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疆独”问题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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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疆独”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复杂的历史 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疆独”势力制造了无数起叛乱、暴力恐怖事件,“疆独”问题已成为影响 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疆独”问题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 分裂与反分裂问题,是干涉与反干涉问题。

【关键词】疆独;历史根源;演变;实质

【作 者】贾春阳,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2008级博士生。北京,10 0091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027-008

Some Thinking about “Xinjiang Independence” Issue

Jia Chunyang

Abstract: The “Xinjiang Independence” issue is the result ofcompositive fu nctions of multi inside and outside factors, with complicated historical backgr o und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Xinjiang Independence” forces havem ade incalculable rebellions and violent terror, “Xinjiang Independence” issuehas been the most destructive factor towards Xinjiang’s securityand stability.The “Xinjiang Independence” issue is neither ethnic issue nor religious issue , but a secession and anti-secession issue, and an intervention and counter-in tervention issue.

Key words: Xinjiang Independence; historical root; evolvemen t; essence

长期以来,“疆独”势力制造了无数起叛乱、暴力恐怖事件,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巨 大伤害,严重影响到新疆的安全和稳定,对新疆周边地区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也造成不同程度 的威胁。2009年发生于乌鲁木齐的“7•5”事件表明,“疆独”问题仍是影响新疆安全与稳 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疆独”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梳理“疆独”问题 的来龙去脉,以探究“疆独”问题的实质。

一、“疆独”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

新疆,古称西域,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东西方交流的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一 个多民族、多宗教交织交融的地方。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自此至今,新疆正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疆独”问题的 产生,是多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

首先,“疆独”问题是西方列强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尽管中原中 央王朝时有强弱,新疆与内地的关系也时有近疏,但不容否认的是,新疆一直是中国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清朝前期,清王朝国力强盛、边防巩固,新疆西部多为向 清王朝称臣纳贡的封建汗国,国力弱小,无力挑战清王朝的权威,新疆的外部环境相对安全 。进入近代以后,伴随着清政府的衰弱和西方列强的强大,中国成为西方列强侵略、蚕食的 对象,边疆危机不断。新疆地域辽阔,物产富饶,作为亚欧大陆的核心和东西方交往的必经 之地,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成为俄国、英国等列强觊觎、侵略的对象。俄国在19世纪上 半期吞并中亚各个汗国、占领中亚草原之后,侵略矛头就对准了新疆,步步紧逼,从西北方 向不断蚕食中国领土,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划界条约,割占大片领土。英国在控 制印度之后,为防范、牵制俄国,也积极北上,从南面逼近新疆西南部边境。俄国、英国的 侵略极大地改变了新疆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俄英两国成为影响新疆局势的主要外部力 量。19世纪60年代,阿古柏入侵新疆便得到了英国的纵容和支持。俄国也不甘落后,在与阿 古柏伪政权建立联系的同时,迅速出兵抢占伊犁。19世纪末,俄英两国在双方都无力单独吞 并新疆的情况下,背着清政府,瓜分了原本属于中国的萨雷阔勒岭以东的帕米尔地区,并将 新疆作为他们的“缓冲区”。俄英两大列强对新疆的侵略、争夺不仅严重恶化了新疆周边的 地缘政治环境,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渗透提供了便利,也加剧了新疆内部的社会 危机,为“疆独”问题的出现埋下了祸根。

第二,“疆独”问题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渗透的恶果。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又称大伊斯兰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首创者为哲马鲁丁• 阿富汗尼(SayyidJamal al-Din-Afghani),主张世界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伊 斯兰教国家,以回击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产生于19世纪下 半叶,最早出现于匈牙利,但真正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则始于沙皇俄国统治下的鞑靼人地区, “是一种主张将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及中亚诸国等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 民族联合为一体、建立‘大突厥斯坦’的跨国民族主义思潮和势力。”[1]一定意 义上讲,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简称“双泛”)都是西方殖民扩张、民族压迫的产物,它们的 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二者产生之后,立即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用,成为 他们维护自身统治或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工具。进入20世纪之后,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支持 下,奥斯曼帝国成为“双泛”思潮的中心。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双泛” 思潮开始传入新疆,很快被部分民族分裂分子接受并奉之为圭臬,成为“疆独”势力的理论 、精神支柱。如“疆独”头子麦斯武德,早年赴土耳其留学,接受泛突厥主义,1915年返回 新疆后,打着办教育、开医院的幌子传播泛突厥主义,在伊犁开办8所学校,公开宣扬“我 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 1917年9月,新疆省长杨增新曾呈报中央,“今 日查有土耳其人,由汉口及内地各处发寄信函,即土文印刷品,分寄新疆缠回(指维吾尔族 )及阿洪(訇)头目既各军队,屡经查获,不一而足。”[2]尽管新疆地方政府已 认识到“ 双泛”思潮的危害,也采取了一定措施阻挡“双泛”思潮的渗透和传播,但“双泛”思潮仍 在新疆部分地区出现蔓延之势,为“疆独”势力的生成提供了理论土壤。

