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办法”能否破冰抗生素僵局

方案，对医疗机构提出一些具体的技术性标准，诸如要求医疗机构住院和门诊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不得超过60%和20%。

抗生素滥用属于临床医学上的不合理用药，有多种表现形式可能会导致抗生素的滥用。第一，无适应症用药，或有适应症未得到治疗。在患者并不需要的情况下，医生开安慰性药或保险性药，无指征的预防用药或治疗用药。对患者需要治疗的疾病却并未进行适当的药物治疗。第二，药物选用不当。药品具有治疗性和不良反应双重属性。选用药物时未全面了解药物的成分、药理、毒副作用，也未考虑到患者的用药史及特异性体质，以及老人、儿童、孕妇、久病体弱者的禁忌，随意用药。第三，不必要地使用贵重药品。单纯为了经济效益而开大处方和价格昂贵的药，违背合理用药的经济性标准。

因为临床医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甚至治疗结果并非是医生完全控制的，如果加诸医疗机构和医生身上硬性的技术标准，并且这种标准并不一定符合医学规律的话，往往会产生反向效果。

所以，这种一般性或者硬性的法律规制标准必须要符合医学规律，是否给患者使用抗生素需要视患者的具体情况、需要视特定的时期而定，简单的硬性标准会导致医院为了避免超过法律规定的数额，在本该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而不使用，这种看似合法的行为损害的恰恰是患者的利益。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就意味着法律规制的无效，甚至出现负面效应。

因此，在制定有关规制抗生素滥用的技术标准时，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出现类似现象。那么，在制定法律规制措施时，需要设立专家咨询制度和公众参与机制。

近年来，药品监督部门也日益重视专家在规制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05年印发的《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意见》中也指出，要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因此，在科技风险规制中，需要建立一个不断更新的专家库，利用专家的专业知识来为对法律规制提供专业指导，使得各项规制措施中的技术性标准能够符合医学规律，产生预期的规制效果。

抗生素滥用问题直接关系到公众健康权益的保护，因此引入公众参与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公众参与可以使得规制机构在政策形成和规则制定时，能够考虑到民众的需求；也能够拓宽规制机构在科学、技术和政策等方面的选择可能性；还可以使得公众在规制政策形成中反映自己的利益，能够在规制措施形成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

卫生部在制定《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管理办法》中，积极向社会全面征求意见，就是在贯彻这种措施，并且取得一些成果。诸如，在《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管理办法》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就对一些硬性标准作出了删除。因此，对于法律规制中的一些技术性标准必须在征求医学专家的基础上作出，并考虑民众对法律规制诉求，从而避免法律的过分介入导致的“不良反应”。

尽管我国抗生素滥用的控制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只有在认识到法律规制的能与不能基础上，才可以真正地打破我国抗生素滥用整治中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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