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哲学品格

摘要：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哲学传统，这种文化哲学传统是对维科文化哲学的批判继承。在继承方面，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采取了文化哲学的范式，把实践看作是人的自我创造活动，从人的文化性和生物性的统一上说明人的文化创造是如何可能的，把人的历史创造、人的发展看作是不断克服自身的自然性而走向文化性的过程；在批判方面，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工业阐发人的理性，并以此作为人的文化创造的感性基础，把近代哲学的抽象的理性改造为人的现实的批判的活动，从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哲学品格。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这种富有个性的文化品格中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工业文化批判理论。

关键词：实践的唯物主义；文化哲学；文化工业

作者简介：何萍（1953-），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3-0025-07收稿日期：2006-12-10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1］(P75)。马克思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形态？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已经对“实践的唯物主义”作出了各种各样的阐释。在第二国际，拉布里奥拉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实践哲学”的第一人。他把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意大利的历史主义哲学传统有机地结合一起，一方面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定义为历史主义，当作一种文化哲学来阐释，另一方面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改造意大利的历史主义哲学传统，使意大利的历史主义哲学走出了狭隘的民族界限，获得了世界哲学的普遍性。与拉布里奥拉相对立的观点是由普列汉诺夫明确提出来的。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哲学传统相结合，从一般方法论的意义上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由此把马克思哲学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分别在西方和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获得了不同的发展：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经葛兰西的改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展起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传统，而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则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改造，在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展起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曾经受到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强烈影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认识论，从而也以认识论的范式解读“实践的唯物主义”，尤其是对实践作认识论的解读。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发生转向。到90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研究，中国学术界已经不再拒绝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文化哲学了，甚至有许多论著还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进行了文化哲学的解读。本文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文化哲学，仅仅分析单个的实践概念是不够的，必须把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当作马克思全部的哲学世界观，从哲学研究范式的整体上考察“实践的唯物主义”与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确定“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哲学性质，展示它所独具的文化哲学性格。为了实现这一研究任务，本文选择从马克思对维科哲学的解读入手，分析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探讨马克思创立的文化哲学传统。

一、马克思对维科哲学的解读

19世纪80-90年代，拉布里奥拉和拉法格以维科的历史哲学和摩尔根的人类学解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时隔一个世纪后，维科哲学的研究者在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阅读维科哲学时，却把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创立追溯到马克思本人。这一成果启示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资源，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维科哲学之间的关系中发掘马克思的文化哲学思想。

关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维科哲学的关系，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本人对维科思想的评价中来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机器与手工业工具的本质区别时，曾加了一段脚注：

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2］(P428-429)

在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文献中，这一脚注都被解释为是马克思对维科思想的评价。其实，我们只要结合《资本论》的原文阅读，就不难发现，在这里，马克思主要不是评价维科，而是借助维科的思想来阐发自己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性质及其特点。

那么，马克思在这段话中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性质作了哪些阐发呢？我们认为，从《资本论》的研究思路看，马克思主要从三个方面阐发了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性质及其特点。

第一，以区分维科与达尔文的研究路向，确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哲学性质。19世纪，维科的历史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人们探究人类史的最重要的两大思想资源。然而，这两大思想资源在研究路向上却有着质的区别：维科主要从人与动物的质的差别点上，即从人与动物的间断性上考察人类的文化史。他在《新科学》中提出了研究人类文化史的最著名的命题：“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3］(P135)。这一命题从民族文化上定义人的创造性活动，是典型的文化哲学的命题。因此，当维科以这一命题作为原则考察民族文化的起源时，就创立了文化哲学。与之不同，达尔文主要从人与动物的连续性上考察人类的自然史，把人类的起源描述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受这两大资源的影响，当时的人类史研究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向：一种是承袭维科历史哲学路向，以民族文化为核心，探讨人类的文明史。这一研究路向引导了历史哲学的兴盛；一种是借助达尔文进化论的路向，以生物进化为主线，探讨人类的自然起源。这一研究路向推动了自然唯物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在这里把维科与达尔文加以比较，强调只有维科才真正开展了人类史的研究，并且借助维科提出的“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一命题来阐发机器生产的意义。这显然是把文化哲学作为自己研究人类历史的基本路向。从这一点看，“实践的唯物主义”毫无疑问地具有文化哲学的性质。

