻视后者,甚至不区分祖国与政权,不考虑政权的性质,而总是强调国家的主权,忽视个人的人权……这种国家至上的观念决定他们往往把国家的独立、统一看得高于一切,以致在国家的强权面前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自己忍受来自国家的侵害而不反抗,也对国家侵害他人的现象保持沉默。”

关于“六书”,学界众多时贤多有论述,原本无须我多嘴。但是通读冯先生这几本书,却发现冯先生的行文与当下学界的行文颇有不同,我只想原文抄录几段,至于书中精义,还是读者去自行体会。

第一段:

“本书名为新理学。何以为新理学?其理由有两点可说。

就第一点说,照我们的看法,宋明以后的道学,有理学心学二派。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承接宋明道学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

就第二点说,我们以为理学即讲理之学。普通人常说某某人‘讲理’,或者某某人‘不讲理’。我们此所说之讲理,与普通人所说之讲理,虽不必有种类上的不同,而却有深浅上的大分别。我们所说之理,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不论。我们现在只说:理学即是讲我们所说之理之学。”

这是《新理学》绪论中的开端。

我敢说,现在要是谁敢这样写学术著作,肯定让时贤笑掉大牙,可是冯先生不怕,那个时代的人们好像都不怕,把学术著作写得跟聊天话家常一样,怪不得那个时期的学术那么昌盛繁荣。

再抄一段:

“朱那等将来我们另有机会再说。现在让我先回答你方才提出的问题。有两件事情甲乙,假如有了甲不一定就有乙而没有甲却一定没有乙,如此我们就说甲是乙的必要原因。譬如人只有饭吃,他不一定就能生存,因为他可以病死。但若是他没有饭吃,他一定不能生存。因此我们说吃饭是人生存的必要原因。

戴(哈哈大笑)不客气地说,毕竟你们宋儒读古书的能力,不及我们汉学家。照你说起来,所谓必要原因,就是《墨子》上所说的‘小故’。《墨子•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说:‘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这不恰好就是你所讲的必要原因吗?”

这是《南渡集》冯友兰先生虚拟的朱熹与戴震的《新对话》中的一段。

再多抄引,就成抄书了,就此打住罢。

(选自《道器之辩》/陈远 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

推荐访问:跷跷板 气节 学术 冯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