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诗群的生活化抒写

诗歌，唯有触摸、聆听和感悟，从诗歌语言的村庄抵达一个被创造的镜像世界，好与不好、美与不美，都带有个人的喜好和阅读印记，一旦说出也许就是流逝或者改变。但又不得不说，总有一些诗歌在风沙中坚守下来，成为岁月历久不衰的植物，这也就具有言说和传播的可能性。我对桃花源诗群的感受和理解已在2011年写成《桃花源诗群的生态化抒写》①一文，并发表于《文艺报》的就桃花源诗群的特质、诗人队伍和生态化抒写的审美追求进行了简要介绍和概括，引起了诗坛的一些关注。这里，我亦不打算全面评析，仅从生活化抒写的角度谈点阅读体会与感想。

生活化与生态化，虽只有一字之差，究其内涵却大有不同。就桃花源诗群而言，诗歌的生态化抒写是一种“关系描写”，侧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既有现实批判，更有理想守望和诗意建构，是中国传统山水田园诗歌、闲适诗歌精神的一种当代呈现；而生活化抒写则是一种“现实关怀”，侧重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氛围和气息，带有更多原生态或草根性的韵味与意趣，诗人观察、感悟和表达生活的过程就是意义追问或心灵自适、精神漫游的过程。应该说，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赋予这群诗人一种审美眼光和胸襟。湘西北的秀山丽水，尤其是桃花源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由此滋生的丰富的想象力，从基调和基质上成就了这群诗人的诗歌理想和怀抱。“生态化”与“生活化”这两个关键词的拈出，是为了叙述和分析的方便，其实在诗歌中二者有时是彼此渗透、融会贯通的，并没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分界。

桃花源诗群的生活化抒写，首先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诗群中活跃着一批女诗人，她们热衷于描写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借以表达个人的情趣、生活态度和爱情立场。河流山川、月夜星光，乃至一场雪、一棵树或一只蚂蚁，都能唤起她们的诗情并予以有意味的构思和表达，她们凭借敏锐、细腻和心灵的穿越往往能从自然物象中发现新的意义，并赋予自然山水一种人格化、心灵化的丰盈呈现和灵性表达。从自然意象的撷取来看，她们尤其青睐和擅长运用“花”和“水”系列意象来抒情达意，桃花、樱花、菊花，甚或芙蓉花、油菜花，在其诗歌中或感情浓郁，或性情散淡，或朴素无华，斑斓多姿、摇曳生辉；洞庭湖、沅江、澧水，甚或清水湖、花岩溪，在其诗歌中或灵动深情，或蜿蜒奔涌，或静美如画，水气淋漓、诗意沛然。谈雅丽、邓朝晖、唐益红、章晓虹、龙向枚、陈小玲、张惠芬、张小玲、宋庆莲等女性作者，“花”意象掩映着她们诗歌的精神高地，“水”意象生成她们诗歌版图上的蓝色“海洋”，这些都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也烙上了独特的抒情风格。“花”意象和“水”意象是一方地理风物的存在，也是女性身体和心灵的隐喻，成为了她们抒写乡愁、寄寓爱情、慨叹流光的象征物。在自然景物的描写方面，谈雅丽和邓朝晖的诗歌风格较为近似，含蓄、轻灵，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谈雅丽有着细腻的观察和想象，善于捕捉细节和场景，把生命安放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凝视、倾听和感悟自然界的一切，表现人身上的自然性、诗性和大自然的神性、灵性，传达出平凡、朴素、深挚和丰富的情感，营造和追寻一种诗歌乌托邦的境界，渴望一种诗意的生活。邓朝晖表达的则是平凡生活中的诗意，善于描写和铺排景致，将诗境与尘境打通，用语言的芳香酿造出一种“微醺”的气息和氛围，传递出祥和、温暖的感觉。近年来邓朝晖的诗歌风格似乎有一些变化，开始从纯净、朴素走向丰厚、神秘与斑斓。尤其是她的那些表现边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诗作，在对独特的自然风物和风俗礼仪的描绘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力。

