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盾”的忧郁与企盼

老城根派出所第四民警小组的动人故事和平安路派出所女所长细腻内心的描述，是那样诱迫吸摄着我，以至我一气读罢后，仍然沉浸在一种沉重思索中：橄榄色的金盾世界不管怎样熠熠耀眼，威武神圣，但其却是由普普通通的人组成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头顶一颗国徽，机智、勇敢、果决，顽强……然而面对人生现状，人们又烦恼、焦灼、痛苦、困惑，甚而有着人所不知的彷徨和愤懑。在改革大潮中，在社会历史演进的痛苦蜕变中，这个世界里的人人们们也在接受激动身心的变革和刺透灵魂的洗礼。作家敏锐而深邃地窥察到这一点，在乐观而夹带忧郁的倾诉后，再奏一曲悲怆郁烈的乐章，正是传达出这个世界是忧郁的浓重和企盼的强烈吗？我读张策、张卫华的中篇小说《第四民警小组》和《女民警的坎坷经历》便有如此强烈的感悟。

在这两篇小说中，作家寻找了最普通、最实在、最能与人相通的基点：把笔触到了公安法制领域最小的组合单位——派出所。所不同的是，作家把笔从前一篇对一个小集体的外在生活描绘转移到后一篇对一位女所长内在心灵的剖析。显示出作家从概括生活原态到洞悉人物情感，从外在行为铺叙到内在灵魂横切的逐层深化，显示出作家越发自觉地把握了“只有具体特殊的才能反映一般全面的艺术表现规律”。“只有多元化地展示人物内心才能更好地塑造大写的人的创作思想”，正是从人的基点上落笔，以公安干警还原为人作结，这两篇作品才显得一篇比一篇更真切，更动人。

两篇小说中，作家注入了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对金盾世界里身着橄榄服的人的情绪、困扰、追求、实现的一种忧郁，前者是一种隐隐的几乎捕捉不到的忧郁，后者发展成一种浓重的忧郁，以至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情绪基调，和女主人公的悲欢，磨难，命运，遭遇交织在一起，这种忧郁是对我们特定生活环境的忧郁，是对我们领域里人的素质的忧郁，是对我们公安领域落后于其它领域而又不觉悟，不清醒的忧郁，是社会历史嬗变时期夹着隐隐痛苦和殷切期待的忧郁，正是这种忧郁的痛苦便决定了企盼的殷切。

《第四民警小组》开篇便勾勒了一个愤愤不平的场面：“春节到了，他们又被打发来刷墙了”。老城根派出所的几个民警，不知从何时起，被人为地蒙上了一层“污垢”，成为袁所长眼里落后的极不光彩的形象，这几个人组成的“第四民警小组”也成了“挡道破车，落后分子，绊脚石的同义词”。

杨再生、陈小华、方大斌，肖月梅四人是作者极力讴歌的对象，他们都是富有个性的“自我”，都有着普通人的困惑、痛苦、忧郁、理想，更有着做公安人员的使命感和随时献出生命的准备。粗犷直率的杨再生最讨厌虚伪和形式主义，他多次和摆老资格、偏袒武断的袁所长愤愤争辩；年青潇洒的陈小华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尺度，但他却不少人民警察必备的热血气概和助人精神；忠厚笃实而和善的组长方大斌，更是一个公而忘私，一切为人民的真正公安战士，他谒诚团结全组，在关键之时冲上去，显出了他真正“金盾”的品格；漂亮清丽但又凄楚冰冷的女民警肖月梅，尽管经历了时而光耀时而昏暗的生活超速旋转与低速磨难，但在“金盾”的考验中，她翻开了自己生活全新的一页。然而这些具有优秀素质的“民警”，却被人为地贬成“落后分子”，袁所长把他们组成“第四民警小组”，不但在政治上冷遇他们，而且在工作上也不信任他们，甚而成了“抹布”，可以随意打发，随便乱扔。小说描述了小组成员怎样通过自身行为，几经反复，终于获得了别人的理解和好评的过程，然而，获得这种理解是何等不易，尤其是获得派出所的最高领导——袁所长的理解更为不易，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甚至随时都要献出生命——在除夕之晚去寻捕一个带枪的人犯，而官僚主义的纪律又使他们“手无寸铁”。难道只有让他们英勇献身或就要献身之时才能获得别人的理解吗？！难道实际生活圈不能让他们稍稍保持一点独特的个性吗？！难道只有让个性完全消融在集体意识中，这才算“人民警察”吗？！作者显然提出了这个值得公安领域思考的问题，并在此寄予了一种隐隐的忧郁。

