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系统论的三种演进形态

[摘要]以技术与社会外部系统的关系为线索论述了技术系统论的三种演进形态。其中，早期技术系统论认为，技术系统内部的逻辑是技术发展的自主规律，导致了决定论的技术系统论，受到社会建构论的批评；第二类技术系统论将社会组分纳入到技术系统中来考察技术，导致了社会建构的技术系统论。社会-技术系统论将社会价值因素纳入到技术系统，是对社会建构的技术系统论的修正。

[关键词]技术系统；技术决定论；技术建构主义；价值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2-0123-05Three Kinds of Technological System

CHENJia，CHENFan

（Research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argued three kinds of technological system theories， and made these three points as the clue of this paper. Ellul’s technological system argued that the discipline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as the inner logic of technology， which was lead to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critiqued by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Hughes’ technological system make a series social component include into technological system， which was lead to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opposed by other scholars. Sociotechnical system imbed social value into technological system was kind of rectification to these two kinds of technological system theories.

Key words：Technological system；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Value

[收稿日期]2014-01-11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编号：N12031400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3M530940）；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L13CZX010）。

技术系统论是技术哲学与STS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之一。从不同的视角与层面出发，技术系统论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把技术视为一个系统，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来认识技术是国内外技术系统论研究者的主要观点，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与一定的共识。一般认为，技术系统论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技术内部的诸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系统，这个技术系统存在于技术环境中；另一个是诸多技术相互关联、相互推进，构成一个与其他社会行动系统并立的技术体系。然而，对技术的外部社会环境与技术系统之间的关系，或者外部社会环境如何进入到技术系统内部并且与系统内部演化逻辑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层面的技术系统观，这也是技术决定论与技术建构主义之间论争的焦点之一。

一、自主的技术系统观

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是法国著名技术社会学家，也是技术自主论的典型代表。一般认为，理解埃吕尔的技术系统论是理解他技术自主论的逻辑起点，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就是建立在对技术的系统观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在《技术系统》一书中，埃吕尔全面论述了技术的系统论观点。埃吕尔的技术系统论具有典型的自主论色彩，在埃吕尔看来，系统是理解技术的必要工具。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由以前的人直面的自然环境，到人生存于由技术构成的技术环境中，进而在现代社会中，技术逐渐获得了系统性的特征。技术不仅仅表现为客观实在，而是一系列的准则和决定性的因素组成的系统[1]（p.1）。

埃吕尔认为技术系统的特征有三个：

首先，技术系统是由一系列的诸如铁路、邮政、电话、航空、电力生产与分配、工业自动化生产过程、市政、军事防御等次级系统组成的技术体系[1]（p.108）。每个时代都有象征这个时代的技术体系的鲜明的主导技术，例如，工业革命时代的蒸汽机、电力等等，而当代社会被埃吕尔看做由计算机主导的信息时代，这是当代社会最鲜明的技术特征。埃吕尔还认为，这些次级系统不是技术系统的长期计划产生并组织起来的，而是按照自身成长的需要和系统内部之间诸要素的关系一步一步地组织、适应、修正的[3]（p.108）。技术系统正是这些次级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技术系统功能的发挥取决于这些次级系统的功能及其相互作用的正常发挥，如果次级系统中的一环出了问题，那么整个技术系统的功能便会受到影响。

技术系统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灵活性。埃吕尔认为，灵活性是对技术系统第一个特征的矫正，在此埃吕尔初次提出了“技术命令”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又在温纳那里得到发展和完善，“技术命令”旨在说明一种工具在进入实际工作秩序之前有何种要求[2]（p.56）。埃吕尔认为，在次级技术系统中，当技术命令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被需要的时候，技术系统的整体功能就会变得更具有灵活性[1]（p.109）。次级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推动技术系统的演化，技术命令不是来自于外部的社会因素和价值需要，而是次级系统之间的张力。技术系统的强度和稳定性则存在于技术的适应性上。技术系统的灵活性不仅关注人的自主性，也涉及次级系统的自主性，并且它导致次级系统对自身的关注。

技术系统的第三个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技术系统本身制定其适应、补偿和发展过程的规则[1]（p.111）。一般意义上讲，适应的过程本身就是技术的，由于技术活动的复杂性、需要、自由意志，技术就需要建立一种社会服务、技术保护、适应、再调试的社会机制。当面临人类调试的困难时，技术系统就会产生一种补偿机制来促进系统的增长和功能的完成。