第二，从对维科哲学的批判中，阐发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现代工业理性特征。马克思虽然以维科提出的“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一命题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内核，却赋予了这一命题全新的内容。在维科那里，人创造历史的活动主要指的是原始民族的文化起源，即他称之为“诗性的智慧”的东西。这一规定决定了维科哲学两个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一是把人类历史活动的探究局限于民族文化的领域，因而，只能说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不能揭示人类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不能发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二是把历史的动力归于人的心灵的不确定性，于是，神话的想象、原始宗教的信仰等非理性的活动被当作人类文化创造的主要形式，而生产、科学技术、逻辑思维形式等理性的活动被排除于人类文化创造之外。由于这两个局限性，维科哲学虽然早在18世纪就产生了，并且其中不乏合理性，却始终无法像18世纪启蒙思潮中那些以现代科学理性为支撑点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哲学那样，得到一种普遍的认同，到19世纪中期，它的影响还仅仅局限于意大利民族哲学的范围，因而常常被当作意大利的民族哲学来理解。与维科不同，马克思不是把研究的基点放在原始文化的创造上，而是以被维科悬置起来的现代工业、自然科学和技术、逻辑思维形式为研究的基础，力图从这些研究中发现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这样，他就把维科的“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命题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从机器对手工业工具的否定上揭示现代社会的规律，从而赋予了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以现代工业理性的内容。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扬弃了维科哲学的局限性，创造了以现代工业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具有时代普遍性的文化哲学。马克思所说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是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内容，也即是他的文化哲学的主要内容。

第三，从对自然唯物主义的批判中，阐发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批判特征。马克思在以现代工业理性扬弃维科的文化哲学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与“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区分开来了。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不是从现实的人们的活动，不是以现实的历史过程来说明历史，而是力图在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中寻找历史的基础。所以，这种学说尽管发现了哲学的现代自然科学基础，却无法说明现代社会的人的活动，无法说明现代社会的形成及其规律；它力图说明人的历史，却在观念和宗教意识的抽象中走向了非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把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运用于考察现代工业和商业的活动，发现了现代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也找到了变革和批判这个社会的现实力量。这些又构成了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批判特征。

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表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维科的文化哲学既存在着同一性，又有着质的区别。两者的同一性决定了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哲学性质；两者的区别决定了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独特的文化哲学性格。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马克思文化哲学的方法论视野，即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文化哲学的同一和区别中把握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及其走向。

二、实践与人的文化存在

从“实践的唯物主义”阐发马克思文化哲学的性质和性格，无论如何，都应该以对“实践”概念的文化哲学反思为起点和基础。

就目前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现状而言，把马克思“实践”概念理解为对人的存在的说明已经不存在疑问了。但是，在如何解读“实践”的存在论意义上却是有疑问的。这种疑问来自于我们在解读马克思“实践”的存在论意义时，不是从清理马克思哲学范式以及由此而构成的哲学品格上提出和思考问题，而是从个别的概念和命题入手，零散地借用一些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概念和方法，论证“实践”的存在论意义。这就把马克思的存在论变成了碎片，缺乏完整性。不仅如此，这种研究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极大地模糊了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界限，使人读起来感到作者是在用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主要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来解释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尽管实际的解释并非如此。鉴于此，在这里，我不再着重单个概念和命题的分析，而是从哲学范式上呈现“实践”说明人的存在的方式，以此说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之为文化哲学，以及它与其他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

关于“实践”，马克思曾经下过多个定义，也作了许许多多的论证和说明。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实践”定义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P273)，从人的自由存在的意义上论述了“实践”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实践”定义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1］(P5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联系工业和商业的历史活动，阐发了“感性的人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论述了“实践”的历史内容和特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劳动”当作“实践”概念的核心，论述了“实践”的内在结构和活动方式。

这些定义和论述，虽然分别发生在马克思对人的自由的存在的思考、人类历史的探究和“实践”的内在结构说明等不同层面上，但其所遵循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却是同一的：在研究原则上，这些定义都把实践看作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人的类生命的活动方式，亦即人的类存在；在研究方法上，这些定义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人的规定之上的，人的存在是生物性和文化性的统一，其中，生物性是人的自然特性，是需要改造和不断扬弃的方面，而文化性才是真正体现人性的方面，是人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方面，因此，以“实践”说明人的存在，就是要说明人是如何克服、扬弃自身的生物局限性而不断走向文化创造的。这一研究原则和方法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研究人的存在的哲学范式，而这一哲学范式恰好就是文化哲学说明人的存在的范式。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分析了维科提出“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原则，维科在以这一原则研究民族文化时，遵循了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半人半马”的思想，从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的关系上说明人的文化创造是如何可能的，把人的历史创造、人的发展看作是不断克服自身的自然性而走向文化性的过程。马克思的这些定义和论述也是这一方法的运用。