第三,“疆独”问题是新疆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辛亥革命之后,新疆进入军阀 统治时期,孤悬塞外,政局动荡,经济停滞。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内部社会矛盾激化,哈 密等地爆发反抗金树仁统治的斗争,甘肃军阀马仲英也趁机进军新疆,新疆局势失控。1933 年,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等“疆独”分子趁机在南疆发 动暴乱,一路攻城略地,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一伪政权建立后,“对 内宣布以回教立国,实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寻求军事援助。按照英国的旨意,派遣 ‘代表’前往土耳其、印度、阿富汗、伊朗、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苏联等国 进行非法活动,要求承认他们的伪政权,并给以军火援助。”[3]但这一伪政权不 得人心, 四处碰壁,没有获得任何国家的正式承认。尽管这一分裂政权只存在了不足三个月便垮台, 但作为新疆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分裂政权,开创了“疆独”势力建立分裂政权的先例,“东突 厥斯坦”也成为“疆独”势力的“标志性口号”,危害甚大。1944年8月,伊犁巩哈县(今 尼勒克县)爆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暴动,后又爆发伊宁起义。但起义前期领导权不幸被 苏联所派遣的艾力汗•吐烈等分裂分子把持,导致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出现。 与1933年的分裂政权相比,这一分裂政权存在时间较长,所占面积也较大,危害与潜在影响 也更大。此后,在新疆和平解放之际,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疆独”分子在西方反华势 力的支持下亡命国外,最后辗转至土耳其,继续从事分裂活动。部分“疆独”分子则潜伏下 来,伺机而动,成为威胁新疆安全与稳定的隐患。

二、“疆独”问题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境内外“疆独”势力不甘失败,与境内各种反动势力、国际反华势力狼 狈为奸,不时发动武装叛乱,制造大量骚乱、暴力恐怖事件,给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严重危害;意识形态方面则鼓噪“双泛”思想,鼓吹“东突厥斯坦解放”、“维吾尔 斯坦独立”,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或“维吾尔斯坦”。 因而,长期以来,“疆独”问题一直是影响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

(一) 20世纪50-80年代“疆独”问题的演变

20世纪50年代,境内“疆独”势力与境外“疆独”势力、国际反华势力多方勾结,发动 多起叛乱,企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主要包括乌斯满、尧乐博斯、贾尼木汗等在哈密、 镇西、伊吾等地胁迫两万余名哈萨克族牧民发动的叛乱,乌拉孜拜、司的克等在绥来(今玛 纳斯)、景化(今呼图壁)胁迫万余名哈萨克族牧民发动的叛乱,热合曼诺夫等发动的伊犁 叛乱,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等在和田、墨玉、洛浦、英吉沙等地发动的叛乱。在意识形态 领域,“疆独”分子也通过秘密传教、印发地下出版物等方式大肆宣传分裂思想。此 外,尽管新疆获得了和平解放,部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中仍存在一些具有分裂倾向的错误 思想意识。如1951年伊宁座谈会之时,少数人就公然提出“成立新疆维吾尔斯坦自治共和国 ”、排斥解放军和汉族干部等具有分裂倾向的错误主张。喀什地区的民族干部中也有主张建 立“维吾尔斯坦自治共和国”的错误言论,甚至有将新疆“并入苏联”的分裂主张。[ 4]在 境外,逃亡在外的“疆独”势力也贼心不死,与国内“疆独”分子、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 ,进行一系列分裂活动。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疆独”分子一到土耳其,就创办《突厥 斯坦》月刊(后改名为《突厥斯坦之声》),大肆宣扬“双泛”思想,攻击中国政府的新疆 政策。