那技术系统是如何形成并成长起来的呢？在埃吕尔看来，技术系统的形成是由于技术现象与技术进步的存在[1]（p.79）。技术现象自18世纪以来进入到西方文明的视野，是西方哲学中意识、批判性和理性的产物，埃吕尔认为，技术现象本身不构成技术系统，但却是技术系统静态结构的本质，它具有自主性、统一性、普遍性和整体性四个特点。而技术进步的存在则形成了技术系统的动态过程本质，在技术系统中，进步本身就是系统的目标之一。技术现象和技术进步的交汇构成了技术系统。技术系统的进步以其特殊的方式进行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演化，例如，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并不总是伴随着技术进步。

在埃吕尔的技术系统观中，技术系统内部要素优先连接在一起并发生相互作用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发生不是由于各个要素的自然原因而天然的连接在一起，而是因为这些技术要素都处在同一个系统之中。并且这些技术要素与外部要素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要素的连接没有被排除，只不过是处在第二位的。因此，在埃吕尔看来，技术系统与其所存在的环境中的其他系统如政治系统或经济系统没有特别的不同，技术系统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只不过是在技术系统中，技术内部各要素的连接是第一位的[1]（p.80）。首先是技术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然后才是技术要素与非技术要素的相互联系，或者说技术本身变成一个环境，每一个技术要素都处在这个环境中，依赖并且组成这个环境。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当整合到不依赖技术本身存在的社会中时，技术系统才能显现、存在与发展。人类不能按照自然而然的自我生存的模式来孕育技术，社会属性是技术系统的第一属性，只有在社会属性中才能实现技术整合、技术的可能性以及社会对技术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埃吕尔又提到，技术系统的增长不依赖于社会本身，技术内部各要素是自我发展、自我增长的[1]（p.81）。

因此，在埃吕尔看来，技术系统成长的动力逻辑上来自技术系统内部，即技术系统的自主性。自主的技术意味着技术最终是由技术自身决定的，技术本身描绘自己的发展路径，技术的要素是技术发展的最初动力而不是第二位的，技术是一个自我决定的“有机体”，技术本身成为目的[1]（p.125）。自主性是技术发展的重要特性。每一个技术要素首先是要适应技术系统的发展，并且只有在技术系统而不是人类需要或者社会秩序中，技术要素才能实现其功能。例如，连杆的发明就是为了解决蒸汽机的动力传输问题。自主性还意味着技术的发展不受到人类或者外在社会力量的干预，即使某些技术发明是为了解决社会需要，但是，这种社会需要也是建立在技术手段的基础之上的。交流输电技术看起来是为了解决人类对电力传输的需求，而在电灯发明之前，人类可能不会有对电力传输的需要。同样的，当一项技术大大超越了同时代其他技术发展水平的时候，也会因缺少其他相关技术的支持而夭折。

二、社会建构的技术系统观

技术系统论的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技术史学家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休斯将技术系统的方法引入到技术史的研究中去，强调技术史的语境研究，开创了技术史研究的一条重要的进路。但与埃吕尔不同，休斯的技术系统论通常被看做是建构主义的技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果说埃吕尔是用技术系统论来论证其技术自主观，那么休斯则是用技术系统论来论述技术建构论的，这实际上是对自主论的技术系统观的批判。

与埃吕尔一样，休斯同样赞成现代社会的技术系统的特征，并且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电力、铁路等大技术系统，并不断地对组织、社会等其他系统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但与埃吕尔不同的是，休斯认为，技术系统本身是凌乱的，其系统划界并不清晰[3]（p.71）。一方面表现为技术系统内的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和关系的松散与模糊上；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技术系统的边界划分不明显。休斯将一些属于技术系统外部社会环境的要素与一部分的技术系统的内部要素看做是技术系统的“保护带”，并提出了技术系统的落后突出部（reverse salient）、技术动量（technological momentum）等概念来论述其技术系统观，使得他的技术系统观带有了明显的社会建构论的色彩，这也是休斯的技术系统观与埃吕尔技术系统论的最基本的区别。

