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受访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工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

中国工业改革最真切地体现和反映了迄今为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内容和艰难经历，以及改革的主要成就和必须继续解决的问题。

——金碚

谈到中国管理30年，就离不开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梳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尚处于工业化阶段，中国经济的最大主体是工业，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工业（工业企业）改革。梳理工业30年也就是梳理了中国管理30年，我把“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分成了三个阶段：

突破计划经济羁绊

——挣脱贫困低效陷阱（1978-1991年）

这个时期，中国工业改革发端于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1978年4月2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是当时指导工业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其基本思路是明确 “企业是生产单位，必须以生产为中心”和强化生产指挥过程的责任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总工程师、总会计师责任制），来建立和保持正常的企业生产秩序。当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既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路线转变在工业领域中发出的一个先声，也体现了在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贫困的困境中，工业领域渴望变革的迫切愿望。

此后若干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战场在农村，其实质就是要求建立或者恢复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农村改革短短几年就取得明显成效。这给工业改革以极大的启示和刺激：要向贫困和低效宣战，就必须突破计划经济羁绊，这成为工业改革最初的意识起点。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让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尝试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就在计划经济体系中为市场经济撕开一道缺口。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市，工业改革（企业改革）成为中心。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这一年开始，以工业领域为突破口和主攻点，计划经济的清规戒律一个个被打破。价值规律、价格改革、经济刺激等市场经济运行机理和原则，逐步得到承认和实行。尽管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大多具有计划和市场“双轨制”的特征，并因此而产生了许多矛盾和混乱现象，但毕竟是在计划经济的机体中顽强地生长出了市场经济的因子。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企业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包括大集体所有制）改革，即要把原先作为政府附属物和计划指标被动执行者的国营企业，改革成为独立核算的经济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且从增加工资、允许发放奖金等开始，逐步引入经济刺激机制，力图改变“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严重低效率行为。二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发展，并逐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可以进入的产业领域。期间，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在计划体制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因此，农村工业发展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特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对外开放打破僵化体制，为改革探索道路和获取借鉴的思路，因此，允许和鼓励外商投资成为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探索改革道路的重大战略举措。这样，工业改革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三分天下”企业结构基本格局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与此相适应，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二是，以实行优惠政策和建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等方式，打破计划经济的封闭体系，植入市场经济的活体。整个社会开始承认：个人和企业追求收入、利润和财富不仅是正当的个体理性行为，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合理行为。这一深刻的观念革命对于突破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此观念革命为基础，“发展是硬道理”、“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等口号迅速成为发自内心的社会共识和推动中国30年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内在动机。

走上市场经济道路

社会主义模式创新（1992-2000年）

1992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毫不过分地说，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历史上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当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不仅进一步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且从根本上明确和坚定了中国改革不可动摇的方向。

如果说前一阶段（1978-1991年）的中国改革是“逼上梁山”和“穷则思变”，那么，可以说，1992年开始的改革则具有“义无返顾”的特征，表现为“不再争论”，“大胆尝试”，“决不走回头路”。这一阶段的工业改革开始向计划经济的各个环节发起大胆攻击。

首先，工业经济管理体制逐步摆脱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性管理，政府管理工业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重大改革。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企业要求政府“松绑”的呼声越来越强，政府工业主管部门首先成为改革对象。从此以后，大多数国有和大集体工业企业都不再有直接的行政隶属主管部门了。中国工业经济的组织体系彻底从“部门管理”的计划系统，转变为自主企业的产业组织集合体（改革开放30年来，共进行了6次政府改革，分别开始于1982、1988、1993、1998、2003和2008年）。

第二，中央向地方，政府向企业不断“放权让利”（包括将许多中央国营企业下放到地方），同时逐步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直至199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宣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由于多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国有企业的市场适应性非常差，经济效益低下，大多一度陷于严重经营困难的境地，因此从1998-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目标的基本实现为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的同时，非国有和非公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非公有制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工业经济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非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比重逐步下降。按工业总产值计算，1978年国有企业占77.6%，集体企业占22.4%，其他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极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199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下降到51.5%，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个体和其他工业企业）占48.5%。

第四，与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相应的是社会分配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使亿万人民从对切身利益的关心上，拥护和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并以持续的热情投入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第五，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过程中，价格体制改革是一个既不可回避怠慢，又充满极大风险的难题。到20世纪末，绝大多数工业产品价格都实现了市场化，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

第六，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不仅表现在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长，而且，特别是表现为投资环境的明显改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建立，中国从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期内，就成为世界吸引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的工业生产能力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大国，为“中国制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探索科学发展之路（2001-2008年）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它标志着，中国承认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现实性，决心全方位融入这一必然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这同时标志着，中国准备好了将在经济体制和机制上同世界接轨，接受世界市场经济制度的共同规则和竞争政策。从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是全世界的事情。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仅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所以，加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仅来自国内，而且将承受来自外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也就是说，进入这一时期，内部的改革要求和外部的改革压力将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加快改革步伐。而且，改革方向十分明确清晰：同世界市场经济制度全方位接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体系。如果说此前的改革开放完全是中国自发的行为，那么，进入这一阶段的改革开放就具有了“内外夹击”的特征，而且是“方向既定，别无选择”。简言之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完全走上了一条必由之路。

自由市场竞争极大地解放了企业的生产力，但企业为追求市场竞争优势特别是成本价格优势，以“血拼”方式参与竞争，代价也是巨大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无度圈占土地，严重破坏环境生态和对劳动者权益（劳动条件和报酬）的忽视等。所以，到世纪之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为节约资源和土地，保护环境生态，维护劳动权益，必须对企业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管制。

因此，以更有效的方式对企业行为进行必要管制，成为新时期工业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工业领域中的直接体现。

也就是说，工业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物质的增长，而是必须以人为本，即让人民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并且必须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从WTO规则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规则来看，中国国有垄断企业的深化改革，不仅是中国工业发展的要求，也必然成为国际关注的重大问题。从这一问题上也可以看到中国工业改革所具有的国际意义。中国工业改革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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