民族理论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新疆成为苏联颠覆、分裂中国的重点方向。在对中 国边疆地区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之外,苏联将新疆作为突破口,企图将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 。一方面,苏联利用中亚地区的电台向新疆发动宣传攻势,出版大量反华书籍,公开鼓噪“ 双泛”思想,为“疆独”势力呐喊助威。据统计,“自1963年至1982年的20年间,设在阿拉 木图、塔什干的电台,每天以四至六个小时交替使用维吾尔、哈萨克语,集中对新疆展开宣 传攻势。广播文章、讲话、谈话等各类文章公约2万余篇,3000万字之巨……露骨地鼓吹‘ 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应该给维吾尔人民‘民族自决权’。”[5]苏联学 者还出版 大量反华书籍,歪曲历史,鼓动“疆独”分子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另一方面,苏联还非 法发展侨民、鼓动中国边民外逃、扶持成立“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简称“东突人民革 命党”),煽动“疆独”势力发动暴乱。对此,西方学者称,“很明显,苏联还抱有将新疆 变成蒙古那样的缓冲国的企图。”[6]

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致使新疆出现了宗教反弹、宗教狂热,最终导 致非法宗教活动泛滥,非法宗教活动又助长了狭隘、排它性的民族主义意识。“疆独”势力 也趁机兴风作浪,煽动、制造了一起起暴乱、骚乱事件。除1981年伽师“5.27”武装暴乱 之外,20世纪80年代新疆发生的分裂性骚乱事件或政治事件主要有: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疆独”分子呈现出年轻化、极端化的趋势,其分裂活动也 呈现出宗教极端化的倾向,也更易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形 势也更为严峻和复杂。在意识形态领域,“疆独”分子也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手段宣扬分裂 思想,主要手段包括私办经文学校、出版书籍报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和音像制品等。据 统计,“1989年,全疆私办经文学校共有938所,学员已超过万人。”[8]1986年1 0月至1989 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干部吐尔贡•阿勒玛斯先后公开出版《维吾尔人》、《匈奴 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史》三本书,“‘三本书’站在‘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 义’立场上,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以歪曲、杜撰和篡改历史的手法,散布了诸多破坏祖国 统一、损害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9]此外,这一时期,境外“疆独”势力也蠢 蠢欲动 ,利用国内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兴风作浪,千方百计地向境内进行渗透,宣传分裂思想。

(二) 20世纪90年代“疆独”问题的演变

冷战后,伴随着苏东剧变、世界范围内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 兰主义的复苏之势,境内外“疆独”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开始进入高发期,并呈现出恐怖化 、联合化、国际化的趋势。

国际上,从西亚、中亚、南亚到欧美,大批“疆独”组织纷纷出笼,这些境外“疆 独” 组织不断加大对新疆的渗透力度,与境内的“疆独”势力狼狈为奸,其活动能力与破坏力大 为增强。部分“疆独”势力与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沆瀣一气,日趋 恐怖化,有的则得到了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和支持,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削弱、肢解中国的工 具。据统计,“曾先后有来自10个‘东突’组织的1000多人前往‘基地’组织设在阿富汗坎 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中‘取过经’,受过诸如爆炸 、暗杀、投毒等系统培训,成为‘基地’恐怖势力的重要力量。”[10]在整个90年 代,“疆 独”势力制造了大量暴力恐怖事件,其恐怖活动主要包括制造爆炸、实施暗杀、投毒纵火、 袭击政府机关和公安派出所、利用骚乱制造恐怖气氛等。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统计,“自19 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 ,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11]

不仅如此,境外“疆独”势力还提出了“统一组织、统一纲领、统一领袖、统一武装、 统一行动”的目标,境内外“疆独”势力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1992年12月至1993年4月, 境外“疆独”势力先后两次在土耳其举行“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成立统一“流亡政 府”,任命热扎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 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压。

在90年代,“疆独”势力的另一个特征是国际化趋势。境内外“疆独”势力通过国际研 讨会、发行出版物、游行示威、互联网等手段竭力扩大“疆独”问题的国际影响力。“疆独 ”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 ,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12]

在意识形态方面,境内外“疆独”势力利用电台、书刊、音像制品、互联网及各种学术 、文化活动宣传分裂思想。以“东突信息中心”为例,这一组织通过互联网发布《我们的独 立是否有希望》、《要么独立要么死亡》,公开煽动、教唆以暴力恐怖手段进行“圣战”, 号召中国境内穆斯林要通过爆炸、投毒等手段制造恐怖事件。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后期 ,几年间全疆共收缴煽动分裂的印刷品上百万册。”[13]

