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笔谈）

[编者按]2007年4月初，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大学联合召开了题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的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围绕“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的中心议题展开讨论。来自不同高校的学者们踊跃发言，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虽然，学者们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层面上各抒己见，甚至发生了思想交锋和碰撞，但是，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如何解读中国哲学、如何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等一系列当代中国重大文化问题上。有鉴于此。本期刊发的这组文章，意在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问题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以期能够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运动起到启发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7)04-0005-09

中国传统哲理与文化的阐释原则之我见　　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中国近现代学术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命运。今天，“西学”既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学术现实，又是我们解释自己的古代文献时不可完全逃避的方法论前提。在这种西风压倒东风的形势里，就更需要思考，什么是阐释中国古代哲理与文化的比较合理的原则，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选择的可能。以下略陈己见。

最重要的原则是要保持原来文献与思想的生命。阐释一个文献，甚至一个文化，可比于规划开发一块土地，其做法不同，确实会导致是保持还是毁灭原来土地的内在生命的不同结果。由于中西哲理和文化之间深刻、巨大的差异，以及各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的盛行，这个“保持文化与哲理的活体生命”的原则就更是极其重要，在以往的许多情况下也未能达到。首先，为什么一定要保持原本思想的生命呢?做成学术标本在现代不是更实用，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吗?但那样不仅会丢掉许多原本的信息，而且这个被阐释的东西也就无法再在真实意义上存活、延续，并起到只有一个活体才能起的作用，就如同一种植物、动物或生态系统那样。所以，阐释如果只是在征服思想与文献，而不是让它本身获得当代生命，那么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其次，如何才能保持被阐释者的生命呢?这就要求将它当作一个“身心”不分、靠某种特殊生态环境才能成活的生命体来看待。也就是说，不要企图忽视它的表达方式、表达介质，而去按一个硬性的方法论框架直接剥离或抽象出它的思想实质。比如去解释孔子的“仁”、老子的“道”，就要充分尊重《论语》、《道德经》这些文献本身的表达质地与脉络。“仁”不能简化为“爱人”，加上道德金律式的“推己及人”，而要看到“孝悌”、“言切”、“知难”、“好学”等原本参与，因而须要某种更根本的“一以贯之”的理解。而孔子生活于其中的“春秋格局”，也是不容忽视的理解环境。比如，那时的社会与政治格局是“一文多国”或一个大文化中的多个小文化和多个国家，这就与我们更熟悉的秦汉之后的格局、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格局大为不同，而这种不同确实会以边缘的方式浸入我们的理解。此外，孔子和他的同时代人使用的是先秦“古文”，它们与隶变之后的中文有不可忽视的不同思想效应。没有关于这些思想的土壤节气、鸟兽草木和诗歌礼乐的强烈意识，如何能维持原来成活于其中的思想的生命呢?

第二个原则是要尽量分清各种西方学术方法的阐释效果，也就是搞清楚哪种方法有利于、哪种不利于保持中国古代文献与思想的生命，可简称为“夷夏互动的方法之辨”。那种从方法上盲从于某种特别能压抑和窒息中国古学生机的西方学说的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导致这种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因是某种“进步”理论，或在这种进步观笼罩下的“阶段论”。按照这种理论，人类社会与思想是按某个统一模式来进步或发展的，并分为从低级到高级的阶段，而我们活生生的历史生存就只能按照这些阶段来亦步亦趋。起自所谓低级阶段的文化与思想，不可以跨越任何一个个阶段，要老老实实地通过“补课”来变得进步或先进。受到了这种进步观的影响，那些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开创者们，专拣一些与中华古学的思想品质——即不离变易过程本身地寻求真道，所以不相信概念逻辑与实证方法的终极有效，而看重变易的时间样式与理解它的技艺方法——对峙的西方哲学方法来治中国哲学，比如属于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科学实证主义、辩证逻辑等，因为这被认为是在补中国所缺少的“科学”、“逻辑”之课。这是恶补、恶治，其结果只能是被补被治者的僵死与标本化。

在涉及不同的文化结构、而不是在一个结构中做内部发展时，阶段论是不成立的。尤其是如果它要以被进步化的文化思想的原本生命为代价来取得时，它就丧失了最后一点合理性。我们不必要先把老北京城墙和四合院拆毁了，把北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之后，再来反思这现代化的弊病，拆迁首钢和东郊工厂群，收集些残砖剩瓦，发些思古之幽情。那时“在高级阶段上的辩证综合(所谓‘正一反一合’)”已经是虚假的了，只能靠些老照片、高科技、奥运会和商业炒作来“繁荣传统文化”了。更合理的方法是：在当初就采取梁思成的建议，尽量将北京古城作为一个文化活体完整地保留，将现代化的北京作为一个与之不同的新城建在旁边。对待中医也是这样，首先要将它作为一个活体保持下来，在充分尊重它的思想生命原则的前提下，做出当代性的调整；而不应像已经做的那样，硬逼它搞以实证主义化西医为模本的“中西医结合”，导致中医生命力的急骤衰退。所以，在处理文化间的问题时，多元论要比阶段论高明得多。

西方传统哲学乃至其整个思想的主流是一种“形式突出地一体化”的学术，即认为最真实者是通过某种形式(比如数、形、概念范畴、制造模式)来把握的高级对象或普适原则。它在近代和现代的集中表现就是高科技，并因此而在所有西方化到达之处造成对于这种科技力量的崇拜，以及对于其他文化与知识的蛮横摧残。所以，要合适地阐释中国传统哲理与文化，去除某一种方法的独裁，就必须辨析清楚西方来的高科技的有效范围，它能够解决人类最重要问题的局限，以及它本身可能带来的人类灾难。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高科技崇拜及其人文变种。当代西方哲学与科学理论本身带来的革命性变革的思潮，之所以在最近几十年内又被英语、德语学界的并无多少新意的复旧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掩蔽，最重要的原因也还是高科技崇拜，当然还有冷战结束后西方自信心的增强。其实，解除这个非理性的高科技崇拜的魔咒的思想利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这就是黑格尔之后西方多种新的哲学、科学思潮的出现，生命哲学、现象学、维特根斯坦哲学，乃至库恩的科学哲学等，都非常合理、犀利地破除了“形式一体化”的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的独裁，带来了可贵的多元倾向。但是，西方语言强大的复旧潜力，英美二流分析哲学的抵制维特根斯坦的某种联盟、全球化的现实和各种利益的趋势，使得这些真理之声被埋没在一浪又一浪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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