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野中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的制度解析

产业集群体系是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内生力量，其主要优势体现于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型信任社会资本和低成本劳动力的融合。然而，这种体现在非正式制度层面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在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冲击环境下可能成为地方产业升级的阻碍因素。本文尝试从在不同社会制度结构中的不同企业网络特性差异入手，探寻企业网络的内在特征差异及其升级的内部动力机制与制度路径，以此为途径探寻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地方产业集群；企业网络；社会资本；升级困境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０．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３－０２１５－０８

刘东（１９５４—），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导；张杰(１９７３—），男，江苏兴化人，经济师，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本文为２００５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Ａ级中标课题“经济转轨中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问题研究”(０５＆ＺＤ０３３)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种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地方产业集群在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经济起飞中发挥支柱作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尤以产业集群模式为主，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地区经济起飞核心力量与生产组织形式。然而，一些学者指出，我国现阶段一些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处于一种低层次的企业网络模式阶段（王缉慈，２００４；陈佳贵等，２００５）。从专业化分工类型来看，以横向分工（同质产品加专业市场）与简单生产链纵向分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形式；从集群网络体系的竞争优势来看，依赖于低成本生产要素、成本降低型的技术选择、演化路径及其所体现的规模经济，而作为集群网络核心竞争优势的技术即时创新能力、新产品升级、市场细分、价值链专业化分工、品牌建构与柔性协作能力等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据此，许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认定我国内生的地方产业集群网络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与生产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状态。那么，为什么我国地方产业集群这种企业网络形式在现阶段会陷入产业结构升级与价值链升级的“锁定”状态？集群网络升级的动力机制何在？现有文献没有给予深入完整的解答。实证经验表明，单纯从技术结构、需求结构、产品生命周期、要素禀赋依赖、贸易政策、政府导向等视角不足以全面理解该现象的内在成因，相反，从集群网络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结构层面及所嵌入的社会信任体系（社会资本）角度入手，可能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该现象的内在机理，找到问题端倪所在。鉴此，本文立意不在于排除技术、要素禀赋、产业周期等因素对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锁定的重要影响，而是力图把观察的视角集中于社会制度层面因素对之的影响，以深化我们对于该问题的理解。

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５７)提出一个开创性观点“经济行动是嵌入在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之中”。在此基础上，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将市场看成是一种由各种具体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是理性个体行动者的“集合体”，其指出，现实市场中各种社会网络结构及其主体间联结方式深刻影响乃至决定市场中各种中间组织的形式。Ｗａ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６)等认识到关系型契约及与之相匹配的关系型和双边治理机制在现实社会中的广泛存在，使我们可以在“市场体制－科层制”传统两分法中加入“混合体制”或“企业网络”，作为经济活动中第三种“中间性组织体制”组织形式。Ｔｓａｉ(２００２，２００４)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总体上对市场新关系的建立有积极影响，尤其在战略关联度较大的单位间影响尤为突出。从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两个维度来看，有形资源的交换对于新关系的建立影响较弱，而以各单位在企业内部历史关系中所形成的“网络中心性”与“受信赖程度”这两项指标来度量的社会资本无形资源对交换中新关系的建立有相当积极影响，而且“战略关联度”强化了这种影响机制。存在于企业内部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与战略关联度共同影响了新关系的建立与网络结构的演进。这就从网络联结的动态演化特性角度揭示了企业资源基础观与非一体化生产网络理论必须与网络形成、运行和演变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结合起来，才能理解企业网络演进的内在特征，进而从社会制度结构层面上提出了研究企业网络动态演进特征的必要性。本文试图构建一个以社会信任体系为基准的分析框架，从社会信任类型所嵌入的社会制度层面来探讨企业网络的社会基础特性，进而揭示集群发展中的“锁定”状态的内在机理，探寻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可行制度路径。