(三) “9.11”事件后“疆独”问题的新态势

“9.11”事件后,在国际反恐大背景下,与国际恐怖势力沆瀣一气的“疆独”势力的活 动能力、活动空间受到很大压缩,“疆独”势力内部也发生分化,进行策略调整,但“疆独 ”势力始终未放弃分裂祖国的野心。

“9•11”事件后,新疆境内暴力恐怖事件发案率明显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疆独 ”势 力已经放弃其分裂主张和暴力恐怖活动,而是变换手法,极力洗脱暴力恐怖罪责,打着“民 主”、“人权”的旗号继续从事分裂活动,妄图得到国际反华势力特别是西方势力的支持, 从而将“疆独”问题国际化。2001年9月18日,“东突信息中心”在德国公开表示,“北京 如果有诚意解决新疆问题,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政治解决,在欧洲议会监视下进行,让新疆维 吾尔人可以全民公决,由他们决定自己的命运,是留在新疆还是选择独立建国。”[14 ]“疆 独”势力的分裂活动也得到了西方反华势力的纵容和支持。2001年10月19日,欧洲议会不顾 中国反对,允许“疆独”分子在议会大厦内举行研讨会;2004年9月,在美国部分反华政客 的纵容支持下,“疆独”势力在美国宣告成立所谓的“东突流亡政府”;2006年9月,瑞典 议会议员埃诺克松公开提名热比娅•卡德尔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西方反华势力的纵 容和支持使“疆独”势力有恃无恐,疯狂地从事分裂活动,其中包括各种暴力恐怖活动。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院院长肉孜•司马义披露,“2006年,全区法院共审结暴力恐怖案件18 7起。”[15]2009年,震惊中外的“7•5”事件造成197人死亡,千余人受伤,充分 暴露了“ 疆独”势力“和平、非暴力”的虚伪性,说明了“疆独”问题的严峻性、复杂性与长期性。

在意识形态领域,“9•11”事件后,“疆独”势力并没有放弃其分裂宣传。“疆独”势 力通过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宣传“双泛”思想,鼓噪“东突厥斯坦解放”。据统计,“20 05年全区共收缴非法宗教书刊1.5万余本、录音带和光碟2500盘,鼓吹民族分裂和‘新疆独 立’,威胁、恐吓基层干部群众和爱国宗教人士等内容的反动标语、传单、信件3000多份。 ”[16]在境外,“疆独”势力及各种反华势力也不遗余力地对新疆进行宣传和渗透 ,“目前 ,新疆周边有‘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8个主要电台,以128个频率, 用维吾尔、汉、乌孜别克等语种对新疆广播,其撰稿人大部分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新疆 周边有分裂势力建立的四十多个网站,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传播和渗透。”[17]

三、“疆独”问题的实质

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疆独”问题愈益凸显,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众多学者对“疆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于“疆独”问题的实质,尚存在分歧。

首先,“疆独”问题虽然被“疆独”势力贴上“民族”标签,但不属于民族问题。 境内 外各种“疆独”组织尽管相互之间存在分歧,不时发生分化,但都将自己标榜为“东突厥斯 坦”或“维吾尔斯坦”的“代言人”、“解放者”,污称新疆存在民族压迫、种族灭绝等“ 民族问题”。国外部分学者也将“疆独”问题称之为“民族矛盾”,或将其归根于维族群众 与汉族群众之间的“族际冲突”①。那么,什么是民族问题?“疆独”问题究竟是否属于 民 族问题?目前而言,学界对“民族”一词仍存在不同见解,因而对“民族问题”的内涵仍然 存在争议。彭英明认为:“所谓民族问题,就是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 历 史过程中基于民族差别而产生的一切问题的总和。它不仅表现在民族之间(民族差别、民族 矛盾、民族斗争、民族压迫等等),而且渗透于每一个民族的内部(经济、政治、语言、思想 、风俗习惯等等),并贯串于民族兴亡的始终。”[18]而金炳镐则认为,“民族问 题是和民族 存在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表现在民族诸特征及其具体形式上的民族间的复杂的社会矛 盾问题。”[19]由此可知,尽管学者对民族问题的内涵仍有不同看法,但可以确定 的是,民 族问题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存在不同的民族问题,因而对民 族问题的认知也就不可能一致。2005年5月,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我国 的民 族问题往往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 问 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20]这说明,在现 阶段,我 国的民族问题仍然存在,这种民族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 。然而,这种民族问题,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国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也不是汉 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因而决不能等同于西方话语中的“民族矛盾”或“族际冲 突”。“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仅仅是少数分裂分子的活动,不能代表某一民族全体民众的 利益和意愿,更不能代表新疆各族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意愿,也不能反映新疆民族问题的本质 和特点。对此,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一个民族出几个搞分裂的分子是不奇怪的,丝毫无 损于这个民族的人民为祖国所做的光辉贡献。”[21]“疆独”势力凭空捏造的“民 族压迫” 、“种族灭绝”等说辞是旧社会的产物,中国当前根本不存在这种问题,这种说法完全是无 中生有,其真实意图在于为自己的分裂活动贴上“民族”标签,以图蒙骗群众、获取国际反 华势力对其分裂活动的支持。但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谬论根本无法蒙骗新疆各族人民群众, 定会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反对。因而,从本质上讲,“疆独”问题不属于民族问题。

