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测度与提升策略

评价方面做出诸多有益探索，目前仍没有一个权威、全面、准确反映特定区域环境质量的指标或指标体系。动态测度与静态测度方法是评估环境质量的两个重要维度。动态测度主要采用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能源使用量、污染物处理量等统计数据（刘伯龙和袁晓玲，2015），这类数据易于获取，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环境质量评价和理论研究。但动态测度方法假定特定时间区间内，区域自身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即可反映该区域环境要素的质量状态，忽略了环境质量的时间累积性和空间交互性，仅是对特定时点环境质量的近似。静态测度方法则主要使用城市空气质量、流域断面水质级别等监测数据（杨冕和王银，2017；王振波等，2015；齐园和张永安，2015；杨昆等，2006）或湿地面积、降雨量、植被覆盖率等遥感数据（胡文敏等，2014），这类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但却能更真实地反映特定时点区域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治理策略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指标分解和计量模型。指标分解方法适用于多指标测度体系。部分学者按子指标自然属性，分别从空气、水资源、土壤、其他自然资源

等角度对指标体系进行分解，进而提出分类治理策略。另一部分学者基于子指标功能属性，从污染排放、环境自净能力、环境保护投资等角度对指标体系进行结构化分析（袁晓玲等，2013；Fare R et al.， 2010；杨万平和袁晓玲，2008），进而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计量模型则多见于单指标测度方法。国内学者就经济增长（吴传清和陈文艳，2016；刘荣茂等，2006）、技术进步强度和方向（董直庆等，2014）、环境治理投资（董竹和张云，2011）、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祁毓等，2014；俞雅乖，2013）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和强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不足的是，这类方法使用单指标测度区域环境整体质量而未证明其合理性。近年来，诸多学者逐渐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能源消费、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明显增强（胡宗义等，2017；郝宇等，2014；王文普，2013；吴玉鸣和田斌，2012；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

国内环境质量测度的研究尺度以全国、东中西地区和省域为主，对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杨冕和王银，2017；吴传清和陈文艳，2016）。同时，多数研究主要基于省级数据。实际上，考虑到环境质量要素的空间交互性，环境质量测度的空间尺度越小，实证结果越能解释现实现象。

梳理环境质量测度和治理策略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1）基于监测数据等静态指标的环境质量测度日益增多；（2）治理策略研究由指标分解向计量模型转变；（3）对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测度较少，且空间尺度较大。本文采用环境质量监测数据测度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质量，并基于SAR模型研究不同因素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以此提出环境污染的治理策略。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相关理论假设，第三部分测度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演变趋势，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治理策略。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传统研究多使用污染物净排放量测度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并以此提出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尤其是水污染治理策略。该方法的隐含假定为污染物净排放量可有效反映相应区域环境整体质量，忽略了环境要素的时间累积性和空间交互性，是对现实情况的过度简化。相比于污染物排放量等数据，环境监测数据更能反映区域实时环境质量状况，更具有研究价值。但常用监测数据中，水质监测数据以各流域断面监测数据为主，难以与行政区划相对应，而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可具体到各个城市，与本文研究目的和方法相匹配。本文空气质量指数AQI较之污染物排放量、环境自净能力、环保投资和污染物处理量等指标更能客观、合理测度长江经济带空气环境质量。同时，在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这一空间尺度上，研究对象经济结构、生态结构较为完整，各环境质量要素相关性较强且相关系数稳定在一定区间，空气质量指数AQI即可较好反映区域环境整体质量。因此，提出假设1：空气质量指数AQI可合理测度长江经济带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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