在休斯看来，“技术系统”是近现代技术发展图示的基本特征。休斯认为：“从二战之后，大系统——能量、生产、通信和交通——才构成了现代技术的本质”[4]（p.184）。他否定了那种将近代技术与“各种物体，如电灯、广播、电视、飞机、汽车、电脑，以及核导弹连接起来”的做法，因为“这些机器仅仅只是组织化程度更高和控制程度更高的技术系统的一些组分而已”[4]（p.184）。因此，在休斯看来构成技术系统的组分（components）不但包括诸如涡轮机、变压器，以及电灯和电力系统中的传输线此类的技术人工物，还包括了组织如制造公司、公用事业公司、投资银行等，以及组织中科学的成分如书籍、文章和大学教育以及研究计划等也被包含了进来。并且，立法人工物如管理法规也被视为技术系统的一部分[4]（p.51）。作为技术系统中最本质的部分，技术人工物是技术系统的内核，也是技术风格最直接的体现者和决定性因素。而技术系统中的非技术人工物如技术传统、政策、社会、地理状况等因素则是技术人工物的“保护带”，他们围绕着技术人工物特性起到对外反弹和对内调试的作用。正如休斯所说，在系统中发挥作用的某个组分无论是技术人工物还是非技术人工物都与其他的人工物存在互动，而所有这些组分都直接或经由其他组分对系统的共同目标作出贡献。如果一个组分从系统中移除，或是它的特征有所改变的话，系统中其他组分都将做出相应的改变[5]（p.5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休斯的技术系统与埃吕尔技术系统一个重要的不同是休斯提出的技术系统的建立者（system builder），在休斯看来，是系统建立者发明并推动了技术系统的前进，系统建立者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和整合各种异质性元素，他们是“关键决策的最积极的制定者，能够从多元性中建构一致性，在多元论面前集权，从混乱中建立连贯性”[5]（p.52），休斯称系统建立者的这种活动为建构性的活动，类似于约翰·劳的“异质工程师”。系统建立者并不是一个个人，随着系统演化到不同的阶段会需要不同的才能，不同的人会承担起系统建立者的角色。休斯用“企业家”（entrepreneur）来描述系统建立者，因为系统建立者更强调的是一种一般性（generalist）的属性，而不是专家性（specialist）的属性。 因此，这表明了技术系统的组分是社会建构的人工物。

那么又该如何区分技术系统与其所存在的环境呢，休斯认为，是否受控于系统从而与系统本身存在互动是判断是否是系统环境的一个首要因素。首先，技术系统的环境通常都由难以应付的不受系统管理者控制的因素组成，一旦环境中的某个因素服从于系统的控制了，那么它就成为了系统的互动成分。技术系统所存在的环境有两类：一类是系统所依赖的环境，另一类是依赖于系统的环境。但这两种情况下系统和环境都不存在互动，仅仅是单向的影响，因为这些环境都不受系统的控制。影响系统的环境因素和依赖于系统的环境因素都不应该被错误的视为是系统的组分，因为它们都与系统不存在互动。例如，19世纪化石燃料的供应是电力系统所依赖的环境因素，但由于当时电还没有成为主要的能源，因此化石的开采并不受电力系统决定；由电力制造商拥有的公共事业公司如果对于制造商的政策没有任何影响，却必须接受其产品的话，那么它就是依赖于系统的环境。技术系统本身具有任务导向型特征，这样随着时间，技术系统趋向于将环境整合到系统当中，从而消除各种不确定性来有效的实现系统的目标。系统控制的理想状态是一个没有环境的闭合系统，因为在这样一个系统中，管理者仅仅依赖科层制（bureaucracy）、惯例（routinization）和去技能（deskilling）就可以消除不确定性和自由。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系统管理者也会变得越来越缺乏想象力，削弱了系统的活力。在此看以看出，休斯并没有把把组织和制度因素视为技术系统的环境或与境，因为组织一般是系统建立者创造物，因而是技术系统的组分，与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不能被视为外生的环境因素的。

