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文坛信息两题

学界关注“文学写作中的中国经验”

文学写作中的中国经验，是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最先萌芽于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问题探讨。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中，人们由文学上的“自信”与“自觉”，探求本土立场与民族角度，乃至中国的表达，中国的想象。此后，逐步联系到当下的作家作品，发掘蕴含其中的中国经验。也因此，这个问题的研讨，带有理论批评上的倡导性，或先导性。

把文化问题与文学问题勾连起来，并进而研究其中的内在联系的，是于2012年10月13、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京召开的“文化自觉与中国想象力”学术论坛，这个论坛着眼于社会转型的既成事实及其对于学术研究构成的挑战与机遇。期望对此既相互区别又内在关联的两个论域进行深入探讨时，既保持严谨的学术研究传统，又能促进它们与文化现实的密切相关性。论坛在就“文化自觉”与“中国想象力”问题进行讨论时，与会学者普遍谈到：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而文学在文化的发展的作用与意义又至关重要。

而“文学想象力”又以思维方式的特殊功能在文学创作中发生着主导性的作用。因此，文学想象力的问题，是一个迫切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重要课题。大家看到：文学创作和研究自新世纪以来，呈现出了与以往文学史传统不同的面貌。这不仅表现在一些新的文类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空前繁盛，冲击了动摇了原有的文学格局，同时，文学表达和想象世界的经验方式也不断被重新提出并考量。学者们认为，“中国想象力”与“文学想象力”是互相指涉但又层面不同的东西。文学想象力并不是一个神秘而空洞的概念，它是与思想能力、历史理解、时代感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讨论想象力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内部，无论是传统的文学写作，还是在网络新媒体条件下的各种类型的文学写作，都存在着如何想象中国进而表达中国的根本问题。在当下，文学与现实的相关性及有效性，构成了想象力的基本前提，无论上述相关性是显在的还是隐秘的。

学者们对传统的经验方式和文学格局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表示了担忧。认为，构成一般文学经验与想象方式的农业文明基础正在发生动摇和破坏，尽管在中国，乡村文明传统源远流长，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配着作家们的文学创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创作无力回应愈演愈烈的时代转型。这种状况，对写作者的自我理解与历史理解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自觉和想象力这两个话题，事实上是创造力的源泉，但是要想获得这样的创造力，必须回到对当代现实基本的分析和把握里面去。”

在讨论中，学者们以新世纪的“科幻文学”与网络新媒体文学为例，讨论了不同文明条件下的文学想象方式。中国的“科幻文学”起步晚于欧美，基础相对薄弱，而且自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奖之后，莫名中断了二十多年，然而新世纪以来，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刘慈欣的《三体3·死神永生》，甚至获得了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这在过去的文学体制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科幻文学依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相应地依赖于写作者不同凡响的想象力。重要性在于，科幻文学通过构筑文明观念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拓宽了传统文学的经验边界，这一点对于读者的现实认知，提供了不同维度的参照。

由小说创作的某些新变现象，来发现体现于当下创作的中国经验，主要表现于贺绍俊的题为《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国经验与当代长篇小说新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贺绍俊从饶宗颐的“21世纪应该是一个‘中学西渐’的年代”的观点说起，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应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中学西渐”进程中的一个醒目的路标。他认为：从“中学西渐”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有两个关键词值得关注，一是现实主义，一是中国经验。瑞典文学院将莫言的作品归属到现实主义上，我以为也包含着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一个整体认识。事实上，莫言的作品与传统的、经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相去甚远，但中国当代作家都是在一个强大的现实主义语境下进行着各自的探索。这一方面体现在中国自现代文学以来就建设起的非常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体现在自当代文学创作开始以来，现实主义一直具有最强势的话语权。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突破首先就体现在现实主义表现空间的大大拓展。另一个关键词是中国经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探索繁荣发展之路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们欣喜地将其称之为“中国经验”。一些海外学者还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表现了他们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毫无疑问，中国经验将为人类文明添加上精彩辉煌的一笔。他还在“从反映到表现”“从乡土到都市”“从现实到历史”的几个标题之下，具体论述了曹征路的《问苍茫》、格非的《春尽江南》、宁肯的《天·藏》、贾平凹的《秦腔》、关仁山的《麦河》、赵本夫的《无土时代》、陈继明的《堕落诗》、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艾伟的《风和日丽》、都梁的《亮剑》、铁凝的《笨花》、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长篇小说，认为不少作家“都以文学的方式对中国经验作出了独特的阐释”，“中国经验也给作家提供了一条重新审视中国本土文学资源的有效途径”。这一切都向人们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对话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学西渐”其实就是文化对话中的一种状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文化对话的大门开启得更大，我们期待，从这里出发，“中学西渐”的文化对话状态逐渐变成一种常态。而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发展趋势也为这种文化常态提供了种种可能性。

张晓琴在《文化自信与中国经验》的文章里，从文化觉醒到中国经验，文化自信到世界文坛相关话题的论述中，表达了与贺绍俊观点相近似的看法。她认为：文学的真实往往是内心的真实。也就是说，无论历史和当下，都要放在心海里澄一澄，放在想象中比对一下，再放在价值的天平上称一称，那时，才可能会触及真实。而真实，恰恰也是文学意义上的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内核。她由陈忠实的《白鹿原》说起，指出《白鹿原》所以重要，扉页上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是一条导往《白鹿原》心脏的通道。《白鹿原》讲的是被不少人忽略了的传统的耕读文化。也是从《自白鹿原》开始，中国经验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方向受到重视。她还认为：莫言的小说在形式上有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的影子，但是，这些不但不影响他对红高粱家族的多彩描绘，反而开启了他对家乡历史、地理、风物、人隋的神秘探索。也是因为如此，他的小说才会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我们不能说莫言在传统文化方面有多么深广的造诣，只能说他所体验和描写的民间文化连通了大地、农民和那个地区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经验。她也指出：文学中的中国经验也许并不一定就是当下。文学的真实往往是内心的真实。而真实，恰恰也是文学意义上的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内核。