一、技术与制度结构二维视角的企业边界变动趋势

企业边界问题是经济学的永恒话题，且依然是一个远没有全面理解的经济问题。企业边界的变动，表面上来看是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深层次来看是企业对其核心竞争力与生存、发展任务在动态外部环境下的主动重塑过程。企业边界的变动不单单受技术变化深刻影响，而且也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结构。在技术创新与变化路径相对较为缓慢，或者技术创新与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能够通过单个企业内边界的变动来缓解，制度结构中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就成为企业边界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交易费用理论就是沿袭这个思路，着眼于市场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对交易活动的影响，引申出垂直整合、纵向一体化的大型企业组织经济活动比市场组织交易活动更有优势的范式（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８５；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ｔ，１９８６）。即使存在技术变革因素，只要技术创新的路径相对缓慢且带有偶然性，技术变化路径的不确定性能够在足够的时间内被企业内的组织活动所吸收，企业仍然会呈现内部化规模扩张趋势。钱德勒（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１９７７）通过对１９世纪中期以来美、德、英等铁路、蒸汽机、电报与电缆通讯等几项主要技术创新在生产活动中的广泛普遍应用与企业组织演变过程的实证考察，得出了“当行政权威比市场机制的协调产生更高的生产力时，现代多部门、多产业工商企业取代了小规模的传统企业”结论。该结论准确印证了１９世纪以来技术变化与企业组织内部一体化的紧密联系，从而使得企业边界的内部规模化作为一种范式而被广为接受。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技术创新与变化路径发生重大变化。创新速度加快，且不确定性显著增大，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大规模、低成本的信息交换成为可能。快速的技术进步与变化既增大了企业内部化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导致了社会制度结构中交易费用的降低，使得企业内部纵向一体化的优势在技术快速变化影响下转化为企业竞争的劣势。在社会制度结构容纳且有利于企业边界灵活柔性变动条件下，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呈降低趋势，技术的快速变化得以促使企业以外包、虚拟组织、战略联盟等非一体化形式来应对技术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制度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关系如图１。在技术变化缓慢、不确定程度低的情形下，制度不确定性相对较高，对企业边界变动趋势的影响起主要作用，企业主要采用纵向一体化形式来缓解制度不确定性的影响，此时表现为“钱德勒式”的企业内部规模化；当在技术快速变动条件下，技术不确定性对企业边界的影响重要起来，而且技术发展降低了社会制度中的不确定因素，制度不确定性对企业边界变动的影响力降低，此时，企业采用纵向非一体化和模块化网络方式来应对技术不确定性的冲击。

然而，在一些转轨经济体中，既面临构建以制度型信任为内核的社会制度结构转型进程，同时又面临技术快速变化对企业边界与产业结构冲击的双重压力，此时企业的组织形式落在图１的右上区间。一方面，技术快速变动所产生的高度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实行非一体化的柔性网络组织模式；另一方面，由于以制度型信任为内涵的社会制度处于建构中，全社会普遍的制度不确定性很高，但是，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关系型信任（社会资本）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缓解制度的高度不确定性，进而在特定地域能够催生出“产业集群”“块状经济”式的企业体系。但是，事物总具有两面性，这种依附于特定关系网络的企业组织形式可能会由于社会原住“内在制度”“内在秩序”的“锁定”，成为新环境中技术变动对企业边界柔性变化与产业升级路径内在要求的重要阻碍因素。

二、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困境中的社会制度障碍因素剖析

我们认识到，社会制度结构（包含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可能影响企业网络的形成与演进路径，这集中体现在网络集群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能力与速度方面。按照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０)等的认识：技术变迁路径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结构的差异会影响技术的选择与创新路径。如果一经济体中存在关系型信任偏好或称之为社会资本锁定等路径依赖现象，则会形成阻碍企业网络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演化的制度性障碍因素。本文认为，这正是我国浙江地区某些“块状经济”产业集群及第三意大利在现发展阶段升级困境中一个重要因素。

１．产业结构低级化锁定与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

由于初始要素资源禀赋的差异与技术、管理、企业制度的积累性差异，我国内生型企业网络形成了与发达国家所不同的以传统性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集群。这种选择一方面是产业或产品生产链可拆分、可简化性特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资本融资渠道约束限制的结果，而这两方面都深受社会体系中信任与信用体系所决定的交易效率范围与深度的影响。从数量上来看，我国许多产品的生产量已居全球前列，但这些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还处于单纯加工制造环节。从横向分工角度来看，集群内企业的产品差别化程度不够，同质产品“扎堆”现象严重，直接导致拼成本拼价格的恶性竞争循环困境；从纵向分工角度来看，仅集中于专业市场销售环节与少量供应分工体系，既缺乏上游研发设计环节，又缺少在下游市场营销、售后服务、品牌构建与经营环节的延伸。所以不难发现，我国的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并且存在着被“锁定”于这一低端长期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由于集群生产链分工的简单化、核心竞争力的相似化与进入门槛的“过低化”，造成了大量生产同质产品的企业陷入低成本低价格的恶性循环竞争状态；另一方面，在面临国内与全球市场的消费偏好出现层次化、多样化、个性化特征时，缺乏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与跃迁的制度性动力机制。一方面，因为缺乏具有自我创新能力的规模型领导中心企业，产业集群难以向具有自我创新开发能力的外包与下包制柔性生产系统网络跃升；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型信任与社会信用体系的缺位所形成的“制度锁定”，在向虚拟组织、战略联盟这些高弹性、高柔性企业网络跃迁进程中，以核心竞争力的网络化、模块化为主要形式的价值链即时整合能力因缺乏制度层面的内在支持而无法有效开展。在内，不具备自我创新更新能力；在外，不能通过整合联合方式吸收具有创新能力的模块，从而使集群锁定在低级化的产业结构与低端化的价值链上，无法获得更高层次的以技术创新和知识信息获取能力为内核的动态柔性竞争优势。

