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里斯蒂娃：当代女性主义的典范

一、“超越女性主义”的新女性主义

人们往往简单地把茹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归入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行列中，却恰恰忽略她的理论思想的特殊性及其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的深刻而广泛的基础。其实，正是由于克里斯蒂娃女性主义思想在历史渊源、内容、发展思路、多学科视野及其研究方法的多重复杂性，才使她的思想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女性主义的狭小专业领域，使她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的一位杰出典范。也正因为如此，她的理论研究成果，名副其实地集中地反映了当代女性主义和西方人文思潮的复杂性质及其在新历史时期内重建人类文化的重要价值。

女性主义不是单纯探讨“性”的问题，也不是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仅限于探索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关于女性解放的思想范畴。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成果告诉我们：女性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又是人文社会思想本身所应该深入探索的一个理论和历史维度，也是社会实践和实际生活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所以，要深刻解决女性解放的问题，首先必须超出两性关系的范围，从人类文化及其历史的整体以及多学科研究的视野出发，把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框架中，始终紧密地与人本身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复杂生命体的创造活动相联系。

克里斯蒂娃认为，近50年女性主义也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女性主义，它不但派别林立，花样翻新频繁，而且其内容和基本诉求，已经不是重复古典女性主义单纯争取改善女子社会地位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口号，而是向人类整体文化的根本性质及其深度结构进行全面探索，试图解决人类社会和文化创建以来长期埋伏在深层结构中的基本矛盾。

正因为这样，同以往女性主义相比，当代女性主义并不满足于发动一般性社会运动，也不停留在寻求可见的实际变革的层面，而是更深刻地在理论基础方面进行根本性的思想革命。

在名目繁多的当代女性主义潮流中，克里斯蒂娃的杰出成果，恰恰在于巧妙地处理女性主义思想与人类文化重建的内在关系，创建一种超越传统“一般／个别”或“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统一模式的新方法，即“通过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特殊性，使女性身份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事实(a travers des particularites biologiques et physiolologiques，l’identite feminine apparait comme un fait symbolique)，也就是说，变成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方式，以对抗社会的一致性标准和语言霸权。在这样的视野内(从今以后我也只能站在这个立场上)，女性的问题，一方面是作为‘女性效果’(effet femme)，另一方面则作为‘母亲功能’(fonction maternelle)来分析”。

按照这样的新女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克里斯蒂娃对女性的分析，不再是采取那种单纯与男性对立的简单模式，也就是说，不再沿用传统本体论所惯用的“二元对立统一”模式，也不满足于对女性一般条件的探讨，而是彻底脱出其约束，只重点地“通过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特殊性，使女性身份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事实”；典型地选择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令人感动的“女英雄”、“女圣人”、“才女”等个别的具体形象，把她们当成女性单个化的象征性代表人物，突出地表彰她们独一无二的卓越的“自我生存的方式”，表彰她们以自身的特殊生命历程和富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对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致性标准和语言霸权的成果，由此肯定女性在历史、文化创造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不可取代的卓越地位!为了彰显克里斯蒂娃本人分析女性心理和肉体的这种特殊观点和方法的特征，克里斯蒂娃特别表明自己是邓斯·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1270-1368)主义者，像邓斯·司各脱那样主张把个体当成完善的存在，当做自然的真正目的，并认为只有个体才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和独立的实在。

正因为这样，克里斯蒂娃的思想理论，就能够从人的思想精神深处的根本问题出发，针对残酷的社会文化的历史事实，揭示当代文化重建的关键，既越出一般女性主义的范畴，又更深刻地衬托出女性解放的真正出路。

二、从精神分析出发探索人的基本性质

克里斯蒂娃对于女性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是法国整个思想界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所形成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与创造的热潮；第二方面是克里斯蒂娃本人在精神分析学研究中的独创性以及她对女性精神心理生活特征的重要发现。

结合克里斯蒂娃本人从60年代中期移居法国进行思想研究的特殊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克里斯蒂娃在法国进行思想研究的最初十年，主要是在法国特殊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氛围中进行的。她从60年代中期开始，始终追随拉康和罗兰·巴特，并在这两位大师的精神分析思想的熏陶和启发下，逐步走上深入研究女性精神心理的学术道路。

其实，拉康和罗兰·巴特的精神分析研究成果是相互渗透的。这两位精神分析大师的思想特点，就在于极端重视语言与精神心理活动的密切关系，并以新型的象征论和符号论彻底脱离深受传统二元对立模式影响的古典语言学。当然，他们两者又依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志趣，在精神分析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克里斯蒂娃善于把握两者的共同点与差异点，并根据她个人对思想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女性精神心理的特殊发现，逐渐地形成自身的精神分析研究的风格及理论。

克里斯蒂娃在2007年出版的《对信仰的难以想象的渴望》(Cet incroyable besoin de croire.Bayard，2007)一书中指出：人的最主要特点是具有一种能够在行动中思想的能力，也就是善于在现实的生存中充分发挥自身的理智智慧。她说：“重要的问题是思想的主体总是最大限度地把他的思想，同他‘在世生存’中所遇到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将思想中的主体生命内外的一切因素都连贯起来，在人的生命运动中相互发生作用，进一步促进人本身的生命创造运动。”。

克里斯蒂娃严厉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采用的传统线性时间观念，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批判弗洛伊德关于“记忆痕迹”(1atrace mnesique,Erirmerungsspuroder Erinnerungsrest)、“过度加工精制”(Perlaboration；Durcharbeitung)、“转移的解体”(la dissolution du transfert Homo natura und Homo analyicus)的概念，揭示了弗洛伊德采用“主体／客体”式精神分析的“非文本间性”的实质。

接着，克里斯蒂娃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研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哲学本体论关于人的超越性(la transcendance)和内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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