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新乡八景考论

摘要：“八景”是我国古代约定俗成的一种风物景观，也是人文与历史结合的体现。后来许名胜之地多称其景物为八景。尽管流风所及，也有滥竽充数，凑合而成的，致令有识之士讥为附庸风雅或粉饰升平，但始终不失为一种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明清时期的新乡八景，却独享一份恬淡朴实，反映出了豫北平原的农耕社会的风貌。在新的时代发展下，我们不仅要考察新乡八景形成之原因，更要重新审视与探求风景背后的社会状况与思想症结。

关键词：八景；社会风尚；农耕社会；思想症结

一、新乡八景之形成时间

“八景”是我国古代约定俗称的一种风物景观。史料记载中最早的八景可追溯到宋代潇湘八景，“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相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1]

（一）形成之时间。新乡八景之形成，是历史长河中人民智慧的结晶。最早对“新乡八景”进行论述的是明代初期河南乡贤沧溟先生（梁海，字德源，别号沧溟），新乡县城嘉平乡人（新茔在今新乡县敦留店村西南），生卒年月不详。时人归为八景，他曾以此为题作“八景诗”。新乡八景分别为“五陵春晓”，“牧野春耕”，“李台晚照”，“故城洛丝”，“司马迷魂”，“洪门夜月”，“原庄夏景”，“卫水金波”。据正德《新乡县志序》中记载：“新乡县志……弘治甲子（1504年）予受……”落款时间“正德元年（1506年）岁在菊月吉旦”[2]，可知新乡县志修纂的时间，开始于弘治甲子，成于正德元年。而县志中记载有“八景”，可以得知新乡八景应在弘治之前就已经流传在百姓的生活与日常之中。

二、新乡八景之风景描摹

新乡八景历经明清两代，更多的文人骚客对其景致赞美与文化沉淀的感怀通过诗词歌赋的形式记录下来。《咏新乡八景》：“五陵晓色日喧和，开宴鸿门夜月歌。司马迷魂非布阵，故城洛丝为成罗。李台晚照霞千里，牧野春耕雨衣蓑。闲到原庄观夏景，回看卫水涌金波。”可见八景的风情与魅力多得地方官员与士绅的赞赏，百姓也多游冶其间，享受其带来的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之感。明清时期八景的状况在历经明初百姓的口口相传，经河南乡贤沧溟先生归纳，一直到弘治、正德时期，八景日趋成熟。

（一）正德年间之记载。新乡八景记载于县志中始于明朝正德时期，我们来看正德时期《新乡县志》中关于八景的记载：

“五陵晓色，按，五陵在县北二十里，每于天晓光灿烂于岗颠，草木辉煌而秀丽，登高望远可以怡情，故曰五陵晓色。鸿门夜月，按，鸿门在县东十里，平沙千顷，寂无一尘，每遇月夕，沙月交辉，光明加倍，故曰鸿门夜月。司马迷魂，按，司马社在县南二十里，有寺曰：天宁，入其门则方隅莫辨，如失魂然，故曰司马迷魂。 故城络丝，按，故城在县西十里，有庙曰：济渎，旁有一潭，险险骇人，深深莫测，俗传昔人有以一络丝探之，始得其源，故曰故城络丝。李台晚照，按，李台在县南三十里，元管民总管孙公懋避兵时，建此台巍巍屹立，若冲霄，每遇夕阳，光明愈盛，故曰李台晚照。牧野春耕，按，牧野在县东北三里，昔武王伐纣之处，自周抵今悉爲黍稷之乡，故曰牧野春耕。原庄夏景，按，原庄在县北十五里，土饶地肥甲于他境，每遇夏桑麻掩映，黍稷蒙密，奇花好鸟，不能尽识，故曰原庄夏景。卫水金波，按，卫水岀辉县苏门山下，经新乡北门东流入淇，其水悠扬而不汹涌，每遇光风，丽日波动成文，水日交映色如喷金，故曰卫水金波。”[3]