老城根派出所的袁所长，是作者竭力写透又贯穿全篇的人物形象，作者的忧郁恰恰来自他和他代表的势力。他是公安领域内认真而又专横，忠诚却又糊涂，爱人以至压人，正派近乎顽冥得可气、可笑、可叹、可悲的实实在在的典型。他的所作所为，充满着对人的歧视和不尊重，如果说，公安领域开始只是对犯罪的人歧视不尊重(这种对人的人格歧视不尊重也是错误的)进而便发展到对自己队伍中看着不顺眼的人的歧视不尊重了，袁所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左”的畸形政治文化对公安工作严重侵蚀的结果，进而形成了我们领域内看待人，看待事物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对公安领域的工作路线、工作方法、工作态度的一种严重负累和困扰。

建国以来，我们公安工作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长期接受“专政工具”的教育，因此孵化了大量的固定观念，认为“专政机关”就是整人的，就是使任何人都服服帖帖的，这就是我们“神圣”的职责。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把自己放在和“罪犯”的对立面(这显然是正确的，但在人格上应当依然是平等的)，接着，也把自己放在一般普通人的对立面；进而把自己放在除了公安人员以外一切人的对立面，甚至把自己放在了公安队伍里稍有缺点错误(也可能是误解、虚枉)的自己同志的对立面。完全是用敌对的眼光看待一切人，完全是用审讯的视角看待一切问题，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功能圈，加速旋转，愈演愈烈，这种恶性循环害苦了许多人——同志，朋友，亲人，也大大降低了公安干警在人民中间的威信。例如，在公安治安管理上，有一句顺口溜很能说明问题：“我为治安管人民”要转变成“我为人民管治安”。这真是一个可喜的转变，但前一个“可悲的结论”是如何形成了呢？人民警察的职责从来也不应是“管治人民”，但这种观念却长期得到默许和延用，这难道不能从中看到封闭僵固的公安内在机制的影象吗？老城根派出所的袁所长不是很有些“老城根”的陈腐之气吗？虽然，作者最后安排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给第四民警小组请功，袁所长扪心自问是否“左得要命”，但掩卷沉思，依然从作者那过于乐观的结局中捕捉到一种酸咸的苦涩，隐隐的忧郁。

《第四民警小组》整体看来，显出语言的稚嫩平板，情节提炼也不够精彩，结构显得松散，节奏也较拖沓，有些人为加长的感觉。但细细读来，我们不是品到了“在这老城根派出所的小破庙里”一种要求变革的企盼和渴求吗？！

“公安局最大的改革应是在观念上的改革，我们确实应该扭转许多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是正确的观念了。”在作者又一部中篇《女民警的坎坷经历》中读到小说女主角借用分局谭副局长的这句话时，我的心猛地振动了，这使我想到当前巨澜涌动、方兴未艾地改革开放的“中国潮”。更使我想到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对社会改革的看法。鲁迅看到了社会改革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的变革，二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三是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状态的变革，他认为第三者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小说作者敏锐地捕捉了公安领域要求变革，首先要求人的观念变革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点，走进了孕育着变革的时期一个女派出所长丰富而复杂的心灵世界。