２．关系型信任锁定成因。

现实的市场不仅是价格契约“集合体”，也是由各种具体社会关系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结构”。在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经济主体行动与联系的基本逻辑和与原则是不同的，具有共同价值观与信念的“群落”组织所具有的内在资源特性能力与吸收外部资源的能力是有明显差异的。这两种能力上的差异实质上决定了企业系统形式的“特定性”。“软”“硬”资源的可获得性与互补性和企业系统间的相互匹配性，实际上意味着资源载体间关系与资源间的关系的密不可分。“存在于关系网络之中”的组织资源是“系统层面”的资源，是最具“不完全可转移”特性的资源，也是企业系统持久经济租金与核心竞争优势的来源（Ｃｏｌｂｅｒｔ，２００４）。我国浙江地区“块状经济”产业集群发展初期的现实背景是，以法制机制为内涵的“正式规则”制度供给不足，也不存在完善市场交易规则、先进企业治理体系和有效运转的金融体系，相反，传统文化中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内核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与关系型信任机制就在特定范围内成为一种替代机制，有效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以半封闭关系网络结构中声誉机制与集体惩罚机制的自我实施作用力来削弱、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发生，进而构建了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关系型专用资产网络，来实行分散、小量私人资本组合集中的“小企业、大产业”“小商品、大市场”生产模式。从非一体化纵向分工角度来看，网络内的各企业皆从事于产品生产链或价值链的某一环节或子模块，其各自的生产设备与固定资产投入皆成为整个生产链的一个专用环节，这就会形成其固定资产和生产设备在整个分工协作生产体系内的专用“锁定”，而且，这种“锁定”在网络组织形式下形成了相对均衡的相互连环“质押”性质的专用资产锁定。换言之，在网络内任何一家“势均力敌”的独立小规模企业都不具备利用自己在与对方交易行为中的单边垄断地位来进行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由单边垄断转化为双边、多边垄断状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与一定范围内缓解了通常意义上的投资不足乃至投资为零的博弈均衡困境。反而言之，这也就可能意味着没有一家独立企业具有控制和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的内在控制力，独立企业主动创新的激励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一定意义上来讲，关系型信任机制这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是浙江等地区经济得以起飞的内在社会制度因素。

然而，关系型信任这种社会资本对企业网络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在产业集群企业网络发展初期成为其形成的推动器；另一方面，企业网络面临产业升级与技术升级时却成为重要阻碍力量。首先，关系型信任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属于社会制度层面上的范畴，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特征。其次，这种关系社会资本一旦与社会经济体中某种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物质资本（比如无限供给具有一定技能的低成本劳动力）在特定行业结合起来成为企业经济租金与核心竞争优势来源，在系统自组织自我强化机制作用力下就会形成“产业结构锁定”。关系型信任只能依附于特定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其产生的天然封闭性与排他性限制了外部信息、技术与人才资源的进入，使得模仿与跟随战略是集群内企业的最佳理性反应。而且，这种锁定分割效应在政府行为上显现为地区经济保护主义、行政区域划分锁定、经济区域分割等外在特征。再次，外部信息、技术资源与创新意识由于网络内关系专用资本的“连环锁定”所形成僵化体系的阻碍，其资源进入通道被严重阻滞。更为重要的是，在外部复杂性约束增加与竞争环境快速、动态、柔性变化的条件下，企业网络需要有以技术、信息、人才、研发、设计、营销、服务、制造等为战略目的短暂性即时组合动态柔性能力，而以社会关系网络中关系型信任体系为依附的产业集群就面临着致命的即时拆分组合无弹性的制度性障碍，因此其技术创新能力与新要素、新资源吸收与更新能力就会被严重削弱，最后可能走向“制度锁定”陷阱。

