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清律例》带到西方的人

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西方人就开始关注中国法律。但是，将全本律例翻译并在西方出版，使西方人对中国法律有全面的认识，则是一直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得以实现。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奉命出使中国，船上一位12岁的少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得以跟随华人翻译学习中文。由他后来翻译出版的《大清律例》英译本，从此成为传递中西法律文化的桥梁。

和乾隆皇帝用中文交谈

西方人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法律。元代马可·波罗所撰的《马可·波罗行纪》已有许多有关中国法制状况的描述。17、18 世纪，耶稣会士来华，他们将在华见闻编纂成书，其中一些书籍涉及中国的司法制度，如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曾德昭的《中华大帝国志》等。利玛窦等人在中国居住多年，精通汉语，在中央政府担任过高级官员，对中国法律有一定了解，他们的论著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魁奈、伏尔泰等都是通过阅读耶稣会士的著作得以了解中国法律的。但是，耶稣会士的著作存在一定缺陷，耶稣会士或是由于对中国法律体系及其传承缺乏了解，或是由于个人认识理解问题，他们的表述有时不是很准确，甚至谬误。

1778 年，俄国汉学家列昂季耶夫选译了《大清律例》的部分内容在俄国出版，受到女皇叶卡特琳娜的重视。这是目前已知的西方人首次将中国法律原典译为西方文字的尝试。1781年，德国人亚力克司·里纳德夫在柏林出版了《中国法律》一书，其中也选译了《大清律例》中一些与刑法有关的内容。但上述著作只是选译，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改动较大，加之语言因素，未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西方人仍然看不到完整的中国法律原典。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大清律例》，斯当东用前言和注解的形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清律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历史沿革、基本内容和执行情况，并且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司法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他说：“中国政府，依据其宪法基本原则中的一条，中央政府分为很多不同的分支机构和部门，每一个部门都受特定的法典和制度约束；但是，中华帝国的法津，更严格、更恰当地说是刑法，有不同之处，所有的条款或多或少都同国家大法的一部分有联系。国家大法正是通过这些法律规章的颁布得到支持和维护的。”

然而，尽管斯当东不断为中国法律做着辩护，但是英国人仍然将中国法律视为“化外之规”，从未认可其为“文明世界的法律”。甚至，还有评论指出，《大清律例》英译本的出版客观上使英国人更加了解中国法律的漏洞和“陋习”，并以此为据抨击中国法律野蛮落后、不应当适用于涉外案件——这为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提供了依据，也对中国司法主权造成了严重的侵害。这或许没有冤枉斯当东。《大清律例》出版后，斯当东因谙熟中国法律，成为英国公认的“熟知中国人精神的专家”，在国会具有重要影响力。1833年，时任英国国会议员的斯当东甚至以中国法律落后为由，向国会提出了在华设立法院，以便审理在华英国人案件的提案。

这项西方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法案规定：“英皇以一敕令或数敕令，经皇帝在阁议认为便利有宜者，得畀予各该监督（即领事） 以管理英国人民在中国国境上任何部分内之商务权限，并得制定颁布。关于中国商务及管理中国境内英国人民之教令则例，又得对于违犯此项教令者，科以罚金，没收监禁之刑。又得设立具有刑事及海军裁判权之法庭一所，以审理英国人民在中国领土口岸海岸及在中国海岸三十里内之公海所犯之案件。又得于上开各监督中，指派一人为该法庭之审判官，其余则为执行审判之官。其薪俸经阁议决定后，由英皇批给之。”

毋庸置疑，领事裁判权给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人民利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但是，如果从整个法律近代化的进程来看，这一耻辱或许反过来促进了中国人对自己法律的反思，并且推动了清末的法律改革。用法律史研究者熊德米的话说：“正是近代时期中外普罗米修斯般法学翻译者的共同努力，最终彻底改革了尘封已久的封建法制体系。”这一切的内在动力，无疑是中国人自救自强的努力。但是，1793年来华使团中的12岁少年小斯当东，他的中文学习和对《大清律例》的翻译出版，也成为最终改变中国近代法律历史走向的重要诱因——在这个意义上，在批评斯当东等人向西方译介中国法律的“狼子野心”的同时，或许也可以看到他们此举的意外之果。

（谢绝转载，违者侵权）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推荐访问:的人 律例 大清 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