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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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拜伦有诗云：“你熄灭了，而不是凋残。”正因为不是凋残，就产生了一种情怀，叫做思念。思念像根线，绵绵不断；思念像条河，湍流不息。易庆瑶同志卒逝已一年八个月了，斯人长辞，却风范依然，让人缅怀，让人思念。

易庆瑶同志上世纪60年代参加公安工作，一直在基层单位从事治安业务，1984年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他辅佐数任市局主要领导开展工作，忠心耿耿、默默无闻，为他所钟爱的公安事业和岗位尽责尽力。他扎实的理论修养、娴熟的业务能力、严谨的工作作风、高超的领导艺术和谦和的为人之道，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

易庆瑶同志在市局的领导岗位上履职14年，经历了上海公安太多的风风雨雨。他辅助市局主要领导指挥过无数次“严打”战役和专项治安整治行动。他协助市局主要领导亲临第一线组织平息“动乱”等突发事件，也在案发现场领导侦破让上海市民至今难忘的“于双戈杀人抢劫案”、“锦鲤鱼国际贩毒案”、“美国驻沪领馆财物被盗案”和“敲头案”等等大案要案。他常常枕戈待旦，无数次地完成对中央首长和外国元首莅沪的保卫任务。他还在公安队伍建设和各项公安业务建设的发展上作出不少重要决策和贡献。这些年来，上海公安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境，上海已成为全国治安状况最好的地区之一，这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上海数万公安民警努力奋战的成果。易庆瑶同志是其中的一位实在不能让人忘却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易庆瑶同志在市局领导岗位上既分管主要作战部门的业务，又分管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文韬武略受人称道，他为公安作出的业绩值得书写。本文谨从他领导指挥过的宣传文化领域追忆其功绩，并以此遥寄我们的思念。

易庆瑶同志是新时期上海公安宣传文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上海公安宣传文化虽在建国初有过辉煌，但后来受种种消极思潮影响，逐步萎缩，到“文革”中处于停顿，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安宣传文化迎来了复苏的大好时机。当时易庆瑶同志正走上市局领导岗位。他分管作战业务部门，兼管宣传文化工作。在原副局长石祝三同志调离公安系统后，他全面负起宣传文化业务的领导工作。易庆瑶同志以他的睿智和热情，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拨乱反正，使上海公安宣传文化很快走上统一协调、稳步发展的轨道。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公安发展的需要，1987年2月他受局党委委托主持召开上海公安宣传工作会议，积极推行市局党委制定的“立足公安，面向社会，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方针。之后，上海公安宣传文化工作大步前进，公安新闻、影视、报刊等方面都有较大突破和创新。当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公安改革深化之际，1995年6月他组织召开上海公安系统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贯彻市局党委提出的“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精神。此后，上海公安宣传文化工作又有新的进步和开拓，朝着纵深发展，逐步走向大宣传、大文化的格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公安宣传文化向着全方位、专业型、栏目化发展，报刊、广播、电视多管齐下，理论、文学、艺术齐头并进，文声图影交融并茂，形成具有大都市公安特色的宣传模式。这些年来，宣传文化已成为上海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效地发挥了震慑犯罪、宣传法制、维护治安、稳定社会的作用，而且为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提供了舆论力量、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上海公安宣传文化工作的业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广大民警的赞同，受到了公安部的奖誉。公安部曾指名易庆瑶同志在全国公安宣传工作会议上介绍上海公安机关开展公安宣传文化工作的先进经验，并肯定上海在全国公安系统宣传文化工作上有开创性的一些做法。易庆瑶同志在宣传文化领域有创造性的工作不是个别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是全面的。在其任职期内,上海公安机关在宣传文化工作领域有数个“第一”，足以看到庆瑶同志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心血：在上海公安机关组建和领导第一个对外宣传的专业部门——法制宣传处；在电视台开辟第一个公安专栏节目——《东方110》；创办发行第一本公安文学月刊——《剑与盾》（即后来易名的《东方剑》）；担任第一任公安新闻发言人，第一次召开有外国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创作推出第一部公安广播连续剧——102集《刑警803》；主编出版第一部《上海公安志》；建立全国第一家交通信息广播电台；担任第一任上海警察学会和刑事侦察学学会会长，组织召开第一次公安理论研讨会……这是他开拓走过的一个个足印，也是他为宣传文化创下的一件件业绩。