三、不同类型企业网络的社会基础及其“制度锁定”程度比较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产业集群与外包、下包制柔性生产系统同属于关系型信任驱动型的企业网络，然而，二者所基于的关系型信任存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正是这种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差异造成了我国地区产业集群与日本丰田模式柔性生产系统的生产组织体系不同，所依赖的融资体系不同，在发展进程中创新能力与产业升级能力的表现也不同。产业集群所基于的是以血缘、亲缘、地缘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外在表现为人格化信任与关系型信任有效的社会形态，即广义上的家系型信任。家系型信任最鲜明的特征是其必须依附于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作用力与有效性难以超越“熟人”社会范畴，因此这种家系型信任关系的锁定力量最强。根本原因在于其不能把关系网络内的交易优势与交易效率扩散到网络之外，所以会在集群的新产品升级、技术创新、集群组织更新方面遇到障碍。如上文所揭示，这正是我国浙江地区及第三意大利的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社会制度层面障碍之所在。

以多层外包、下包体系为特征的日本丰田公司所倡导的柔性生产系统（或称精益生产方式）的广泛成功使用是“日本奇迹”的核心因素之一。日本丰田模式得以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日本现代融资体系的缺位而导致的像创建美国式巨型规模企业所需的资本不足而形成的强约束机制困境；另一方面是日本社会制度基础中超越血缘联结的社团关系型信任体系的长期存在（Ｔｕｋ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５）。超越家系联结的社团关系型信任体系的存在为柔性生产系统中下包与外包企业网络中所需资本集中与资本集聚功能的实现，提供了社会制度约束层面上交易成本最低的“财团型”融资渠道与企业治理机制。关系型信任体系在维持以主企业为中心的供应商网络方面起着核心作用，与纯市场价格契约机制驱动的供应商交易行为不同，下包与外包企业网络中具有技术创新、品牌、信息、专利控制领导地位的主核心企业与供应商长期互惠机制的存在强化了交易双方信任合作机制中的自我实施机制，使得多层供应商在长期重复交易博弈机制下有动力去接受超出诸如成本持续削减、零时差供货、技术主动升级等特殊形式的超市场契约条款，并随着主核心企业的技术动态升级主动协同升级。柔性生产系统作为企业网络的一种，其核心优势在于零件配套多层供应商与具有自我创新能力的规模型主核心公司紧密协作，在主核心企业的技术升级与产业升级推动下实现整体生产系统协同升级，实现零库存即时供应系统，以获取规模型低成本与速度经济条件下的最佳组合。

与关系型信任驱动型的产业集群与外包、下包体系的柔性生产系统企业网络不同，虚拟组织与战略联盟之类模块化网络组织的出现从外在特征来看，是需求的多样性，技术变革、技术选择多样性、企业能力差异化的推动作用，从内在特征来看，是有效运行的现代金融体系和以法制体系为内涵的市场机制社会结构的内在支撑。技术变迁的路径很大程度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因此，正如我们上述分析，社会结构的差异能够影响特定经济体的技术选择能力、创新能力与产业升级能力。虚拟组织等模块化网络的出现是在信息知识经济背景下，在“个性化与体验经济”与“速度经济”冲击下，在快速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与企业多重任务压力下，具有互补性质核心竞争力的不同独立企业在面对一些特殊的商业机会与赢利项目时，临时性组合成具有适度弹性和适应性的目标型分工协作网络组织。其核心优势体现在其灵捷生产方式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特别在技术方面）网络化与模块化所创造的动态柔性即时（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组合能力。企业间的合作交易特性体现在：在信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前提下，垂直一体化的科层规模企业组织向非一体化模块化组织演变，长期关系型契约向短期市场价格型契约与超市场契约转变。因此单纯依靠特定社会关系网络内非正式契约或隐性契约所表达的关系型信任合作机制的连接作用力有限。此时，网络中以法治机制所保证的正式契约、显性契约形式的第三方治理的作用力就凸显出来。制度信任所带来的普遍有效信任合作机制就成为虚拟组织等模块网络组织得以存活的最内核因素。由此，我们得出一个一般性推论，制度型信任普遍有效的社会才会大量形成虚拟组织这种“高级”企业网络形式。虚拟组织这种相对高级的企业网络形式的存在是与社会制度结构中制度型信任的普遍有效实施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法制机制所蕴含的“规则秩序”成为全社会交易行为中的共有信念，交易成本在全社会得到有效控制，交易效率的深度与广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分工与专业化得以在大多数产品内的生产链或价值链上展开；另一方面，可预期的充分合作利益成为虚拟组织企业网络稳态性的激励动力机制，同时，声誉机制的作用力也会成为网络存在的内在自发“稳定器”。关系型信任在制度型信任的强化机制下，成为社区或中间型组织中的常态，制度信任合作机制所体现出的优势最终就反映在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中，成为企业效率来源与组织结构变迁的内在支撑条件。