第二,“疆独”问题虽涉及宗教因素,但不属于宗教问题。宗教作为人类文明发展 到一 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宗教,就会存在宗教 问题。在现阶段,“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 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宗教问题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一定的群众性,在许多地 方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还受到某些阶级斗争和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22]新 疆作为伊 斯兰教为主、多宗教并存的多民族地区,宗教与民族认同、文化传统紧密交织,对信教群众 的物质、精神生活具有重大影响,在新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 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特别是其宣传活动来看,“疆独”势力还为自己的分裂活动披上宗教 的外衣,打着宗教的幌子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部分“疆独”组织名称中还冠以“伊斯兰” 一词,极具欺骗性。“疆独”势力通过私办经文学校、地下讲经点、出版书籍报刊、张贴标 语、散发传单和音像制品等方式引诱和胁迫青少年信教;竭力煽动宗教狂热,鼓吹进行“圣 战”、“杀死异教徒”、“赶走黑大爷”,建立“东突伊斯兰国”;打击、暗杀爱国宗教人 士,同时打着宗教的幌子干预司法、行政、教育乃至婚姻、计划生育等活动。从伊斯兰教的 《古兰经》和其“圣训”来看,伊斯兰教是一个倡导和平、爱好和平、提倡与人为善、主张 不同信仰者和平共处的宗教,“根据伊斯兰教的原则,对于非穆斯林,不但不能伤害,而且 还 要保护、善待,与他们和睦相处。因为伊斯兰教认为,全人类包括非穆斯林都是人祖阿丹的 子 孙,理应相亲相爱。”[23]因而,“疆独”势力的这些活动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教 义,绝非 真正的宗教活动,而是非法宗教活动。而且,这些非法宗教活动也违反了中国《宪法》所规 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违背了新疆各族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并不是 真正的宗教活动,而是打着宗教幌子的分裂活动,因而遭到各族人民的抵制和反对。因而, “疆独”势力的分裂活动虽然披上宗教的外衣,正如披着羊皮的狼一样,完全是欺世盗名行 为,绝非真正的宗教活动。这种分裂活动也早已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属于与全国 人民为敌的敌对活动。因此,“疆独”问题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

第三,“疆独”问题不单是反恐问题,更是分裂与反分裂问题。回顾历史,自“疆独” 问题产生以来,历代“疆独”分子 所谓的“民族自决”、“杀尽异教徒”、“为伊斯兰进行 圣战”、“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等等仅是“疆独”分子的幌子,是“疆独”分子蒙骗百 姓的手段,而非其真正企图。部分学者将“疆独”势力定性为恐怖势力②,认为应将新疆 的 反分裂斗争纳入国际反恐轨道,以此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实事求是地讲,部分“疆独”势 力无论从其纲领还是行动来看,确实已经完全恐怖化,与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等 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在新疆内外制造了大量暴力恐怖事件。即使那些声称要通过“和平 、非暴力和民主的方式”实现“民族自决”的“疆独”组织,如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简称 “世维会”),也没有放弃暴力恐怖手段。乌鲁木齐“7•5”事件便是世维会一手策划的典 型暴力恐怖事件。因而,“疆独”势力确实属于恐怖势力,这一点不容否认。因而,我们与 “疆独”势力的斗争无疑也属于国际反恐斗争的一部分,将新疆的反分裂斗争纳入国际反恐 轨道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疆独”势力不是为恐怖而制造暴力恐怖 事件,暴力恐怖活动仅仅是“疆独”势力实现其分裂野心、吸引国际关注的手段和方式,而 非目的和实质,其最终目的还是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实现所谓“东突厥斯坦解放”或“ 维吾尔斯坦独立”。因而,“疆独”势力与其说是恐怖势力,不如说是已经完全恐怖化的分 裂势力。新疆的反分裂斗争是新疆各族人民与已经完全恐怖化的分裂势力之间的斗争。从本 质上讲,“疆独”问题是分裂与反分裂问题。