易庆瑶同志不仅有创造性的工作精神，而且具实干作风。他善于从宏观上策划，从微观上运作。拿组建法制宣传处来说，当市局党委决定后，易庆瑶同志不只是倡议人和领导人，还是具体筹建者。对该处的编制、机构、组织和工作的开展，他和石祝三同志都直接操作。当时是白手起家的。人呢？两位领导“点将抽兵”，从各业务处和分局抽调，甚至把一个业务处的唯一的摄像组整个调了过来。钱呢？他俩在行政经费中特支特批。尤其是为添置影视设备，经市局党委同意，拿出巨额外汇，购进先进的整套广播级摄录像机，这几乎花掉了市局当年行政经费中全部外汇指标。易庆瑶同志还决定每年要拨数万美金作设备更新之用。这在公安宣传经费开支上是罕见的。他说：“市局党委支持宣传工作。舍得大投入，才能大产出。你们把宣传公安的电视节目做得精彩，争取一炮打响，为上海社会治安的稳定作出贡献，我看还是值的。”工作呢？他说，边建边干。市局党委1984年底作出建处决定，1985年1月该处就已投入了“严打”战役，很快取得成绩。再说创办《剑与盾》期刊。创办公安法制文学刊物，早就是易庆瑶和石祝三两位领导的心愿。当上海出版界有意与公安机关合作创办公安法制刊物时，他俩即报市局党委同意。1985年1月易庆瑶同志兼任月刊主编后，直接参与刊物的组稿、印刷和出版等工作。连刊名也是他同石祝三同志商定的。《剑与盾》的含义是警察的剑刺向敌人，盾保卫人民。经过紧张筹备，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努力，期刊很快于当年3月创刊。创刊号就发行30万份，到1987年月发行量达90多万份，成为全国法制文学畅销刊物之一，次年获得“上海十佳期刊”提名。1990年遵照上级规定，《剑与盾》同《人民警察》合并而停刊。后又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警察文化发展的需要，加上广大读者和民警的要求，易庆瑶同志力主恢复这本刊物。他说：“复刊有利于普法教育，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繁荣警察文艺事业。”他说到做到，亲历亲为。在市局党委同意后，他多次亲赴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磋商此事，统一认识，取得默契；又在公安部支持下，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同意，于1992年7月批复易名《东方剑》出版。他特请上海市委老领导陈丕显同志题写刊名。1993年《东方剑》面世后，在易庆瑶同志的关注下，月发行量很快稳定在12万份左右，覆盖面广达华东、华北、西北、西南等20多个省市，甚至远销海外，被公安部誉为“较优秀的法制文学类期刊”，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双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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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庆瑶同志受过法律高等教育，又长期工作在公安基层业务单位，可称是一位知识型的公安领导干部。易庆瑶同志在指挥作战上显示武将的精炼，在领导宣传文化业务上崭露儒将的才华，更可贵的是他把文武之道融合一体，运用自如，实收事半功倍之效。以新闻报道为例，易庆瑶同志懂得这是公安与社会沟通的重要纽带，是宣传法制、维护治安的重要窗口，必须加强。他常说：“该让社会知晓的新闻必须公开，适时发布，不该透露的公安机密内容必须‘滴水不漏’。”他任市局新闻发言人，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后，上海公安新闻有了长足进步，新闻数量不断增多。到了90年代，年发新闻2万多篇、件，其中在中央级新闻媒介上刊播数量逐年增加。对社会有影响的重大案件、事件的侦破、处置，他都组织新闻及时刊播。如“3·9国际贩毒案”、“3·24火车相撞事故”、“5·9巴拿马轮外籍船员枪击纵火事件”、“7·29日本旅游者小林康二被杀案”等新闻的迅速发布，社会反响甚好。现在公安新闻已经成为上海新闻媒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易庆瑶同志善于运用文武两手。他提出“文要融入武（即业务），武要依托文（即宣传文化）；武靠文扩大战果，文靠武延伸作用”、“宣传文化要出警力，是战斗力”等理念，并要求公安新闻直接参与侦查活动，发挥能动作用，经实践频频奏效。很成功的事例是：在1994年的“严打”中，上海公安机关决定并经上级批准，由庆瑶同志具体领导和协调，运用发行160多万份的《新民晚报》刊登通缉136个重要逃犯的姓名、照片。刊出半个月，就有33个逃犯自首归案，11个逃犯经群众检举被公安机关捕获。这在当时是一次尝试，也可说是一个创举。再以影视宣传为例，这是覆盖面广、渗透力强、影响力大的现代传播媒介。当上海公安宣传职能部门为扩大公安影视宣传的影响提出要创办公安电视专栏的意见后，易庆瑶同志十分支持，很快将这项工作创意在局党委内形成共识。1993年1月上海东方电视台开播，经协商同意设立公安专栏，庆瑶同志与时任市局局长的朱达人同志亲自将开设在东方电视台的这档公安电视专栏取名《东方110》。