在对待技术系统演化上，休斯又提出了技术动量（technological momentum）的概念用以区分他与强社会建构论的区别。当一个技术系统经历了增长和固化进入成熟期之后，就趋向于是一个闭合系统，便会获得一定的动量与惯性，靠技术系统内部动力便能驱动其自身的发展了，高度的动量通常使得观察者得出某个技术系统变得自主了的结论，但休斯认为：“技术系统是获得了动量，而不是变得自主了”[6]（p.129）。休斯解释说，系统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专家、研究和生产设备、投资习惯、通信网络、认知范式等连接起来，这些会形成既得利益组织和社会规则，所形成的社会规则会试图保持自身稳定的增长和方向，从而使得系统表现出一种貌似自主的趋势。实际上，技术动量概念所强调的是整个技术系统、尤其是商业考虑、政府机构、专业的社团、教育机构和其他组织等所形成的既得利益组织和社会规则，所以，技术动量强调的是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动量的概念其实是对建构论经常遭遇的反身性问题做出了回应，即技术系统方法并没有预设技术系统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由其背后的“权力”因素推动的。从此种意义上看，休斯的技术系统论又是一种弱的社会建构主义。

三、社会—技术系统论

休斯的技术系统论同样引来了不少批评，其中批评最多的地方是它的社会建构论倾向。批评的问题集中于对于技术系统中社会建构的边界到底在何处，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技术系统中的表现是什么。并且在STS研究中，建构主义方法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抨击，例如，温纳认为，建构主义最大的不足就是忽视了技术选择的社会影响。在新近的一些技术哲学与STS研究中，社会—技术系统论的观点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社会—技术系统原本是组织发展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20世纪60年代首先由伦敦的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艾瑞克·崔斯特（Eric Trist）和弗雷德·埃默里（Fred Emery）提出。这一术语最初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结构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在现代社会中，组织和人日益受到技术的影响，并打上了很深的技术烙印，社会也越来越成为技术化的社会，而社会—技术系统论最初就是研究社会和人的社会层面以及组织结构与发展的技术层面的。后来这一概念被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冈特·罗波尔（Günter Ropohl）借用到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来，在《技术系统论——一般技术论基础》中，罗波尔也全面阐述了技术系统论的思想，他用技术系统来来强调人与机器的内部相互关系，把技术系统看做是描述和解释一般技术的理论工具[7]（p.59）。罗波尔认为，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分野不是将关注投向技术的自然属性，就是投向技术的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这表现为一方面，工程师忽视技术的社会层面，而社会科学家并不了解技术并且不愿意去了解技术人工物的物理属性，这造成了不是技术的决定论就是社会对技术的建构论。为了克服这种片面性，他提出用系统的模型来描述社会与技术现象，人与机器以及社会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社会化[7]（p.66）。

受罗波尔影响，越来越多的STS学者逐渐开始将学术旨趣转移到社会—技术系统中的研究上来。马尔滕·弗兰森（Maarten Franssen）和彼特·克罗斯（Peter Kroes）所理解的社会—技术系统是由一系列组分和要素组成的综合性系统。他们指出，组成社会—技术系统的要素不但包括了技术的物质层面、科学等要素还包括了公司、政府等社会实体，也包括了类似于制度、法律、规则等其他的抽象要素[8]（p.223）。黛博拉·约翰逊（Deborah Johnson）和詹姆森·韦特莫尔（Jameson Wetmore）也认为，技术不应只仅仅理解为它的物质层面。技术的存在和意义的获得都不能离开人类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也不能离开技术的物质层面。因此，要理解技术日益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的方式，就必须要考察技术的物质层面与社会实践层面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而社会—技术系统就是理解技术的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二者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工具[9]（p.VIII）。因此，社会—技术系统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复杂性，不同的行动者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共同作用形成了社会—技术系统的功能并促成社会—技术系统的发展。工程师、商人、政策制定者甚至是使用者，他们不仅仅建构技术人工物并赋予其意义和使用价值，他们也相应地建构了人所生存的社会中的框架和社会结构。以汽车的安全气囊为例，我们可以把安全气囊看做一个由传感器、充气筒、气囊组成的技术系统，但如果仅仅把技术系统做这样狭义的理解是不能解释安全气囊产生的原因，它是如何产生以及是怎样工作的。而在社会—技术系统下，安全气囊包括了气囊本身与其他装置以及与人的关系。例如，离开现代的高速交通条件、现代汽车，以及在此情境下的汽车相撞的破坏性，现代安全气囊便是无意义的。安全气囊的诞生则是蕴含了保险公司对安全气囊技术的推动，政府机构对安全气囊技术设计的规范，以及设计者通过从使用者的角度对安全气囊技术的理解和设计的。安全气囊的商业化与社会化是在综合考虑汽车生产商、经销商、公路系统以及使用者的驾驶习惯基础上实现的。因此，技术系统本身不是无意义的，其蕴含的目的、价值和意含是理解其社会情境的重要途径。