第四,“疆独”问题虽属中国内政问题,但同时也是外部干涉与中国人民反干涉之 间的 斗争问题。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边疆问题的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插足,各种国际反华势力 都试图从内部分裂中国,阻挠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如前所述,“疆独”问题的产生一定意义 上讲是西方列强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疆独”问题产生以后,“疆独”势力很快就成为国 际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肢解中国的工具,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不同时 期得到了国际各种反华势力的支持和纵容。“9•11”事件之后,部分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 上 ,一方面要求中国与之进行配合、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势力;一方面却无视“疆独”势 力与国际恐怖势力同流合污的事实,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妄加批评,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侵 犯人权”,为“疆独”势力的各种活动提供便利和资金、政治支持。2002年8月,在我国政 府多次交涉并提供大量证据的情况下,美国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列入恐怖组织 名单,但同时公开表示对“新疆问题”关切,声称不要把反恐战争作为“迫害少数民族的借 口”,并声称承认“东突伊斯兰运动”是恐怖组织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压制维吾尔人权和宗 教 自由。[24]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面对“疆独”分子的恐怖本性和大量 无辜平民 的伤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恩•凯利(Ian Kelly)没有丝毫同情,反而“要求各方保持 冷静和克制”[25],可见美国对“疆独”势力的偏袒和纵容。“疆独”势力的暴力 恐怖活动 ,不仅对新疆的安全与稳定造成危害,而且也威胁到新疆周边地区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因而 ,“疆独”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反恐、反分裂问题,更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反恐问题,完 全有理由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部分西方国家不仅不支持中国的反恐行动,还对中国的反恐 行动说三道四,充分说明了它们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一贯的反华图谋。上述事实表明 ,“疆独”问题虽然属于中国内政,但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的工具 ,是外部干涉与中国人民反干涉之间的斗争问题。

结语

通过上述论述,不难发现,“疆独”问题的出现既是西方列强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也 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渗透的恶果,更是20世纪30年代新疆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自“疆独”问题产生以来,“疆独”势力的各种分裂活动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 ,成为影响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从本质上讲,“疆独”势力是一股打着“东 突厥斯坦解放”、“维吾尔斯坦独立”等分裂口号并与国际恐怖势力、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 结的分裂势力,是一股已经完全恐怖化并沦为国际反华势力牵制中国的工具、旨在将新疆从 中国分裂出去的邪恶势力。因而,“疆独”问题从根本上讲,既是中国人民反对国家分裂、 维护国家统一与“疆独”势力分裂国家图谋的斗争,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中 国内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注释:

①参见Yitzhak Shichor, “Separatism: Sino-Muslim conflict in Xinjiang” , Pacifi c Review, Vol. 6, No. 2, 1994; Abanti Bhattacharya, “Conceptualising U yghur sep aratism in Chinese nationalism”, Strategic Analysis, Vol. 27, No. 3,Jul-Sep 20 03; Colin Mackerras, “Some Issues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y among China’s Islamic Peoples”, Asian Ethnicity, Volume 6, Numbe r 1, February 2005 ; Eric Hy er, “China’s Policy towards Uighur Nationalism”, Journal ofMuslim Minority A ffairs, Vol. 26, No. 1, April 2006; Elizabeth Van Wie Davis, “Uyghur M uslim Eth nic Separatism in Xinjiang, China”,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 l. 35, Issue 1, Spring 2008.②参见李琪:《打击“东突”恐怖势力是国际反恐怖斗争的组成部分》[J],新疆 社会科学 ,2002年第2期;丛文兴、都永浩:《“东突”理论缺乏历史和现实基础》[J],黑龙江民 族 丛刊,2002年第2期;郑坤亮、玛达尼亚:《“东突”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J],历史教 学 ,2004年第1期;高永久、李丹:《“东突”恐怖势力的“思想体系”研究》[J],西北师 大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谢卫东:《“东突”的恐怖主义实质》[D],外交学 院 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杨延冰:《“东突”恐怖主义与中国国家安全》[D],陕西师范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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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付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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