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研究
摘要:全球公共物品理论为全球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然而,中国的学术界对于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理解,还存在莫衷一是的现象,并倾向于把全球公共物品理论与国际公共物品理论混为一谈。这不仅制约了全球公共物品理论运用的效果,也影响了该理论的发展。为此,本文通过对全球公共物品理论和国际公共物品理论的辨析,提出了应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和认识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观点,进而对全球公共物品理论对传统公共物品理论的拓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旨在为全球化问题的解决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全球公共物品;国际公共物品;三个维度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60400153)、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复旦大学985项目。
作者简介:吕守军(1971- ),男,河南焦作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经济系统分析、公共经济学、世界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6-0050-04
收稿日期:2008-09-2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各个国家对于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公共物品的需求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这类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共物品表现出“全球化”的特征,导致其外部性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复杂化。而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提出,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学术界对于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理解,还存在着莫衷一是的看法,并倾向于把全球公共物品与国际公共物品的理论混为一谈。这不仅制约了全球公共物品理论运用的效果,也严重地影响了该理论本身的发展。为此,作者通过对全球公共物品和国际公共物品理论的辨析,提出了应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和认识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观点,进而对全球公共物品理论是如何对传统公共物品理论进行拓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全球化问题的解决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并尝试运用该理论解决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其中,国外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考尔、格伦伯格、斯特恩、斯蒂格利茨等。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张宇燕和李增刚等。
国外学者对于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突出体现在考尔等人所主编的两本著作中。第一本著作是1999年由考尔主编的《全球公共物品:2l世纪的合作》。在这本著作中,考尔等人对全球公共物品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定义:全球公共物品是收益延伸至所有国家、群体及世代的产品(Kaul et al,1999)。第二本著作是2003年由考尔主编的《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管理》。这本著作对全球公共物品概念的发展和意义、全球公共物品与公共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公共物品的生产等等内容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论述。其中,考尔等人认识到,由于1999年提出的概念过于严格,能够满足其公共性及全球性的产品几乎不存在,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个相对宽松但更具使用价值的定义,指出当一种产品能给一组以上的国家带来收益,并对任何人口群体或世代都不偏不倚,那该产品就符合全球公共物品的条件。”(英吉·考尔等,2006)。在国内,张宇燕和李增刚(2006)对全球公共物品的含义、分类和供给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归纳。
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公共物品理论的理解仍然是莫衷一是。仍然存在着把全球公共物品理论和国际公共物品理论混为一谈的倾向。这严重地影响了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运用效果,同时也不利于该理论本身的发展。为此,对于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正确理解就变得尤为重要。
三、全球公共物品理论不等同于国际公共物品理论
国际公共物品是指国际体系中的秩序、合作、安全、汇率稳定等诸如此类的东西(Kindleberger,1986)。全球公共物品是指一种公共物品,其收益普遍惠及各个国家(包括一个以上的国家群体)、群体(涉及多个人口群体,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将涉及所有人口群体)以及不同世代的人们(涉及当今的人口以及未来的子孙后代,或至少是在满足当今世界各个世代的人的需求的同时,不剥夺子孙后代在发展上多拥有的各种选择(英吉·考尔等,2006)。虽然国际公共物品和全球公共物品这两个理论都是以跨越国界的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的,但是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前者产生于经济国际化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后者产生于经济全球化时期的20世纪90年代。经济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超越了国界,与其他国家经济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并且不断扩大和深入发展的过程。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50年代取得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国际化到生产国际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国际公共物品的概念被提出。1966年,奥尔森以北约为例对国家间共同维护安全问题的探讨,被看作是国际公共物品研究领域中较早期的探索。1971年,奥尔森最早使用了“国际公共物品”一词,并从国际公共物品角度分析了如何提高国际合作的激励(Olson,1971)。1973年,金德尔伯格对国际公共物品及其分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Kindieberger,1973)。他认为,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下,也存在着国际领域上的公共物品,它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建立在最惠国待遇、非歧视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第二类是稳定的国际货币;第三类是国际安全。接着,1980年,桑德勒在其主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结构》中对国际环境、卫生等“国际公共物品”进行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1997年,桑德勒在《全球挑战》中,对国际环境、恐怖主义、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讨论(Sandier,1997)。
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经济国际化潮流在全球范围内高涨,从而进入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是指各种经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和深入地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世界各国经济相互间高度依赖和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知识信息、自由贸易、金融资本、生产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日益全球化,并由此产生了全球公共物品的理论。1999年,考尔、格伦伯格和斯特恩、斯蒂格利茨等学者在《全球公共物品:21世纪的合作》这本著作中已经不再使用国际公共物品这一术语,而是开始使用全球公共物品一词。在这里,考尔等人主要从全球公共物品受益延伸的角度提出了全球公共物品的概念:全球公共物品是收益延伸至所有国家、群体及世代的产品。
