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三）

四、 学科整合与道通为一

各学门之方法学问，并非楚河汉界，不相交通，不妨相互参照，彼此激荡。李约瑟在大学时代所受训练，是生物化学的专业；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以医学与生物学著称，李约瑟当过圣约翰学院院长；后来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竟能独立而杰出。何大一院士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物理，之后再去哈佛大学研读医学院。由于专业是物理非生物的训练，所以思考方法别开生面，研究方法蹊径独辟，有助于他日后的成功与卓越（童元方《为彼此的乡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旧元素的新奇组合，能创造发明新产品，古今实例极多，如将葡萄酒榨制机和硬币冲压机作新奇组装，于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1398？—1468？）发明活字印刷机。数学和生物学结合，门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创立现代遗传学之新学科。爱迪生异想天开，将并联电路连接高电阻灯丝，而发明了照明系统。诺贝尔奖得主欧瓦雷斯（Luis Alvarez）将天文学与古生物学作科技整合，于是发现行星陨石撞击地球，解答了6500万年前恐龙快速灭绝之科学谜团[史提夫·瑞夫金（Steve Riukin）、佛拉瑟·西戴尔（Fraser Seitel）著，甄立豪译《有意义的创造力》第6章《让灵感碰撞源源不绝》]。由此可见，新奇组合，造成惊人碰撞；扭转假设，容易发现不同世界；唯有跳脱旧有，才能开创新局。

闻一多（1899—1946）《伏羲考》指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之“龙”的形象，是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新奇组合而成。美国科学家L.托马斯（L.Thomas）《顿悟：生命与生活》中亦表示：凤凰、麒麟、龙、斯芬克斯（人面兽身）、格力风、圣陀尔、曼提考、根刹……各种不同之神话形象，“组成它们的各个部分，都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但“从整体上看，却是新奇的”。换言之，“它们的奇特，在于它们是各种已知生物的奇特的混合和拼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有生命的事物倾向于聚合，相互之间建立联系，尽可能和睦共处，以求在各方的体内求生，这也许是大千世界的根本之道。”（滕守尧《对话理论》，台北扬智文化公司1995年版）将一些分离的要素、概念、事物、设想，经由新奇组合，促成互生、共荣的态势，应是注重对话之当代文化的主旋律。

文学作品的研究，与文学理论的研究，往往楚河汉界，甚少交通。殊不知“作品是理论批评的土壤，不研究理解作品，就难于研究和理解理论批评的实际”。因此，程千帆先生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特色，是将作品与理论作相济为用之整合，一则“以作品来印证理论”，再则“从作品中抽象理论”。尤其是后者，主张研究古代文论，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两者之中，尤其着重从文学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以上参见程千帆《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程千帆全集》）这种视野与方法，是企图“从古代理论家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以外，再开采新矿”，也许就能有新的发现，真能获得更多的借镜和参考价值。笔者研究唐宋诗学，曾经翻检《全唐诗》、《全唐诗补遗》，探讨其中27首读诗诗，而后知唐人而开宋调者，晚唐风韵为宋人所宗法者，此中颇可考求而得（张高评《唐代读诗诗与阅读接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国文学报》第42期）。又翻阅《全宋诗》之读诗诗，得40家92题131首，宋人之学古通变、审美意识、诗学典范、自成一家，此中多有体现（张高评《北宋读诗诗与宋代诗学——从传播与接受之视角切入》，《汉学研究》第24卷第2期）。凡此，皆从唐诗宋诗“作品中抽象理论”，可据以补充唐宋诗学批评史之不足。

