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新进展

[摘 要]2016年经济学界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在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及影响因素、宏观政策转型与财政政策调整、货币政策的挑战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等问题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键词]经济波动；政策转型；增长效率；国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 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11-0001-07

2016年，学界对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及影响因素、宏观政策转型与财政政策调整、货币政策的挑战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研究

林建浩与王美今[1]进行了新常态下经济波动的强度与驱动因素识别的分析，他们利用能够反映经济系统时变性的TVP-SV-VAR 模型探究了我国2012 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波动强度和驱动因素并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从1995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起大落转入大稳健的阶段；第二，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波动主要归因于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政府在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时需要关注通货膨胀效应；第三，我国经济的增速换挡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外部负向需求冲击长期叠加的结果。他们认为，2012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来源于供给面的影响，因此实行以调结构和促改革为主的微刺激政策在方向上具有合理性。

谭海鸣等[2]将房地产价格波动、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以及金融杠杆约束等因素纳入库兹涅茨“长周期”理论，综合城市阶层体系理论构建了中国“长周期”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他们通过分析日本40年来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将上述理论模型转为实证模型，预测了中国2015～2050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迁移对于经济周期、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并探讨了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我国2021～2025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行，因此必须提高总和生育率，提升人口迁移率，并且关注金融杠杆率，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不宜过度压制杠杆率的自然上升。

刘树成[3]通过投资统计数据发现2016年以来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严重下滑。他认为导致民间投资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投资盈利预期不振、盈利前景迷茫则是民间投资下滑最为关键的原因。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条件，他指出要在四个方面进行努力，即政策环境、资金环境、法律环境以及宏观运行环境，其中营造有利于形成企业盈利预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是改变投资增速下滑的充要条件。

陈冬等[4]利用我国 2003～2013 年在A股上市的4 236 家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分析了我国国企避税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在目前的经济下行期，国企避税程度有所减少，且地方國企比中央国企的这种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更为显著；第二，强化国企避税“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的因素包括国企经营业绩、地方国企纳税占地区企业所得税收入比重、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地区税收任务。他们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政府的调控政策应充分考虑逆周期纳税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准确把握逆周期的调控力度和调节的灵活性，推动经济平衡增长。

刘伟[5]认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调整结构与效率有关，而效率又与创新有关，市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劳动者，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就是通过提高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效率和积极性，使得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动结构升级以缓解结构性矛盾方面意义重大。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作用不像需求管理那样直接作用于消费者，而是作用于生产者和劳动者，因此政策着力点方面也会有所调整，更强调对企业创新的支持等。他指出，在新常态下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6]认为中国宏观经济不存在“硬着陆”的状况，但依然面临着四大方面的问题：第一，供给侧的着力点仍未找到；第二，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真正缓解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第三，出现了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的三大障碍，即短期与中期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消费—投资”困局以及“脱实向虚”的深化；第四，当前宏观经济尚未出现持续复苏的基础。课题组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触底的迹象，但是持续触底的本质仍为改变。在传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加速弱化以及中国 “衰退式泡沫”逐渐加剧的情况下，经济风险进一步上升，宏观经济的结构性改革非常紧迫。

二、宏观经济增长效率及影响因素问题研究

傅元海等[7]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1996～2012 年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进行了测算，并通过GMM估计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他们研究发现，制造业结构的高度化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而制造业合理化水平的提升则会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而且不同方法测度变量的估计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他们认为，尽管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却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事实正是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会抑制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的现实反映。因此，为了发挥制造业结构优化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应加大对中高端产业中技术创新的投入和技术引进力度，消除高端产业的低附加值，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韩其恒等[8]基于“资源重新配置型”的分析框架，研究了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对金融约束和制度质量这两个因素的考察来分析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用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他们发现，在短期，金融约束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它影响了要素在不同效率部门之间的转移速度。在长期，制度质量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它不仅是我国完成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之后唯一可以依赖的经济增长动力，而且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认为，未来中国长期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不断放宽的制度质量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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