作者运用第一人称，细腻传情地把读者带入了女所长的心灵世界，把那些人所未知的复杂感情层面自然而然展示出来。女派出所长刘洁，一个勤勤恳恳，工作出色，能力很强，威信很高的优秀干警，又富有女性善良，温柔，成熟，娴静的美。然而，她的心灵却经历了坎坷磨难，她曾有过少女失恋后的惆怅隐忧，也有着组成家庭后的烦恼和负累，更有着派出所工作中的困惑和焦虑，但她最大的痛苦，却是来自整个社会环境包括家庭对她的不理解，一种社会上，尤其是公安领域内无形的精神重压，她被一种有形无形的势力紧紧地困锁着。她不能抗争，因为她并没有明显的敌对面，她又不能忍耐，因为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恶气，她只好寻求解脱，但又有解脱不了的痛苦，她深深地把自己融铸在公安这一神圣事业中，然而这个神圣的事业却不断造就着她的坎坷痛苦，把她放在苦难的炼狱里服役。

“按照我的生活逻辑，我的必然道路应该永远是一名普通民警”。女所长的内心坦白，展示了她真实的人生态度。她并不想官高一等，也并不想在老所长调离后的“群龙无首”中乘虚而入，只是在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她登上了“所长”的宝座。从此，她象是被抛进了苦难的海，实实在在地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心灵磨难。“我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个派出所长，有多少女人能象一个女派出所长经历那么多的波折和艰辛呢？”读到这一段发自肺腑的语句，笔者再感叹地加上一句：又有多少派出所长(男)能象她——一个女派出所长经历那么多的酸涩和尴尬呢？

刘洁的内心，是一个表面平静沉默而内在激动喧腾的海。她的整体是一个丰富而有深度的两重性格组合。在追捕穷凶极恶的逃犯方延庆时，显出她的机敏果敢，指挥若定；在冰冻三尺的水窖打捞罪犯凶器时，显出她的负重忍辱，身先士卒；在自己的同志张亚男犯了错误时，她是如此的宽容理解，并承揽过错；就是对待那个阴险狡黠算计别人的于科长，她也总是那么从容大度，严于律己；只是在自己憨厚笃实而又倔强的丈夫杨平面前，她才显出女人的柔弱和温情，她是一个很全面的女性：温婉而又坚贞，娴静而又沉稳，平和而又干练，宽忍而又果决。这些丰富的性格都深藏在她那一副女人的身心中。

然而，作家在塑造人物时的艺术发现，就是要烛照和剖析出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个人力量对外部力量的抗争，和个人自身两种不同力量的搏斗和互相转化。有了这种发现，才能写出人物性格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才能写出富有立体深度的人物形象。

因此，作者构置了一系列重要情节，刻画了人物深层世界的矛盾交织。

丈夫的父亲是个退休技术工人，在乡镇企业经营中帮助解决了关键问题，得到了一笔报酬，然而却被怀疑为经济罪犯，(这里有别人对她的妒嫉和陷害，也有公安工作一贯向左看的痼疾表现)这时，一向沉静平和的女所长被推入一个感情的漩涡，对于公公，她是了解的，她不相信他会做对不起国家的事，然而她还是要做严苛的提醒；对于审查机关，她是疑惑的，但她不敢也不能站出来提出质疑，她采取了回避也只能回避，但回避又使她扮演了非常尴尬非常痛苦的角色。“我被一股潮流推向前，每走一步都增加一分痛苦，可我退不下来，即使我知道等我的是什么，我也只好去迎接它的来临”。在这个亲情与国法，良心与道德，一己与家人的矛盾搏斗中，她不知道自己做得究竟对还是不对，在一种自我辩白和自我忏悔中，深化了她的两极性格；坚强而又软弱，沉静而又凄惶，严己却又藏私，纯洁然也落俗，正象鲁迅赞扬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洁白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鲁迅全集》第6卷411页)一样，作者在这一情节中，不但剥去了她表面的纯洁，逼出了她内心深处不那么纯正的一点，而且在那鄙俗底下拷出了她真正的纯正。增强她内心的透明度，也增强了读者的透视感。