从上述一系列对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网络形式分析中可看出，不同社会制度结构中所蕴含的不同信任类型可以影响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原因在于不同信任类型所决定的社会交易成本及相应的治理机制深刻影响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与联结组织方式。而且，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构中的社会信任类型同时也就决定了不同企业网络形式的“社会资本依赖”或称“制度锁定”可能性与程度差异，这可从融资体系与创新能力两个角度对之剖析。

从融资体系角度来看，社会制度基础结构中信任类型的差异决定了该社会经济体中融资体系的发展程度与结构，究其原因在于信任与信用体系的发达程度是一经济体中金融体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关系型信任盛行的社会体系中，一般锁定于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体系，金融市场（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发展与运行因受到社会制度条件的内在约束限制而作用有限。因此，企业融资渠道容易依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容易形成一种“锁定”状态。这在我国地方产业集群中表现为依赖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网络内的非正式融资体系，而在日本柔性生产系统中表现为依附于“主银行制”财团关系型与株式会社型的“社团型”融资体系（Ｈｏｓｈｉ，１９９３?鸦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ｆｅｈ，１９９８）。高制度信任度的社会体系中融资体系的主要力量是以由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各种金融中介机构构成的一体化金融体系的协调作用。高制度信任度的社会体系能够支撑金融市场这种高级形式融资体系的有效率运行与发展，因此，高风险、成长型的技术创新资金来源才得以通过金融市场分散化，规模型企业才得以成长，即时创新能力与产业适时升级才得以完成。可得出这样结论：高制度信任度的社会既适宜于发展出大规模现代股份制企业，也适宜于发展出诸如战略联盟与虚拟组织这样类型的企业网络；关系型信任或地域型信任盛行的社会偏向或锁定于发展出企业集群或外包制类型的企业网络；而制度信任与关系信任皆缺乏的社会中，信任只能锁定于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的家庭中，多以家庭作坊型原子式分离的企业形态为主。

从创新能力角度来看，地方产业集群的核心优势表现为以关系型信任为内涵的社会资本与某种特定优势物质资本的结合，其对应的负面效应就是，产业形态易锁定于投资少、技术简单、生产链可拆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生产系统一方面由于系统中自我强化机制的负作用，锁定于技术吸收与创新能力的“集体无效率”状态，另一方面集群中缺乏技术创新领导型的规模企业来推动、提升整个网络的技术创新与升级；与产业集群不同的是，柔性生产系统是以具有创新能力的主核心企业为中心所形成的多层外包与下包生产体系，主核心企业的技术升级能够推动整个网络内企业的技术协同升级，然而，柔性生产系统在技术即时、零时差动态创新能力方面也会因为对关系网络的依附产生“锁定”现象，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在成熟制造技术的汽车业超越美国，而在以即时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电子信息行业被美国超越的社会制度层面原因；虚拟组织与战略联盟等模块网络的最核心优势在于技术迅速升级与动态变化不确定条件下，以研发、设计、制造、营销为核心竞争力的网络化与模块化即时组合能力。这种组合能力超越了特定社会关系网络的锁定限制，建构在以制度型信任为内核的市场价格契约机制之上与技术进步的能力之上。因此，社会交易效率的改进主要来自技术层面革新上的变化。

四、对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升级中制度建构的初步思索

企业网络的外在特征与其升级和演进路径是深受其所在的社会制度结构及其制度层面所内含的社会普遍信任类型与信用体系的影响，因此，社会信任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企业网络现实的升级与演进路径轨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诸如各种要素资源禀赋结构、技术积累能力的差异、政府导向等因素对之的影响。因此，一个社会体系中信任类型能否由家系型信任、关系型信任向制度型信任转变，能否由关系信任向公共信任、人格化信任向非人格化信任转变，就映射出该社会经济体中企业网络的升级与演进的内在可能性与路径。因此，从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的演进路径角度来推演企业网络的演进路径是现实有效方法。