社会—技术系统论与休斯技术系统论最大的区别就是价值的嵌入，在休斯那里是没有考虑技术系统选择的社会后果的，也就是说，社会价值是排除在休斯的技术系统之外的。而在社会—技术系统看来，技术发展、技术进步以及技术使用都蕴含了人类的特定目的，这种目的或者是为了完成一项具体的任务，或者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人类将技术整合到由社会系统编织的“无缝之网”中就是为了特定的价值，并且处于发展这种价值考虑的。在整个技术发展过程中蕴含了各种各样的价值选择。技术设计和决策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风险决策的问题而需要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决策协商；技术的使用者可能会发现技术当中存在着工程师没有设计或者市场没有宣扬的那部分技术功能；政治家和决策者在极端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进行技术决策；社会—技术系统中的文化标准包括了种族、阶层和代际之间诸多因素。但不管这种价值在社会—技术系统中如何体现，“只要承认技术是人和事的结合体，那么这就是社会—技术系统了”[9]（p.XIV）。在社会-技术系统论者看来，社会—技术系统是影响着价值同时也被价值所影响着的，它们不仅建构着技术“事实”，还建构着社会以及通过价值决策来影响着社会。

四、结 论

通过技术系统论三种不同的理论指向可以看出技术哲学和STS研究几种不同理论路径的演变。目前，国内的技术系统论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对技术的内部要素，以及技术系统的演化、自组织以及复杂性的分析上，可以看出，多数对技术的分析采用的还是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的方法，实际上，这也是埃吕尔在分析技术所采用的方法。把技术看做一个系统，用系统观来的分析技术，这是目前国内技术系统论的共识。至于技术系统的外部社会环境如何与技术内部要素共同作用推进技术系统的演化以及技术系统与其他社会性的系统之间的关系则是不同范式的技术系统观的主要分歧。把其他社会行动系统看做技术系统的外部环境，认为技术系统的演化根本上由技术系统的内部要素引发的，外部社会环境起次要作用，这实际上导致了技术系统的自主论；进而基于此而认为技术系统对于其他社会系统有决定作用，并影响了人的存在状态的则导向了技术的决定论。因此，从这方面看来国内的技术系统论研究大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技术的自主论的倾向。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兴盛的建构论方法与自主论的技术系统观有很大不同。在自主论技术系统观下当做社会外部环境的其他社会行动在建构论者看来已经是技术系统的组分，是与技术系统内部要素共同参与到技术演化中来的，并且不存在何者为第一位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要打破技术系统论中的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思维，并且为后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提出做了铺陈。并且建构论的技术系统观较少论及技术的社会后果以及价值在技术选择中的作用，少了决定论的色彩而多了相对主义的倾向。

社会—技术系统则是把技术系统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考察，实际上是前两种技术系统论的批判与超越、承接与发展。社会—技术系统论反对传统技术系统论中的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思维，但又秉承了二者的合理成分。例如，社会建构论摒弃了技术决定论中对社会后果的分析，社会—技术系统论则将价值嵌入到社会—技术系统中来，但并没有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桎梏；技术决定论忽视了社会因素在技术系统演化中的作用，社会—技术系统论则将技术系统植入社会系统的“无缝之网”中，但同样没有落入建构论的窠臼。实际上，拉图尔（B.Latour）与卡隆（M.Callon）的行动者—网络模型、施瓦兹·柯万（Schwartz. Cowan）的消费连接模型也是社会—技术系统的一种，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展开。我们说，如果过程论的技术哲学是对技术演化过程的纵向考察，兼顾了对技术系统的动力学研究的话；那么社会—技术系统论则是对技术结构的横向分析，而兼具了对技术过程论的静态研究。至于在社会—技术系统下，技术与社会的如何整合互动，价值是如何嵌入社会-技术系统等则可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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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eborah Johnson， Jameson Wetmo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Building our Sociotechnical Future[M]. Cambridge：MIT Press.2009.

（陈佳：东北大学博士后；陈凡：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张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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