（二）乾隆年间之记载。关于新乡八景，到了清朝时期县志中亦有所记载。清代关于新乡八景的描摹有所增多，其内容更加丰富。乾隆《新乡县志》中记载：

“五陵晓色，林石郁翠与汲邑山彪相联，曙光辉耀势力凌碧落可以远眺怡情。国朝李登瀛诗曰：晓色远含空，苍然晓望同，高峰先闪闪，宿雾尚蒙蒙，绿树千章外，黄鹂百转中，遥看裘马客，初起鞚花骔。 鸿门夜月，四望白沙，夜色如画，可助野趣，亦动怆怀。明卢大谟诗：鸿门一片月，夜夜印平沙，碧漠金疑堕，蓝田玉已牙露，澄江撤岸风静，浪生花雁在汀，洲宿驚飞字影斜。李台晩照，夕阳掩映光景逼人，明余相诗：弭节西风过李台，吟眸欣傍夕阳开，断霞斜卷群峰外，山色遥从千里来，桑柘荒村归鸟乱，牛羊平野暮笳哀，登临谩惜黄昏近，明月前溪待举杯。梁海诗：孙公台畔吊残晖，灿烂晴光暎四围，几处林园丹餙牗，数椽野屋锦爲扉，斜穿叠嶂峰舍丽，返照云澜鉴吐辉，鸦噪忽惊回首望，翠屏晩景此依稀。牧野春耕，牧野在县东北八里卽古牧野武王伐纣陈师之地今太公庙尚存……。卫水金波，水光澄彻，凡百歩许，每遇微风拂之，波纹如织。国朝任璇赋：吾闻至治之世，海波不兴，上理之代河伯效灵方，今天惟瑞圣地不藏宝，则兹盈盈一水，用于民，惟地之利，用于国。故城络丝，在县西南十里，故城村，冯石城济渎庙旁，龙穴深邃古称以络丝探之方及底今淤浅。李登赢诗：旧有蛟龙窟，犹闻吟啸声。仙灵成幻迹，潭水尚留名。夜雨青苔湿，春风绿草生。沧桑终无定，凭吊不胜情。司马神移，畛域纵横，长堤斜映，至其地，往往方隅莫辨。明梁海诗：典午当年称智慧，何爲沙界说迷魂，虚廊寂寞黄云霭，古殿荒凉碧草䌓，阵演八门夸相绩，师旋孤竹羡王孙，几时亲驾轩辕辂，尽辨尧封禹甸邨。……国朝王时泰诗：黄河遗故道，云树暗长堤，寺带荒烟古，日随望眼迷，顾瞻思向背，恍忽辨东西，门外神移处，从来话不齐。畅俊诗：携得双柑酒一瓢，长堤如带席频移，莫愁迷却桃源路，铁笛横吹野老知。宋之范诗：甫田如镜复如巵，一望迷离景若移，强里东南真识得，夜来风雨卜三时。”

由上述两则材料我们不难看出，在正德《新鄉县志》与乾隆《新乡县志》记载中，明清两代其内容没有变化，但清代在风景描摹上更加生动形象，在风景之后，述有文人诗词与叹咏赞美之词，让人感觉意犹未尽、身在其中。同时可以看出，清代对八景的记载较明代更加详细，且多是通过诗词来描绘内容。

总体上来说，五陵晓色、李台晚照、鸿门月色以及故城络丝，描绘出了当地的自然风光。新中地区风景秀丽，山水之间自成一画，夕阳西下时风光甚美。文人骚客对八景风光的描摹，反映出人们内心对家乡的眷恋与喜爱，对新中地区适宜居住的赞美之情也在无声处流露出来。而对于牧野春耕、夏庄原景、司马神移、卫水金波，从另一面反映出了豫北地区农耕社会中的村落生活状况。卫河之源发于辉县苏门山，至合河镇入界，合小丹河东流绕县北城下，折而东入卫辉府，今为运道，一名御河。明清时期的新乡县，处于豫北平原，水土优渥，适宜进行农耕生产与生活。在以农为本的明清时期，新乡县之百姓生活较为安逸，可以自给自足，生活惬意，农忙与闲时分明，乡里与村落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

三、新乡八景之移风易俗

新乡八景的变化与民之风俗息息相关。“观所载有土地焉，则知田野之当僻也；有名物焉，则知风俗之当厚也。”[4]新乡八景，景致之变亦风俗之变。明清时期的新乡县百姓之风俗、心性之变也体现在对风景的感受之中。

正德《新乡县志》中记载：

“按相激成风相沿而为俗，风俗之转移其几则在于上也。新中之风俗因时变迁屡矣，备书于左以见今日之移易。卫国地滨大河其土薄，故其人气轻浮，其地平，故其人质柔弱，其地肥饶不费耕缛，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如此，则其声音亦淫靡，故闻其乐，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男女极会聚，好气任侠，有濮上之风。金元夷夏杂处，风俗益偷。国朝混一以来，百四十余年斯民极儒圣化，故今男耕女织，士业诗书，淳朴是尚而浇漓尽草焉。”[5]