文坛研讨“城镇化中的城市文学’’

“城镇化中的城市文学”，是近年文坛一直在言说的一个话题。但在2012年，却很有一些不同。个中原因，从文学内部来说，在小说创作中，乡土文学的式微渐成基本趋势，与此相联系的，却是年轻一代作者的热衷于表现都市生活的城市文学的长足兴起。从文学外部来看，国家统计局于2012年1月18日正式宣称：最新数据显示城市人口达6.91亿，占全国人口的51.5%，农村人口为6.57亿。这是城市人口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2012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指出，20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他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都会随之发生及其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一个内外背景下，城镇化中城市文学，就是一个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和认真研讨的重要话题。

孟繁华在《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的文章中，在谈及乡村文明的崩溃与乡土文学的式微时，特别谈到了以“70后”作者为主体的新的文学群体的凸显、新的文学经验的形成。他指出：在乡村文明崩溃的同时，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崛起。这个新的文明我们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必须想尽办法尽快适应城市并生存下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因而他认为：“建构起当下中国的都市文化经验，都市文学才能够真正的繁荣发达。但是，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新文明的全部复杂性还远没有被我们认识，过去的经验也只能作为参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中青年作家对这个新文明的顽强表达——这是艰难探寻和建构中国新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肯定，当下文学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这不仅仅是空间或区域的变化，不仅仅是场景和人物的变化，它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大变化。而对这一变化的表达或处理是由‘60后’、‘70后’作家实现的。”

在孟繁华等人的单篇文章之外，2012年有关这个话题的研讨，还集中表现于两个研讨会。一个是“中国作家走进一汽现场研讨会”，一个是“当代北京与文艺——城市精神的艺术呈现2012北京文艺论坛。稍有区别的是，前者偏于文学范畴，后者偏于文艺领域。

在“一汽大众现场研讨会”上，作家董立勃指出，工业文明在实现了人类很多梦想的同时，确实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我们每个人面对工业文明的成果时，几乎都会欣然接受。但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对工业文明的表现，几乎都是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比如说它带来的污染、噪音、交通堵塞，我们听到的是一片埋怨。虽然文学几乎任何时候都是在替弱者说话，但必须承认工业文明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当我们从工业文明中获得了人类那种强大智慧的体现之后，我们更需要文学那种细腻的情感表达，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作家》杂志主编、作家宗仁发说，我们一直在讨论“面对工业现代化的作家立场和文学选择”，从“工业化进程与文学的关系”，到“汽车时代的文学与生活”，核心议题就是面对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作为作家，应该怎么理解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带来的诸多社会变化。在深入基层的采风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航母越造越大的蔚为壮观的景象，在生活中我们也在分享着这种工业现代化带来的成果，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包含着经济社会的各种因素。记得在2006年的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作家毕飞宇反对批判工业文明，他说那种批判是很虚伪的。毕飞宇说，我们是从农业文明过来的，我们现在是不希望贫穷的，我们希望分享这种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活改善。当然，在接受这种改善的同时，我们要付出代价，但我们同时要接受这个代价。

针对有的作家的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带来物质文化的巨大诱惑，从而严重损伤当下的文化的看法，作家赵丽宏说，我们的作家不可能不面对这种变化，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躲避，我们不可能回到古代去。当代文学写城市生活，写工业文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已经成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它需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文学还是写人的生活，写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工业文明的发展，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多新鲜的事和人，到底怎么样来处理，对作家是一种挑战。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作家，必须要面对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人。作家李浩也说，文学需要面对现代性，这是一种必然；文学需要面对未来，以及未来的可能，也是一种必然。而在这两点上说，目前文学界极为稀缺。我们在经过了某些现代性改造后，有时会不自觉地向陈旧和迂腐的东西靠拢。“我觉得我们在思考上，在审美上，在文学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一种严重的滞后性。”他认为，假如说文学不能提供一种心智和可能，只在一个平面上打转，只跟自己玩，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死掉的文学。

在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当代北京与文艺——城市精神的艺术呈现“2012北京文艺论坛中，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聚焦城市精神，共同探讨文艺发展。在作家徐坤看来，莫言获奖标志着乡土中国文学的终结和城市化文学的兴起。“我想下一步西方关注中国的焦点应该是一个日益蓬勃壮大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进程里人群不断扩展的欲望，简言之就是欲望化的城市书写将会成为世界关注中国的下一个焦点。那些晕头涨脑，苦于采撷不到创作题材的北京作家们有福了，继莫言的乡土中国世界画上句号之后，以北京为代表的欲望都市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可以书写的题材。”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指出，2012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意味着过去我们所说的乡土中国或农村社会正在被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所改变或置换，传统的乡土文明已经崩溃，以都市文化或都市文明为核心的一种新的文明正在崛起和建构，但这种文明还远远没有实现。在新文明建构的过程当中，它的混乱、失序、没有方向感在许多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所以当下文学的整体状况一方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另一方面，我们在建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任何一种文明的建构都会付出代价的。”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铁梁看来，不仅作家、艺术家在创作，现代城市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在创作自己生存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或语言，这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民俗文化，因此对于民俗的定义和保护不应只是遗产性的，而应是现实的、小群体的、多群体的艺术表达方式。因此，民俗才跟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精神也渗透其中。

（文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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