在对待家庭破裂问题上，我们又一次领略了这位女所长深邃的内心世界。这位干练果决一心扑于工作的女所长，从心眼里爱丈夫，爱儿子，也是孝敬公婆的贤慧媳妇，然而当她秉公办事，并囿于公安工作的“明文规定”而对公公立案之事回避时，全家人都把她看成了“祸害”，在她最需要理解支持时，她“最亲爱的人，在她心上捅了致命的一刀”。离婚的提出，使这位貌似女强人、的派出所长“完全惊慌失措了，所有的坚强勇气、思维全打乱了，全消失了”。感情的风暴不断冲击着她，使得她久以负累的心灵之墙就要坍塌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女人，一个真实的女派出所长的灵魂袒露。

她是一个自强、自尊、自立、自爱的人，那么，是不是有点自私呢？是不是在诸多问题处理上表现出一己的偏狭和少许的卑微呢？这位女所长对自己有着深刻的反省：“我突然为我自己而感到可耻，我认识到我自己也是一个被正确和谬误所共同塑造的悲剧人物，我很大程度上被人所左右着，我不知道我的个性在哪里？我好可怜。”尽管这里带着凄惶和愤懑，但这是怎样的灵魂反省啊？！只有在这种自我否定中，她的做为一个真正的人，真正公安干警的本质才进一步复苏，她的灵魂度过了一大段坎坷磨难，实现了一次自我凯旋。她终于平静而又平静地对待了这一切，这种平静预示着她心灵的升华，预示着灵魂冶炼后的一种解脱、一种超越。

悲剧，小说的结局无疑是悲剧，这位企盼改革试图改革并为公安事业牺牲了自己感情的女所长，又被无辜地撤了职，她虽然没有实现自己改革的计划，虽然经历了非凡的坎坷磨难，但她实现了做人的真正价值，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她献出了应献出的一切！

小说的丰富内涵发人诸多深省。文中不止一次强调，“人都有自己的尊严，都希望别人尊重，人都有自己的感情，都希望别人爱抚，假如我们少一点严厉，而多一点爱……”这是这篇作品的精魂所在。可以说，小说于一种浓郁的忧郁中埋下了企盼的种子。它企盼着公安改革，企盼着从根本上改变“人整人”的思想观念，企盼着橄榄林中有一颗人民真正拥立的“金盾”。

当然，它呼唤理解，呼唤尊严，呼唤爱，更包含着人们对公安干警的理解和爱，他(她)们为别人献出了一切，人们：能不能给予超码的理解和信赖呢？

《女民警的坎坷经历》把公安干警还原为人，真实揭示了女所长的深层灵魂世界，表现出一部作品真正成功的思想锐气和艺术笔力，公安法制文学作家里，表现人性的深度达到如此程度，着实让人高兴。它预示着公安法制文学正在走向更高的美学层次，正向更深广更灿烂的艺术境界挺进。

从《第四民警小组》到《女民警的坎坷经历》，作者由表现一个集体的外在行为转向描摹一个女民警的真实内心，这也是作者文学思想的一次深层转变，这种转变自然带来审美视角，表现技巧、文学风格的更易和成熟。如果说，《第四民警小组》还只是在表现人的外在行为上晕染一层淡淡的忧郁和对公安领域僵固作法委婉批评的话，那么，《女民警的坎坷经历》则把这种忧郁浓重深幽地烘染出来，进而托出一个明晰的主旨，对公安领域传统观念的严肃否定和对公安改革的强烈企盼。

我不愿用公安改革的文学报春鸟这样浅俗的比喻来评价两位青年作家，但我想：张策、张卫华可以自信地确认：他们的作品预示了公安改革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责任编辑：魏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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