乾隆《新乡县志》中记载：

“风俗者，教化之端也。新乡之在三代为卫风，而自秦汉以来或称其纎俭，习事重义疏财，或讥其怠惰性缓，俗刚强汉恩礼，所言不一。意者风俗与化移易，先后之不同，有如此耶。移风易俗，使百姓纎俭习事更能重义疏财，而不至以怠缓，贻初甚且刚强，而薄恩礼，其责自在乎教民者（诗注）。地滨大河，其土薄，故其人气轻浮，地平下，故其质柔脆，土壤肥饶，不费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左传》季札，闻卫歌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史记》：卫多君子。《汉书·食货志》：其俗纎俭习事。《汉书·地理志》：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又云康叔之风，虽善而纣之化犹存，俗刚强多豪杰，薄恩礼好生分。《隋志》云：民事农桑，性多朴直，前代多文雅之士。《隋书·地理志》：汲郡河内得殷之故，壤考之旧说，有纣之余教。《文献通考》：性缓尚儒，仗气任侠。《宋史·地理志》：当室璧之分南滨大河，北际幽朔，东濒海岱，西压土党，大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汲郡之地，颇杂斥卤，宜于畜牧。宋詹文《新乡学记》云：土地饶美，物产富盛。《舆地志》云：重义疏财，有先王遗风，《广皇舆考》云：其俗刚武重义。《府志》：贫富相赈，耕桑是务，人多贫穷，钱粮逋负。《郡志》：人知向学，彬彬有文。《张耒杂志》：山水清远，土风厚善。[6]

由此可以看出，新中之风俗自三代以来，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其俗“刚武多豪杰”、“薄恩礼好生分”，其民“怠惰性缓”、“重义疏财”。明清时期新中风俗之转变，通过对比以上两则材料，我们不难看出：明代“成弘时，风淳俗美，人矜气节”，清乾隆年间“迩来俗渐浮华健讼，习奢靡。”可见，新中之风与历史时期中国家权利与地方社会的控制有着直接联系。

乾隆初年，经历清圣祖时期的快速发展阶段，百姓之生活有了一定基础。反观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相比较而言却没有明代更加具有时效性。一方面，清代满族统治者的文化之局限性不利于其教化；另一方面，其治理方式上更加侧重治官而不治民，使得社会逐渐松散，而其中的教化也就有教无化，或者说教化之能并未起到相应的净化风俗之功能。

从新乡八景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新中之地以农桑为本，其自然风光警示着安逸与勤劳之结果，而其风俗移易又清晰可见人性之变化。

四、新乡八景之思想症结

新乡八景的内容之下，实是新中之民。景致之背后，蕴藏着这一方土地上民众之思想。然而思想之由来则基于山川、河流、物产等客观条件，更为重要的则是传统与教化等主观因素。

首先，“按天下之所生，地之所产，虽有大、小、厚、薄、美、恶之不同，然其为利以资民生则一也。况新乡枕山带河，为天地之中，土美气完，其水陆之所产者甲于他邑。”[7]从中，我们可以得知新乡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明清时期百姓亦同前代，长期从事农耕，同时小农经济自身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在能够满足生活的条件之时，人们内心深处一直存在“怠惰、懈慢”之虫。同时，在丰登之年，百姓亦容易滋生怠惰之性情。

其次，更多的方面如“性缓尚儒仗气任侠”、“民事农桑，性多朴直”、“人知向学，彬彬有文”等等。这些性情与风尚源于中央对地方的教化与控制，是中央权力与地方社会结合的重要表现。其反映出历史时期中統治者的治国之道与基层社会中的秩序息息相关。明清时期统治者宣扬的理学传统，是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的需求，明清时期已经形成桎梏，同时并出现僵化的趋势。这一时期的新中民风，充分的体现了出来，其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带来的封闭性；其二，豫北平原，新中百姓以农桑为务，有较强的农本思想，故安土重迁。其三，在传统纲常与地方教化的过程中，百姓重视教化与教育等问题。其四，在政令与地方的主导灌输下，百姓出现了趋众、盲从心理。

结语：明清时期新乡八景的变化，不仅仅是景致之变。明清易代之际，其民风与民众之思想已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对生活于该片土地上的民众来讲，却是具体而又鲜活的。思想之变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对待外部的态度和接纳新鲜事物的心态等等。在移风易俗与思想症结之上，新中之地的基层社会生活同样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学术价值，其反映出豫北或者说是华北地区小家庭生产方式下的社会风貌。具体内容有：生产生活、村落结构、村民集会、祭祀游冶等等。这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注释

[1]（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7《书画》，侯真平点校，岳麓书院，2005年，第137页。

[2] 储珊：《新乡县志序》，正德《新乡县志》储珊（修）、李锦（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73号，第2a页。

[3] 正德《新乡县志》卷3，《古蹟》，第46a～49a页。

[4] 储珊：《新乡县志序》，正德《新乡县志》，第1b页。

[5] 正德《新乡县志》卷1，《风俗》，第5b～6a页。

[6] 乾隆《新乡县志》卷18，《风俗》，第637～639页。

[7] 正德《新乡县志》卷2，《土产》，第17b页

参考文献

[1]（明）储珊（修） 李锦（纂）：正德《新乡县志》，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第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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