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盒里的死刑

今年3月5日，辽宁一位偷车贼掐死了车内的婴儿，搜救过程在微博上“直播”。当死讯传来，因参与“直播”而获得“在场感”的网友们义愤填膺，痛斥丧尽天良的罪犯，更有人不失时机地提出，要请支持废除死刑的人都摸摸自己的良心。当时我发了一条微博说，“此时谈论废除死刑的人都是没头脑。”

事情过去了两个月，在这期间，两件冤案相继平反。一件是浙江叔侄奸杀冤案，一件是李怀亮杀人冤案。两起案件的主角都一度被判处死刑，最终分别因真凶浮现和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同样是冤案，多年前已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并没有等来最终的正义。

将惨案和冤案摆在一起令人更能冷静地思考应否废除死刑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已经成了一种趋势。但即便在早已废除死刑的英国，近年也有众多民众呼吁应该恢复死刑。这表明死刑作为伸张正义的极端方式依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不可否认，中国有支持死刑的强大民意基础，“李昌奎案”和“药家鑫案”中的舆论倾向就是典型表现。国外机构近年调查的结果也显示，60%左右的中国人赞同死刑。

虽然“废死者”和支持者的立场截然不同，两者的出发点却惊人相似，那就是应当尊重生命。对“废死者”而言，生命价值至高无上，死刑是不人道的残酷刑罚；对支持者而言，生命价值同样至高无上，杀人犯只有接受死刑才足以赎罪。就此看来，不能轻易指责“废死者”没良心，也不能指责支持者没人性，两种论证都存在一定的道德基础。

但如果将两种立场分别放到个案中检测，缺陷就立刻显现出来了。在“偷车杀婴惨案”面前，“废死者”的立场显得有些伪善，你尊重了凶手的生命，谁来尊重婴儿的生命？在“聂树斌冤案”面前，支持者的立场又显得过于武断，死刑是执行了，但真凶还没抓到。

支持者可能会辩称，冤杀和是否存在死刑无关，是司法制度是否完善的问题。但问题在于，穷尽人类理性，完美无缺的司法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在司法制度发达的美国，冤案的发生也不可避免，根据美国“洗冤工程”组织的统计，性侵案件中，已有25%左右的嫌疑人因DNA检测而获释。此外，“洗冤工程”已经帮助过数百名已定罪的罪犯洗脱冤屈，大部分是强奸案件或谋杀强奸案的被指控对象，这些在中国都是死刑罪名。曾任美国俄亥俄州检察总长的佩特罗告诉民众，并没有完美司法制度，“狱中的无辜者比大多数美国人预想的要多得多”。可以推测，在刑事司法制度存在诸多缺陷的中国，无辜者的比例或许更高。

在认可冤案难以避免这一客观事实的前提下，争论双方有可能超越个案，将焦点从“到底更应该尊重真凶还是受害者的生命”这个难题转移到另一个答案相对明晰的问题上——我们是否愿意支持这样一个制度：它固执地用死刑实现成千上万受害者的正义，同时又武断地剥夺少数几个被冤者的生命？

对于这个问题，既然“废死者”和支持者都承认生命价值至高无上，那么答案也就很清楚了：不能因奉守实现正义的某种特定方式就轻易放弃无辜者的生命。对于很多人来说，罪有应得、杀人偿命是最理想的状态。然而，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们认清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建立最优制度的出发点在于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现最糟糕的结果，而不在于实现最理想的状态。

从历史来看，当人类对自己的理性和能力充满自信乃至自负，无畏地追求理想国之时，也大多是灾难重重的时代。如果打开潘多拉盒子，天使注定要和魔鬼一起来到人间，理性的人们会选择永久封存潘多拉盒子。死刑就是这样一个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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