方法学之演练，必须自我要求，真积力久，自然运用裕如，胜任愉快。譬如系统思维，为创造性思维之一。系统分析，从客观对象的整体观念出发，研究整体与部分、整体和层次、整体和结构、整体和环境、整体和动态的辩证与统一关系（参考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刘青峰教授，“中央研究院”许倬云院士，借镜其方法理论，分别探讨思想史与历史观念，都获得卓越之成果。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一书，强调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这是它能长期延续的原因。将系统论、控制论整体研究方法以及数学模型的方法，借镜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以解释中国社会、文化两千年来的变迁与特点。转化现代科学方法，诠释解读中国历史，企图梳理出发展之规律，包遵信品题本书，称许为“史学领域的新探索”，尽管学界评价褒贬不一，何尝不是一种历史观察？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将三千年来中国皇朝的中外关系，归纳为六个系统的变动，彼此间相互影响、牵动、调节与适应。这一涵盖多重系统的复杂组织，呈现为时时刻刻的调节与移位（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为三千年来的“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也是以系统论诠释历史发展。由此可见，方法学之讲求，有助于创意之诠释。傅伟勋著有《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哲学与宗教”四集》以及《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二书，《创造的诠释学与思想方法论》一文，提出层面分析法：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创谓）等五大辩证层次，以之诠释大乘佛学、老庄、禅学，以及儒家思想，启发无限，值得观玩（傅伟勋《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印《中国哲学与诠释学丛书》，出版《佛教诠释学》、《儒家诠释学》、《道家诠释学》、《意境美学与诠释学》四书。以赖贤宗《道家诠释学》而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本体诠释学”之视角，重新厘清道家哲学“有无玄同”的基本架构，阐明重玄道观的功夫论意义，参照海德格尔之哲学，重新阐明牟宗三、唐君毅先生道家研究成果的意义。比较哲学，别具一家。

黄永武先生《中国诗学·考据篇》一书，归纳条理，揭示方法，心得分享，金针度人，几乎触处皆是。如《校勘诗歌常用的方法》，提供三十一个法则；《诗歌辨伪法·伪诗鉴别法》提出八法：考诸本集善本、考诸他书征引、考诸时代先后、考诸进化历程、考诸文字体裁、考诸事迹制度、考诸思想风格、考诸目录序跋，堪称面面俱到，此真治学研究之方。《中国诗学·设计篇》，全书分八大主题，每一主题多提纲挈领、萃取精华、梳理条例、金针度人。如《谈意象的浮现》，归纳分析前人作品，提出九大法式；《诗的时空设计》，提示十五种式样；《谈诗的密度》，提出六种手法；《谈诗的强度》，提出十种“可以”；《谈诗的音响》，提出八种方案；《用心于笔墨之外》，亦提出八种方法；《“反常合道”与诗趣》，则揭橥七种金针。若此之伦，其类实多，方法学之强调，成为系列论著之特征。有门可入，有法可循，成为通航诗学海洋之津筏，即器求道，其则不远。有益文学其他文类之全方位研究，不只诗歌之探讨而已（黄永武《中国诗学·考据篇》，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8年版，《中国诗学·设计篇》，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年版）。

诗歌笺释学，清代十分繁荣昌盛。诸家笺释，大多以“诗史”、“比兴”为诗本质的基本假定，而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作为方法学。颜昆阳对于古典诗歌之诠释，别有创见，撰有《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批判清初朱鹤龄以下，历经冯浩以至民国张尔田诸家，深入诠说，形成三百余年之诠释史，以考察其源出与流别，辨析其方法之效用。除了重新评量“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二种主体性解悟方法之功能与局限，并加以调适外，另外提出“作品语言成规”的客观性限定，强调典故词义、题材类型、客观比兴三大方面之笺释准则（颜昆阳《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中国古典诠释学例说》，台北里仁书局2005年版）。有助于清代诗歌笺释学之了解，进而可窥中国古典诠释学之堂奥。反思传统方法，提示诗歌笺释法则，亦足堪借镜。