在表现日常生活和自我生存空间时，这些女诗人似乎不避唠叨，不胜其烦地罗列和描写生活中的种种道具与场景，从琐碎和非诗中提炼出完整、圆融和诗意。阅读者需要拨开那些看似芜杂的枝叶才能见到潜隐在生活深处的花朵和果实。厨房、客厅、卧室等一些个人生活空间和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成为了诗歌的题材，她们以一种满足或欣赏的态度触摸身边的人事和带有体温的日常器物，努力发掘俗世生活中的真情和温暖，从平凡和庸常中找到精神的归依和寄托。邓朝晖的诗集《空杯子》第一辑“安居”中的大量诗作，如《回到》《夜晚》《苍茫》《厨房里》等等几乎都是描写日常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感受与感悟，也有对平凡者、弱小者的关注和赞美，钟情于“微小的世界”和“内心的花瓣”（《这么多》）。在这个熙攘的多元化的时代，正如当年诗人叶芝所言“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中心”，众多诗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理解写作，有些诗人甚至远离生活和时代的烟火气息，自我中心、自说自话，沉溺于内心的虚妄和想象的暴力之中，其结果当然是诗歌的日益碎片化、封闭化和小众化。作为桃花源诗群中的女性作者，虽然也有人把诗歌当作一种极度私密乃至自恋的宣泄，但从总体上说诗歌不是封闭的“围城”，也不是孤芳自赏的“后花园”，而是与生活息息相通，是关于生活的诗歌，是生活溶解于内心而又在内心得到升华的诗歌。生活，是她们创作的灵感和对象；创作，是她们的一种生活样态和方式。她们写作诗歌似乎就是一种普通的日常劳动，如同种花、做饭、拖地、洗涤一样，自由自在、随情适意。写作成为了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个有机的关联体，诗歌及其写作就是她们每天都要重复的劳动，就是她们打开或关闭的门窗和打扫过后洁净的地面，这种劳动因其精神的活跃和心灵的突围而带给她们更多的身心愉悦。因而对她们来说，诗歌成为了表现日常生活和个人生存空间的象征性符码和载体，也表达和确证了自身诗意而快乐的存在。

桃花源诗群生活化的抒写，同时体现在文化生活的层面。文化景观、文化事件、文化仪式、文化名人和文化经典等都是这群诗人取之不尽的资源和宝藏，这种文化因子的摄取和提炼使得他们的诗歌带有更多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当然这种文化的内涵和气息，不是简单的添加或拼凑，而是像盐一样无声无息地溶解在水里，成为一种味道和审美趣尚，这也要求作者把那些理性的结晶有机地融入诗歌的感性描写和诗意形式中，让读者在领略诗歌美感的同时接受文化的熏染和启迪。向未（向延兵）的诗歌，有一种浓郁的宗教文化气息。著名诗人雷抒雁、韩作荣、李小雨等都曾为他的诗集作序，把他的诗归入禅诗之列，他说的虽是佛道轮回，“其本质亦是世道人心，对人生的理解和洞悟”②。寺庙袈裟、青灯黄卷、晨钟暮鼓、水中月、镜中花，等等都是他的诗作随手拈来的意象。诗人以一颗宁静之心、慈善之心看宇宙、看人生，字里行间充溢着静穆、恭谦和大慈悲，洗濯、宽解着尘世的烦恼、纠结和困惑。他的诗作处处散发着那种虔诚与干净，“甚至是深刻的安然与浓厚的恬淡”③。唐益红的诗歌，向着时光深处挖掘，越过魏晋直达三皇五帝传说的时代，在对看似原始、蛮荒的村落、河流、田野的描写与想象中，有一种撩人的气息从岁月深处奔涌而出，这就是文化积淀和发散、延续的魅力。陶潜和传说中的善卷是她诗歌中的两位文化巨人，成为了她诗歌表现的直接对象或隐性背景，也确立了她诗歌的文化基调和氛围，这就是对洁身自好和善德文化的一种诗性表达和渲染。当作者把这种历史叙述、诗意想象与现实生活对接时，就可以看出其诗作的当下意义和价值承担。因而作者在直接表现现实生活题材时，常常会以今观古或依古寻今，试图在“温暖的灰尘”之下打通文化的潜流。

曾有过高原生活经历的罗鹿鸣，对大自然有着神秘的感悟和表达。他写高原的戈壁瀚海，也写家乡小村的青山秀水，他的仿佛现代版《桃花源记》的抒情长诗《屋顶上的红月亮》弥漫着纯净的人性之光和神性之光。这样一个对大自然情有独钟的诗人，近来诗歌表现的内容和风格开始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诗作有了更多的人文色彩和文化内涵。他最近创作的组诗《汉字越千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笔下的汉字有一个动态生成、生生不息的过程，从“字”到“词”，再到“句子”和“段落”，在汉字的扩展和聚合中体现了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汉字既是文化的载体，承载和传续着中华民族文明的烟火，记录和演绎着岁月长河中的沧海桑田和喜怒哀乐，同时又构成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文化本身，有着迷人的魅力。作者在对汉字打量和咏叹的背后，实际隐含着对人和社会的思考，正如汉字如何组字成词、连词成句、由句谋篇一样，人也由孤独、游离而融入社会文明的大环境，从而产生巨大的聚合力和能动性，书写历史画廊中的华彩乐章。越千年的汉字，在作者笔下就是一部社会的文明史，一个民族的兴盛录。作者构思新巧，想象丰富，笔墨灵动飘逸，特别是运用了大量生活化的比喻，赋予汉字以生命的活力和气息，静态的汉字就变成了通灵的经脉和富有思想感情与人格高度的血肉，令人肃然起敬而又思绪邈邈。诗歌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作者对汉字的审视和玩味，其实还包含了对诗歌语言运用方面的思考，包括如何炼字、遣词，如何造句、结撰和谋篇，所以可以说这首组诗也是对诗歌艺术的叩问和探求。