在论述人的自由存在时，马克思区分了人的生命和动物生命的特性，把“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当作人的类特性，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述了人的生命意识的创造和文化创造的活动，从而把人的生命看作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也是不断地超越自身的动物性存在的过程。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区分了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人的生命特性与动物的生命特性。在马克思看来，动物的生产，亦即动物的生命特性，并不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东西，也不是人一经形成就不再具有的东西，而是作为人类存在的基础，作为与人的文化生命相对立的因素，始终保持在人的生命活动之中，人的发展、人的生命的实现，就是反抗人的生物性存在压抑、控制人的文化性存在、不断地从人自身的生物性存在中发展出人的文化性存在的过程。这也就是马克思称之为人获得个体社会性的过程。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社会的人的感觉”和“非社会的人的感觉”以及与之相应的“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等概念，都是对人的这种文化发展的说明，所以，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的实质时，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4］(P311)。

在论述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时，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把人的肉体的存在，或人的自然的存在作为人的感性世界的内容，要求把工业和商业的活动作为人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即使这样，马克思也绝不把人的肉体的、自然的存在排除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而是把这种存在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作为人的无限发展的基础，而工业和商业活动的意义就在于改造人自身的自然和外部自然，使其成为人的感性世界的经验基础。这样一来，感性世界作为工业和商业活动的结果，就获得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成果，它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构成了人的存在的外部结构，即以人化自然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形态；其二，作为人的生命创造的过程，它是自己的生命意识和意志的统一，也是不断建构自己的生命意识和意志的过程，这就是人的内在结构。人正是在他的内结构和外结构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向外部自然和人自身自然开放，构造自己的历史，也同时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性存在。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把感性世界理解为纯粹自然的存在时，特别强调了感性世界作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这一特征：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1］(P76)。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历史不是与外部自然、与人的生物性存在无关的过程，而恰恰是一个不断地改造外部自然和人的生物性存在，从而不断更新和扩大人的感性世界的过程，而人的感性世界就体现了人从生物性存在发展而来的文化存在。

在论述劳动时，马克思一方面强调劳动作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体现了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强调劳动的过程是人“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和“改变自身的自然”［2］(P208)的统一。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的这一论述，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角度看，不仅证明了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且还揭示了人从生物性存在向社会性存在的过渡。他说：“就其本体论的本质来说，只有劳动才具有一种明显的过渡特征。劳动在本质上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这里的自然既包括无机界（工具、原料、劳动对象等等）也包括有机界，当然，到了一定的发展角度，这种相互关系同样能以上述顺序表现出来，尤其能够标志出发生在劳动着的人的身上的从纯生物性的存在到社会性的存在的过渡。”［5］(P4)卢卡奇这一理解的深刻性在于，他不是从技术的角度，而是从人的文化存在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揭示了马克思劳动概念深层的文化本体论的内涵。

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表明，马克思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论述实践，都遵循着同一研究范式，即都是从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的关系上说明人的生命存在。由此可见，如果仅仅从单个的概念上，我们的确很难发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文化哲学有什么关系，特别是与像卡西尔这样一些以符号定义人的文化存在的哲学家的思想相比，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似乎与文化哲学毫不相干，但是，如果深入到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我们立刻就会看到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文化哲学之间深刻的一致性。应该说，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准确地把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定义为文化哲学。至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所表现出来的似乎与文化哲学不相干的方面，恰好是我们可以用以阐发马克思文化哲学所具有的个性的东西。

三、工业与人的理性

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区别于其他文化哲学的地方，就是以工业阐发人的理性，并以此作为人的文化创造的感性基础，把近代哲学的抽象的理性改造为人的现实的、批判的活动。