“东方”既是台名，又代表中国、代表上海，寓意健康向上。“110”是报警电话号码，又代表公安。这个电视专栏取这个响亮的名字，真是既妥帖，又琅琅上口，既体现作为上海公安高层领导的重视，又预示着这个专栏的强大生命力。专栏由公安机关独立完成摄制节目，在每周二、周四晚上“黄金时段”分两档节目播出，每档20分钟；另再重播一次。开播之日市局主要领导作了电视讲话。易庆瑶同志在建栏初期，参与策划、选题，直至审片。对重要题材和重大案件等节目都直接指点和过问。如一度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敲头案”发生后，易庆瑶同志指示摄像干部及早介入侦查，随刑警作战。在破案后，他要求当日就在专栏播出专题。这种文武结合、雷厉风行的作风，取得了极好效果。《东方110》自当年1月18日首播，连续至今已逾千期。因其题材独特，真实生动，现场感强，又具法制性和权威性， 其收视率始终处于电视台各栏目的前列，成为东方电视台的支柱栏目。此外，经同电视台相商，在沪多次举办全国公安电视专题片展播，既为电视台提供了一大批优秀公安专题片，又宣传了全国公安机关的工作业绩。目前，公安影视在上海电视媒介中已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上海公安宣传文化同社会各方合作互动，并取得“双赢”结果的同时，易庆瑶同志还十分重视自身的报刊、图书等方面的建设。他任职期间，上海公安拥有6份对社会发行的报刊，除《剑与盾》和《人民警察》外，还有《上海消防》、《上海交通安全报》、《上海治保报》等；在内部出版的也有6种，即《上海公安报》、《上海公安研究》、《上海公安科技》和《公安教育》等。这是上海公安报刊史上最兴旺的时期之一。公安图书更是琳琅满目，十分繁荣。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公安图书增幅大、数量多、品种全。既有政治文集、文学丛书、侦探小说，又有消防、交通等专业知识读物、法制和科普读本，以及个人创作专著，涵盖公安各警种。其中社会影响较大的图书有《上海公安年鉴》、《上海公安画册》、《人民警察》文学丛书、《江南名探端木宏峪》、《上海消防要览》和“驾驶艺术丛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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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庆瑶同志是公安宣传文化工作成功的实践者。在宣传文化工作中，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易庆瑶同志一以贯之；执行“围绕中心，贴近生活，讴歌英模，服务公安”的方针，易庆瑶同志坚定不移。他是开拓改革者，又是讲原则、守纪律者。在新闻报道上，他以是否有利于社会治安、是否有利于公安工作开展为标准，既反对缩手缩脚的自闭保守的错误做法，又防止内外不分、不顾效果等无组织放任现象的发生。在影视宣传上，他以“准确、通俗、生动、健康”为原则，反对渲染暴力、猎奇、媚俗等有害偏向。在文艺创作上，他力主主旋律原则，坚持“雅俗共赏，俗中求雅”的方针，既反对脱离公安中心的文艺创作，又抵制追求低级趣味、色情等思潮的影响。他对《剑与盾》提出组稿原则是：内容真实而不荒诞，情节曲折而不离奇，故事惊险而不恐怖，格调清新而不低下。凡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来稿都不用。他对重大事件或敏感题材的创作报道，都做到送审报告。他常对宣传干部说的一句话是：“先做公安人，再做新闻人、文化人。”他十分重视优秀作品的创作，要求做到精美、精致、精深。创作《刑警803》广播剧就是个范例。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提出要组织剧作家用文艺形式讴歌刑警业绩时，他积极支持。一方面他指示公安宣传干部参与组织和创作工作，另一方面他安排剧作家来局体验生活，让刑侦总队提供侦破经典案件的资料，指名资深探长介绍经验教训。通过这样“零距离”的接触，激发了剧作家的灵感和才思。经数月的努力，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作品纷纷推出。这部被誉为中国广播剧史上的“巨大工程”播出后，出现了空前的收播热潮。其收听率之高、持续期之长、被各地转播数之大，都是创历史纪录的。连文学巨匠巴金也守在收音机旁聆听，连连赞好！从此，“803”就成了上海刑警的代号。还有公安同广播电台名牌文艺栏目“滑稽王小毛”合编的系列法制节目；同著名电影人孙道临合摄的电视连续剧《大都会擒魔》； 同上海电影制片厂合拍的电视剧《AK行动》；同《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撰的纪实报道《光新路火车被焚事件》等等，都被新闻界、文艺界誉为精品佳作。由于坚持正面宣传，注重质量，上海公安宣传作品获奖累累。仅从获得全国性的奖誉来看，《刑警803》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在1995年以来的6届全国公安系统“金盾文化工程奖”评比中，上海始终保持获奖总数名列前茅。