本文作者认为,对于该理论的理解应该从全球公共物品所具有的三个维度的特征出发,如图1所示。第一个维度是从空间维度上来看,全球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突破了国家的界限,
覆盖了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无论这些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统统包括在内;第二个维度是从受益主体来看,它强调所有的人群和集团都可以从中受益;第三个维度是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它强调全球公共物品是跨越世代的产品,不仅能够满足当代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而且可以满足未来数代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这对于资源保护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研究的概念已经不再像国际公共物品那样是一个平面的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概念,其研究的内容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资本、生产的国际化问题,其所构建的三维空间概念下的研究内容要比国际公共物品的研究内容丰富和全面。
第二,由于全球公共物品和国际公共物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从而决定了其研究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限作者管见,国际公共物品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其研究的内容是与当时经济国际化的内容相一致的。例如,经济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和生产的国际化,而国际公共物品研究的主要内容也主要是与贸易、资本、生产国际化相对应的政策、体制和技术标准、投资环境、安全等方面。而且,这一时期的学者普遍使用的是国际公共物品这一术语。而全球公共物品的研究内容侧重于三个层次:(1)全球性天然共有物(如公海、空气等)的研究;(2)全球性人造共有物(如全球网络、国际经济政治制度和规则等);(3)全球性政策结果或条件(如金融稳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这样的研究内容是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相一致的。可以看出,上述研究是与当时所处的经济国际化背景相对应的。
第三,两者的提供主体不同。从字面上看,国际公共物品理论更加突出和强调民族国家(包括霸权国家)的政府在这种跨越国界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因为在经济国际化阶段,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包括霸权国家)的政府。而在经济全球化阶段,民族国家(包括霸权国家)已经不是这种跨越国界的公共物品的惟一主体,其提供主体已经演变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提供主体主要包括民族国家(包括霸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微观提供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第三部门和社区等。
综上所述,全球公共物品与国际公共物品的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概括为表1的内容。可以说,国际公共物品理论向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演变是由经济国际化向经济全球化迈进的历史背景决定的,它符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另外,必须澄清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全球公共物品都是全球化的结果,有些全球公共物品是在全球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例如:空气和公海等全球性的天然共有物就是早于全球化存在的。而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公共物品主要是全球性人造共有物(例如全球网络、全球性的制度、全球性的规则与知识等等)和全球性政策结果或条件(如金融稳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四、全球公共物品理论对于传统公共物品理论的拓展
传统的公共物品理论是萨缪尔森于1954年提出来的,他对公共物品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它的消费”(Samuelson,1954)的精湛论述被看成是公共财政理论发展的主要突破之一。之后,萨缪尔森(1996)对公共物品下了更为精确的定义:“公共物品就是所有成员集体享用的集体消费品,社会全体成员可以同时享用该产品;而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或者说“公共物品是这样一些产品,无论每个人是否愿意购买它们,它们带来的好处不可分割地散布到整个社区里”。这一定义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可以看出,传统的公共物品的概念也是一个平面的静态的概念,而目前的全球公共物品理论则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概念,它在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拓展了传统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内容。
第一,从理论上看,全球公共物品理论拓展了传统公共物品理论研究的内容。传统的公共物品理论多注重一个国家内部公共物品的研究,一般只停留在国家内部的全国公共物品、区域公共物品和地方公共物品这三个层次上的研究。而全球公共物品理论则把公共物品研究的内容拓展到了五个层次。即按照公共物品所覆盖的区域,这五个层次分别是:全球公共物品、国际区域性公共物品、全国公共物品、区域性公共物品和地方性公共物品。其中,前两个层次都是跨越国界的公共物品,后三个层次是国家内部的公共物品。如果五个层次用图2来表示的话,可以看出这五个层次之间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具体来说,全球公共物品是指超出了一国界限,其他国家的公民也可以享受用的产品或服务,如全球公共卫生、全球安全、跨国界制度以及跨国界的基本设施的协调等等。国际区域性公共物品是指区域内的国家或组织共同提供、区域内的国家或组织能够享用的公共物品,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清迈倡议》等等。全国性公共物品是指一国公民都能享用的公共物品,如国防、法律制度等等。区域性公共物品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物品,如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京沪高铁等等。地方性公共物品是指某一地方(如省内、城镇、街道)的居民可以享用的公共物品,如地方性大学和中学、城镇的街灯等等。
第二,从现实意义上来看,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提出,为全球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例如,考尔和门多萨把消费、决策和分配的公共性引入到一个所谓的公共物品公共性的三角结构中,通过这个结构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审视公共物品的公正性问题。如图3中左上角的图所示,垂直的轴线测量消费的公共性,底部的左侧是决策的公共性,右侧则是产品(净)收益分配的公共性(或公平性)。通过把理想的公共性三角结构和现实中的公共性三角结构进行对比,可以考察全球公共物品提供中出现的问题。例如,从图3中可以看到,图中挑选出来的全球公共物品与理想的公共性三角结构有可能存在的各方面的区别。虽然这个公共性三角结构并不是公共物品概念的组成部分,但是有助于研究不同的公共物品是如何沿着这三种特性发展的,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认清那些需要审视当前制度和全球化管理方式的问题。但是,在理想化的公共性三角结构中,如何明确消费公共性、决策公共性和(净)收益分配公共性的指标,如何明确可靠的测量方法,在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中尚没有给予明确地回答。这样,就使这一工具在对全球公共物品的考察中难以操作,从而会影响其考察效果。
五、结束语
从本文对于全球公共物品理论与国际公共物品理论的辨析中可以看到,两者虽然都是以跨越国界的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的,但是,它们所赖以产生的现实背景不同,这就决定了两者的研究侧重点以及提供的主体各不相同。从作者提出的应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全球公共物品的观点出发,也可以看出全球公共物品的理论与传统的、平面的、静态的公共物品和国际公共物品的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同时也印证了作者这样的论点:公共物品和国际公共物品的理论是全球公共物品理论发展的基础,而全球公共物品理论是对公共物品和国际公共物品概念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
(编校:薛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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