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白丁到财政泰斗

计划处长，开始从事上海的城市经济工作。至此，从踏上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之日起，许毅已经走过了20年的风雨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许毅并没有居功自傲、坐享其成。为了使百废待兴的社会经济早日正常运转，他积极投身于财经工作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中，在虚心请教与刻苦钻研中，许毅从进城干部成长为“红色专家”。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许毅坚持将比例、平衡关系作为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并将其作为建立财政经济学体系的核心内容。1958年“大跃进”时期，许毅依旧坚持真理、不畏强权，在国民经济出现诸多方面的“经济危机”特征时，他在工作报告中直言不讳：“热情是可贵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1959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鉴于紧张的政治气氛，李先念没有提交许毅的工作报告，许毅也因之免去了一场政治上的无妄之灾。

1963年，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任行长五年的许毅，主动请调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弃官从文的举动令许毅身边的许多人不解，许毅说：“我从小爱读书，对做学问的兴趣一直比做官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次重大失误，我都亲身经历过。我痛感应该找一找经济建设的‘理’，可是在官场上，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去找这个‘理’。而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再到三年经济调整时期，理论界对经济规律的痛苦认识过程，使我深深感到‘知理’之难，知与行的统一之不易。”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文革中八年的劳动改造也没能使许毅一蹶不振，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索财经规律，终于成为财经战线上常青树式的调研专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号召众人从被狭隘化的“国家分配论”以及西方社会“公共产品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倡议建立“广义财政学”，强调市场运作与国家宏观调控的辩证关系，超前研究“三农”问题，为全新的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研究迫在眼前的经济问题之外，许毅还将目光聚焦于历史问题。1976年，他开始编纂《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此后的20年间，他先后组织力量完成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编辑出版工作，各地先后出版的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达37种，共4200万字；根据地财经史18种，共560万字。除此之外，许毅还对中国近代的外债史进行研究，前后耗时近16年，资料整理共计1000万余字。其中，由他领衔主编的《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三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2卷）、《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两册）是迄今中国出版的最为齐全的外债研究资料。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由其主编的《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三册），在为香港回归举行的中英谈判中，准备了详尽的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第一批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获得者，在学术成就蜚声海内外的同时，许毅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与坦荡无私的高尚人格也得到了各界的景仰。物换星移，冬去春来，许毅已经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在种种赞誉面前，他并未停下工作的脚步，这位耕耘一生的耆宿甚至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还不忘与博士生思索、探究财经理论。2010年11月17日，许毅在93周岁的第二天匆匆离开人世，他把思索中的课题留下了，但他没有遗憾。他已为祖国培养了一批财经理论研究的栋梁之材。告别仪式上，曾受过许毅指导的财科所所长贾康撰写了这样的挽联：“学徒出身，学术立身，筚路蓝缕，终成泰斗培桃李；弃官从研，弃陋兴研，砺志丹心，仍留宏愿耀沧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代英杰，风范长存！

（编辑：毕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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