易庆瑶同志还把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延伸到理论研究、史志编纂和警察学会等领域。在这一领域，他是个学者型的领导，他重视学术研究。他善于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又用理论去指导实践。这些年来，在他的推动或倡议下，上海公安机关先后成立了上海警察学会和刑事侦察学学会，出版了多本公安理论研究刊物。在《上海公安研究》创刊期上他撰写了《加强理论研究，为公安决策服务》的论文。他又先后担任市“九五”和市“十五”重点科研课题的课题组长，审定上报了《中国加入WTO后的犯罪变化和对策研究》等论文，受到好评。他还重视同国外警界开展理论研究的交流，并在沪多次召开有关现代犯罪对策的研讨活动。他担任上海警察学会会长期间，连续召开公安理论研讨会，大大推动了上海公安理论研究工作。按我国“盛年修志”的传统，上海公安也成立了史志办公室，市局党委指定易庆瑶同志负责编纂《上海公安志》。在负责这项工作中，他不只是作宏观上指导，而且从召集撰稿人开会到统稿，从篇章结构的设计到总述的撰写都参与讨论、研究和执笔。他说：“这个史志是对以往的上海公安工作的一个客观反映，不仅是给现在的人看，也是给后来者看，以史存照，以史为鉴，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为搜集史实素材，弥补档案资料的缺乏，他决定花高价购进一套稀有的史料，即从晚清创刊至1949年停刊的《申报》影印本。这部影印本不仅对编纂公安史志十分有益，而且对了解上海历史有着借鉴作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公安志》的总述是全志的概括和精髓，数易其稿，总不达意，易庆瑶同志决定亲自撰写。他暂放繁杂的其他业务，在万籁俱寂的深夜，秉笔直书至东方既白。经数夜苦战，他写出了一个周全并有文采的总述。在专稿付梓前，他安排好手中的其他工作，率总纂班子成员远离办公室，“躲藏起来”，闭门悉心统稿，直至完成。他领导总纂班子前后奋战十年，终于编成了这部跨度140余年、计110万字的大型志书。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陈云同志为《上海公安志》题写志书名。该志出版后，被市里评为“很有特色的专业类志书”，还获得全国公安系统“金盾文化工程”图书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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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庆瑶同志在领导上海公安宣传文化工作中十分关心公安宣传文化队伍的建设。易庆瑶同志深知宣传文化工作要不断发展和迅速提高，离不开有一支专业的队伍。因此，他十分重视公安宣传文化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他提出公安宣传文化工作的队伍应该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他多次强调要培育出公安自己的新闻记者、摄影师、文学家、艺术家等专业人才。这十余年来，易庆瑶同志在宣传文化队伍建设上采取过不少措施，主要有：邀请或聘请社会学者、教授、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来局担任顾问或咨询，既为公安宣传文化活动“出谋献策”、“搭脉开药”，又为公安宣传文化干部开讲座；举办各种宣传文化评选、征文、笔会等活动，请专家、行家“评头品足”，指点优劣，帮助选拔作品和人才；选送有宣传文化工作潜力或天赋的“苗子”到新闻、文艺、出版等单位实习培训；通过学会的学术活动，培育既有业务专长，又有宣传文化才干的复合型人才；对公安宣传文化“缺门”的人才，设法引进等等。他特别关心青年宣传文化干部的成长，鼓励他们成才。对青年干部的文章、作品尽量腾出阵地予以刊播，并帮助他们出版个人专集，亲自为专集作序。这些年来，上海公安宣传文化队伍不断壮大，新闻、影视队伍已具一定实力，报刊队伍中拥有不少中国作协和市作协会员，摄影、文艺队伍中精英纷出，有的被誉为“世纪之星”，在国内外颇有知名度。这些人才的成长离不开公安工作的锻炼。易庆瑶同志在这方面也是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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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是的，易庆瑶同志已走了，去远行了。我们不胜痛惜，我们深深思念。年年清明，今又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这雨，就是我们怀念易庆瑶同志的热泪。愿以此文来遥祭他的英灵，愿他的开拓、创新、敬业的精神永驻警魂。

伤逝，但不言悲。

注：在策划追思易庆瑶同志悼念文章工作中，我们得到上海公安机关老领导毛瑞康、张声华、张竹、沈伟基、袁友根、沈子明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题照：易庆瑶同志在本刊创刊100期纪念会上讲话

发稿编辑/冯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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