桃花源诗群的生活化抒写，还体现在心灵生活的层面。“诗言志”，诗歌是最能表达诗人内心感悟、体验和志趣的。无论是日常叙事，还是写景状物，都会有内心的映射与应和，表现出诗人的心灵维度和操守。桃花源诗群正如其命名所昭示的，诗人的创作蘸着“桃花”的斑斓和绚丽，在寻找着这样一方心灵的净土和乐土，这里充满友善、和谐与美，阳光、温暖，远离世俗喧闹，拒绝庸俗丑陋。作为这个群体中一直坚持诗歌写作的诗人杨亚杰，近些年受“新湘语诗歌”的影响，尝试用富有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的语言表达内心的真实和真纯。从早年的诗集《赶路人》《折扇》《三只眼的歌》，到新近出版的《和一棵树说说话》，不论抒情方式、语言风格怎样变化，唯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在尘世中的心灵守望和诗意追寻。就如我在诗集《三只眼的歌》序文《从“抒情”到“书写”》④中所说的：作为诗人，当在常人的“双眼”之外还睁着一只美丽的“诗眼”；作为人类，当在日月两只巨眼的眨动之中还睁开虹眼、雨眼、雪眼、星眼，岂止是“三只眼”，应当是无数只眼。杨亚杰近年来的诗作依然是对诗意生活的寻找和坚守，和早年诗作有所不同的是，她不再单纯地借景抒怀或托物言志，更多的是一种内心表白和诉说。她往往借一点小因由、小事件把自己摆在对立面来审视，或把自己作为朋友来倾诉，将内心深处的困惑、矛盾、悔恨或欣喜、幸福、感动等种种情绪和盘托出，毫不隐瞒和掩饰，而这一切都是对如何“做人”的逼问和考量。最近她写作的《我想活成一首诗》简直就是她的人生宣言：“我的首就是身子啊亭亭玉立/我的诗就是骨子里散发的香气。”而在她的另一首诗歌《春天里开得最烂漫的花都没有名字》中，对诗坛不重诗歌而追逐名气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诗歌写得越来越纯粹的诗人龚道国，在不断寻求拓展和超越，近年来的诗作有了更开敞的视界和更厚实的底蕴，尤其是有了更多内心的体验、沉吟和感悟，将自然物象心灵化、情意化和人格化，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心灵的大和谐。正如他在新近出版的诗集《神采》“自序”中所言：“要感谢大自然的提醒，让我在喧嚣之中安然静下，空明透彻，……我发现，我们置身的事物总有一种神采蕴含其中，让人可以拨去浮尘，找到内心的认同，抵达美好的沉静，能够从中获得身心之适，风骨之韵，气闲之境。”在他的诗作中，物即是心、心即是物，心物交融，能够把自然万物的“神采”折射或沉潜为心灵的光芒，也能把心灵的光芒集束、投映为自然万物的“神采”。诗人杨亚杰曾撰文赏析他的诗作，看到了这一特点：“一边用心感悟自然、人生和社会，拓展心灵疆域，提升心灵境界，一边以旺盛的精力和热情，修炼性情，从容写作。”⑤诗界诸多名家在他的《神采》出版后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中对他“强大的与自然对话的能力”、“努力接近事物的本质”以及心灵化的表达更是好评有加。

以上从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心灵生活三个层面对桃花源诗群生活化抒写这一特色进行分析，是基于分析的方便所做的概括和提炼，在诗歌文本的实际情形中，更多的时候是相互渗透和浑融的。对于桃花源诗群及其创作，我会予以持续关注，还将从别的角度切入撰写评析文章。

注释：

①张文刚：《桃花源诗群的生态化抒写》，《文艺报》2011年8月22日。

②韩作荣《背对红尘，梦幻空花——读<春天的宽恕>》；向未：《春天的宽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③李小雨：《回家与出家的心路——序向未诗集<回头者是谁>》；向未：《 回头者是谁》，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④张文刚：《从“抒情”到“书写”》；杨亚杰：《三只眼的歌》，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

⑤杨亚杰：《带着家园行走——素描龚道国和他的诗》，《芙蓉》2011年第2期。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武陵学刊》编辑部）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韵波

推荐访问:桃花源 抒写 生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