在对待人的理性的态度上，文化哲学既不同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又不同于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为了确立人的理性，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当作人类的普遍理性，不仅排斥人的非理性的存在，而且排斥了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理性形式。卢卡奇准确地指出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这一局限性。他说：“整个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即使在最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看来，也是天真而武断地把形式的、数学的、理性认识同总的认识，也同我们的认识等同了起来。”［6］(P125)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为了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以人的意志、生存意义的本体论否定了自然科学的理性。这两种哲学在强调理性和非理性上看似对立，其实在思维方式上则是同一的，即都是通过抽象出人的文化活动中的某种形式，某一要素，把它夸大为普遍的东西来说明人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夸大的是自然科学思维中的某一要素，并使之普遍化；而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则是把人的意志，或人的生存要素抽象化、普遍化。与这两种哲学不同，文化哲学并不把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要素从文化形式中抽象出来，而是力图把这些要素置于它们所属的一定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的形式中加以考察。这就形成了文化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从这一思维方式出发，文化哲学在考察人的理性时，并不排斥人的非理性，而是在理性和非理性的张力中，或者通过比较宗教、神话、艺术、语言、自然科学等文化形式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所处的主从地位，确立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首要意义，由此而论证理性是比之非理性更为根本的方面，卡西尔就是这样论证的。或者通过剖析原始民族的思维方式，区分出人的非逻辑思维形式与逻辑思维形式，说明逻辑思维形式是现代人的主要思维形式，从而确立理性思维形式的主导地位，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类学家就是这样论证的。不仅如此，即使在对人的理性的考察中，文化哲学也不把人的理性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理性。在文化哲学看来，人的理性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的活动之中，也存在于宗教、神话、艺术、语言、哲学、社会制度等各种文化形式之中，并因其文化形式不同而各有其不同的结构和功能，哲学只能从这些文化形式的差别和有机联系中、从人的多样而丰富的理性中揭示其文化的特性和功能，而这种丰富的理性就是文化的理性。这样，文化哲学就扬弃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片面理性，而建构起了文化理性。

马克思与文化哲学一样，也是从人类文化形式的整体上探讨人的理性。不过，马克思并不是抽象地研究那些已经提出的各种文化形式，而是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从中概括出工业，并把它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文化形式，论述了它的历史形成、特点及其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异化生存状况的决定意义和对于资本主义的宗教、政治、文学异化的根源性，从而建构起批判的文化理性。

在马克思看来，工业成为文化形式只有在它能够体现人的本质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而工业达到这一水平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工业还处在手工劳动的阶段，并且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在这种状况下，工业还根本不具有劳动的普遍性，更不能体现人的本质。资本主义的出现推动了工业的机器化生产，改变了工业的生产方式和协作方式，这样，工业就以否定土地的形式，并且以资本与土地、人的活动与自然相分离的形式独立发展起来。由于这种分离，工业就获得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意义，表现为人的一般劳动，成为实现人的本质的实践力量。只有到这时，工业才真正成为人的文化形式，并且是作为人的理性的文化形式而进入人的现实生活。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马克思反对那种把工业归于单纯的经济活动，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上定义工业，而把人的本质、人的普遍存在归于宗教、政治、文学等文化形式的观点，从人的本质的实现上定义了工业：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4］(P306-307)

这里，马克思首先指出了工业作为人的文化形式，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对象化的活动创造人的本质，进而分析了工业作为人的文化形式的内在结构。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的理性是由技术和价值两个因素构成的：技术的因素来自于工业活动中机器的运用，它构造了人对自然的积极的、能动的关系，赋予了人的本质以感性的和有用的对象形式，是工业理性的积极的和肯定的力量。这一方面构成了工业作为文化形式的逻辑内涵，价值的因素来自于工业赖以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资本家使工业服从于价值的生产，从而导致了劳动的异化、技术的异化、人的异化。这些都体现了工业理性的消极的和否定的意义，从而构成了工业作为文化形式的历史内涵。在对工业的文化研究中，马克思把工业的价值因素作为技术因素的界限，一方面分析了工业的感性内容，在工业和自然科学的结合上，说明了工业的发展对于人类理性进步的意义；另一方面揭示了工业理性的批判意义，说明工业理性的异化是现代社会一切异化形式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工业看作是同人“自身相异化的活动”，强调宗教、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的异化都不过是工业理性异化的表现形式。

在马克思论述工业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对工业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说明。马克思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但是，他绝不像近代理性主义哲学那样，仅仅关注自然科学的理论意义，而是着重从自然科学的工业应用方面揭示了 自然科学作为文化形式的另一面。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4］(P307)。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从自然科学和工业的结合上，论述了现代社会理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又以自然科学的工业应用，揭示了自然科学的实践的历史的内容，提出了自然科学理性应用的合理性问题。这就以现实的理性扬弃了近代哲学的抽象的理性，确立起文化理性的批判向度。正是这一向度凸显了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批判的文化哲学性格。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何以能够从马克思的“实践”、“工业”等概念中转出工业的文化批判理论，并由此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传统的问题也就不难解答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维柯.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李小娟 付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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