傅璇琮先生为享誉中外、著作等身之知名学者。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运用过多种治学的方法，随物赋形，交相运用，为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学术成就的获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抵说来，有四大方法：其一，考据实证研究法，继承乾嘉学派实学之传统，体现在傅先生所有著述之中。其二，文学的历史研究法，如所著《唐代科举与文学》；其三，二重证据法，如所著《唐代诗人丛考》、《唐诗论学丛稿》；其四，诗史互证法，所著《唐代诗人丛考》、《唐才子传校笺》、《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著作，都是从诗文互证、诗史互证的方法，提升学术之理性、说服性，成功开展了文学的社会文化学研究（傅明善《傅璇琮学术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上述这些研究法，值得文史学研究者借镜参考，转化汲取，作为今后研究之利器。

王兆鹏教授为当代治词名家，著有《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两宋词人年谱》、《唐宋词史论》、《词学史料学》等专著。近著《词学研究方法十讲》，乃积累三十年来治学方法之经验之谈，虽名为词学研究，然其中方法可旁通通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书中提示之研究方法，共有八大层面：如词集目录、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作辑佚、词作辨伪、词人考辨、词作系年等等（王兆鹏《词学研究方法十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现身说法，金针度人，颇值得研究诗、词、曲、文之学者借镜参考。依此书《后记》，原来规划，尚有词人个体研究、群体研究、范式批评、定量分析、传播接受研究等等，亦皆重要之研究法，虽因故未能纳入，王教授相关论著，实已或多或少透露呈现，读者不妨按图索骥，其道不远。

有关方法学之著作，王兆鹏教授还有《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唐诗排行榜》二书。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以辅助诗词研究，很有创发意义。前书有一章专谈“定量分析”：《宋词作品量的统计分析》显示，创作量是成为著名词人的基本条件，或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王兆鹏《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显示，宋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唐宋词的确具有南方文学的特征。而且宋词的发展历程有两个高峰：一是元祐前后，一是乾、淳时期。《20世纪词学研究格局的定量分析》，分别从词学研究之基本格局、研究队伍的力量分布，凸显出问题与对策。《唐诗排行榜》，分别就普通读者、批评型专家、创作型作家三种类型的接受众，在传播接受之历程中，对唐诗作品关注度之高低，影响力之大小，进行统计分析，而完成了唐诗名篇的排行榜。排行结果，崔颢《黄鹤楼》、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赢得第一、二名；王之涣《凉州词》、《登鹳雀楼》，杜甫《登岳阳楼》，分居第三、四、五名。李白、杜甫，向来齐名并称，排行榜之统计却显示：杜甫的名篇数几乎是李白的两倍，可见杜甫诗歌之公众关注度高出李白许多。排行榜同时印证：唐代的好诗名诗，六成在盛唐；唐代之七律、五律、七绝、五绝之第一，大抵名副其实（王兆鹏等《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2011年版）。

读书治学，为求事半功倍，往往运用方法，借镜范式。犹行军用兵，多讲究兵法，参酌谋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已，不可胶柱鼓瑟，不知合变。钱锺书综考历代名将之习用兵法与否，进而论述造艺、治学之四种性行，其言曰：

赵括学古法而墨守前规，霍去病不屑学古法而心兵意匠，来护儿我用我法而后征验于古法，岳飞既学古法而出奇通变，不为所囿。造艺、治学皆有此四种性行，不特兵家者流为然也。（钱锺书《管锥编》，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0年版）

“学古法而墨守前规”，是死法；“不屑学古法而心兵意匠”，是无法。死法，拘牵黏缚，不能奋飞；无法，天马行空，自由无度。“我用我法，而后征验于古法”，则自出己意复得古法征验可否；“既学古法而出奇通变”，是学古通变，创新出奇。前者，为“有法”；后者，已优入活法。以治学方法言之，则来护儿与岳飞之性行，值得借镜参考；岳飞之“学古通变”境界，更值得追求而力行之。