Ｒ．Ａｘｅｌｒｏｄ（１９８４）利用多种代表不同策略的程序进行计算机模拟现实中的合作博弈形成过程。在“总是背叛”、“背叛合作交替”、“完全善良”、“总是善良”、“一报还一报”诸多进行博弈的策略中，只要给予足够的重复博弈次数，最后总以“一报还一报”策略胜出。“一报还一报”策略含义在于每一交易对局中，己方总先采取信任合作策略，如对方采取信任合作策略，下局己方继续采取信任合作策略；如对方采取背叛策略，下局己方也采取背叛策略。艾克斯罗德的进化合作博弈模型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其揭示了只要在存在足够的重复博弈次数约束条件下，交易双方会产生足够的理性认识到采取合作策略是对双方最优的均衡解，因此彼此信任是必然的理性选择。由此可见，从理论层面上来看，信任的产生与形成未必是外在约束条件下外在力量的作用结果，而可能是在存在重复博弈条件下市场机制内在的必然结果。

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信任的产生表面上是文化价值观的继承，实质上是市场经济机制所提供的重复交易博弈机制的内在必然结果。从浅层次上来看，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中偏向于家系型信任与关系型信任所体现出的低信任水平似乎表现为乡土文化与市场经济契约文化的断层而导致的冲突，深层次上来看，其原因是社会交往与社会参与的缺乏及市场交易机制的不发达，限制了市场重复博弈机制的有效运行及其进化博弈功能。从现实来看，市场机制缺位或不完善的社会表现出低信任度的社会文化，或有限的关系型信任与地域型信任的社会文化；市场机制完善的社会则表现为高信任度的社会文化，或者说是制度型信任所内涵的社会文化。特别重要的是，在由社会关系网络机制所嵌入的非正式制度相对有效的社会向以法治契约机制所嵌入的市场经济为内涵的正式制度转型过程中，信任得以提高的最优路径是市场机制的全面有效运行。同时，“原住”的文化与价值偏好（表现为非正式制度）也会相应滞后的进行调整，在此过程中，信任水平的变化应该是文化变迁的一个有效测量指标。

因此，社会信任（社会资本）水平提高的制度路径应集中于有利于市场交易行为重复博弈的措施方面。第一，稳定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财产权是道德之神”，或者如孟子所言“无恒产者无恒心”，稳定的产权预期对市场交易行为中重复博弈机制的激励作用是无法替代的。第二，有效的信息社会传递系统和便捷的交易、交通设施以及发达的社会中介组织能够为市场交易行为中的重复博弈机制的展开提供有利的渠道。第三，开放的竞争政策与有效的法制环境有利于市场交易行为中重复博弈机制范围的扩大，从而有利于制度型信任的建立。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包含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作为市场交易博弈机制的制定者，同时又是参与者，在全社会信任网络体系中处于中心与基础地位。如果政府行为既作为利益集团又作为公共利益的功能存在内在冲突，会使得政府行为所蕴涵的制度信任受到挑战。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政府行为实质上造成了对市场重复交易博弈运行机制的损坏，使得制度信任中“可信承诺”与“可信威胁”信号显示与信号甄别分离机制不能自我执行，则市场重复博弈交易机制不能内生出全社会信任体系。这就是杨小凯、钱颖一等学者一再强调政府行为必须以实施“宪政”为其根本目标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１] Ｃｏｌｂｅｒｔ， Ｂ．Ａ．(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Ｖｉｅｗ”，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９：３４１－３５８．

[２] Ｋｒｅｐｓ， Ｄ． Ｐ． Ｍｉｌｇｒｏｍ， Ｊ．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Ｒ．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７；２４５－２５２．

[３] Ｐｏｒｔａ，Ｒ．Ｌ， 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ｏ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ｉｅｆ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Ｖｉｓｈｎｙ．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８７ Ｎｏ．２ ３３３－３３８． １９９７．

[４] Ｔｓａｉ， Ｗｅｎｐｉｎ（２０００），“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１；９２５－９３９．

[５]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Ｄ．Ｅ ＆Ｆ．Ｙａｆｅｈ(１９９８)，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ａ Ｂａｎｋ－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Ｍａｉｎ Ｂａｎｋ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Ｖｏｌ． ＬＩＩ，Ｎｏ２；６３５－６７２．

[６] Ｚａｋ， Ｐ．Ｊ． ＆Ｓ． 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１)，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ＩＩ(Ａｐｒｉｌ)， ２９５－３２１

[７]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Ｆ(１９９５)， “Ｔｒｕｓ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Ｓｉｍｏｎ＆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Ｉｎｃ．

【责任编辑：莉茹】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推荐访问:困境 产业集群 视野 解析 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