日本学者竹内好谈研究方法，分为鲁迅型与鸥外型：鲁迅引进西方，选择本国最需要的东西；而森鸥外则介绍最先进、最流行的理论。何者较好？大概见仁见智。王水照教授谈研究方法，可有两条途径：其一，从理论上去讨论；其二，从一些研究名著中找方法。以为后者较为切实具体。譬如，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近代文史大家去寻绎，梳理出研究的进程与方法。同时以为：“方法本身应是多元的，宏观微观都是必需的，旧学新知应该结合，各种方法应该互补。”（王水照《“鲁迅型”与“鸥外型”——研究方法谈片》，《鳞爪文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笔者论述选题学之种种，大抵也是相容并蓄，以求相得益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陶文鹏先生，担任《文学遗产》副主编、主编，有机会审阅中国大陆学者投稿论文，对于学界之思维方式、研究模式、论文格局，较能全面而深入之掌握。陶主编曾分析《文学遗产》1980年复刊以来，27年之中，所刊载有关宋代文学研究之论文143篇，盛称“观念的更新自然引发研究方法的拓展”，宋代文学研究者不再故步自封，不再满足过去的研究套路，而是广泛运用新方法，故获得许多优秀杰出之研究成果：

（宋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广泛地运用诸如文本分析、心理分析、定量分析、系统化、信息论、控制论、审美发生学、结构主义、范式论、中西比较研究等多种多样的新方法，或把传统方法同引进的新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初步形成了多线索、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学科和谐并存各呈风采的研究局面，产生了许多立论新颖、见解独到而又逻辑严密、论证有力的优秀研究成果。（陶文鹏《开创宋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新方法之多种多样，传统方法与新进方法之有机结合，于是宋代文学研究之层面，生发“多线索、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学科和谐并存、各呈风采”，于是蔚为许多“立论新颖、见解独到，而又逻辑严密，论证有力”的优质学术论著。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为文具之学，讲究方法，自然有助研究成果之独到新创。

研究必须讲究方法，解决问题往往仰赖工具，提倡方法学，是利人利己之行事策略。此乃《孟子·公孙丑上》所谓：“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构《汉达数据库》，对于古代文献之全文检索，贡献良多。学界知而利用者，多能增强佐证，有助学术疑难之解决。如何志华教授善用《汉达数据库》工具，罗列对照《尚书》今古文、《史记》诸本纪、世家，而撰著《〈尚书〉伪孔〈传〉因袭史迁证》；潘铭基博士亦善用资料检索，考察《史记》避讳问题：胪列先秦两汉诸子史籍，如《论语》、《孟子》、《荀子》、《管子》、《孔子家语》、《新序》、《列女传》，以及《尚书》、《国语》、《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汉书》，与《史记》作对比研究，而撰成《〈史记〉与先秦两汉互见典籍避讳研究》一文。若于五十年前考察上述课题，因无计算机科技佐助，全凭人工记忆，完成研究将无可能。对于工具之驾驭与妙用，《庄子》曾揭示“物物而不物于物”一语，堪作治学之座右铭：妙用工具，而不要被工具所奴役！面对丰富而便利之知识信息，这是基本之认知。

方法，是一种工具之学，不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且贵能因事制宜，进行适切的转换性创造。美学思想家李泽厚曾批评康有为《大同书》中的“西体中用”，以为严重缺陷就在他缺少了“转换性创造”这一重要观念。康有为没认识“中用”不是策略，不是用完就扔的手段，而应成为某种对世界具有重大贡献的新事物的创造（李泽厚《漫说康有为》，香港《明报月刊》2006年5月号）。同理，上述所列各种研究方法，采用何者？必先相体裁衣，同时进行创造性转换，才不至于水土不服。创造性原理所谓“移植”、“换元”（田运主编《思维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可化用于研究方法的实际操作上。诚如李泽厚所言，方法不只是策略和手段而已，既不可“用完就扔”，亦不可穿凿附会。唯有转换性创造，或创造性转换，才能跳脱“预设法式”，由“死法”转化为“活法”（吕本中《夏均父集序》“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苏轼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差堪比拟。

（作者单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

推荐访问:学术 创新 方法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