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惘之瞳

时间总是洗涤着历史的尘沙，湮没了太多的风霜雪雨，留下的，是在跫音空洞的流逝中依然鲜活的人和事。

比如我一直兴味不减、念念不忘的历史上的同乡——黄恩彤。

黄恩彤(1801－1883年)，原名丕范，字绮江，又名石琴，山东宁阳县添福庄人。15岁时县试第一，26岁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热河理刑司员。1840年后曾任广西乡试正考官、江苏巡察使，1842年参与议定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1845年任广东巡抚，1846年被免职回原籍宁阳。

《澳门月报》1844年9月号这样记述：“像耆英和黄恩彤这样的人，在一切有机会和他们相识的人的眼里，抬高了他们国家的品格，并使外国人对于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才有一较高的概念。”

因为这样的高度评价，我曾经以为，黄恩彤或许就是历史烟河中最先睁开的一只眼睛，他看到了顺势而为是清政府的唯一选择，便义无反顾地站在了议抚的立场上。即便如此，他仍然坚定地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竭尽着为人臣子的苦心衷肠。

更值得一提的是，黄恩彤在澳门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数次与外侮强敌攸关领土社稷的激烈斗争。

澳门的基督教坟场，譬如一个寂静落寞的失意场，如水的时光，以及渐渐演化成传说和历史的某些记忆，在一片幽凉之中，闪射着暗色晦淡的茫然之光。

基督教坟场有墓冢数十座，埋葬的多是来华的英国商人、殖民者、鸦片战争中在华身亡的英国将领及基督教传教士。坟场中最著名的有居澳门20余载的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是基督教在近代第一位来到中国的传道者，属英国伦敦传道会，1807年9月4日抵澳门，从此开始了他在华长达25年的传教生涯，死后葬于教堂旁边的墓地。这里还埋葬了来自英国、美国、荷兰、丹麦、瑞典和德国的国民，更有一些身份显赫的人士，比如英国皇家海军舰长亨利·约翰·史宾塞一丘吉尔，这位丘吉尔家族的曾祖，定然想不到他的后人可以成为英国的首相；比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之孙、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之侄，美国海军上尉约瑟·哈罗德·亚当斯等等。

如此巴掌大的一块土地，能够容得下如此重量级的人物，起始于宗教的驰禁。而与此关系密切的人物，便是黄恩彤。

1720年，因“礼仪之争”，康熙宣布对基督教实行“禁教”，这一政策其后又被奉行不替，直至鸦片战后才为之一变，改行“弛禁”。此一转变，不仅是清朝西教政策的一大变迁，而且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转折，更是中西关系史上一件事关宗教文化源流的大事。于此，论者不乏其人，褒贬也莫衷一是。由此，我们便不得不认真探求西洋教派在中国发源与发展的轨迹了。

基督教传统上认为，多马(印度使徒)或巴多罗买，是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的人。而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唐太宗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基督教初次传到中国，这是西教在中国的最早出现。历经宋、元朝代更替，基督教也时有兴衰，其他教派也陆续传人。1368年，明朝建立，摧毁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于元朝灭亡时，再次中断。明万历六年即1578年，驻澳门的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神父，认识到在文化发达的中国传教需要改变策略，于是，他从印度调来了几位年轻的传教士，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希望他们今后传教时能够得到中国官员的支持。这几个人中间，就有罗明坚、巴范济和利玛窦。

至清代，西洋各教派发展信众无数，具体数字无历史可考。但从耆英向道光皇帝的奏报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弗兰西夷使喇萼呢请求各款多属必不可行，业经逐加驳斥，惟天主教驰禁一节请求甚坚。……奴才伏查天主教自前明西洋利玛窦传人中国，各省愚民被惑入教，所在难免。惟二百余年并未滋事，究与自莲、八卦、白阳等项邪教不同。”经再三吁请，道光帝批准驰禁天主教。

在此过程中，广东按察使黄恩彤，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中地位仅次于钦差大臣耆英的二号人物，在“弛禁”交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法国外使拉萼尼交涉“弛禁”初始，曾遭耆英回绝，谈判陷于僵局。于此，黄恩彤展现了他对外交时事的高超把握，认识到西教已经不是禁与不禁的问题，信徒众多，禁不如疏，如同大禹治水。他在《抚远纪略》中回忆劝说耆英：“中国禁天主教，乃禁中国之人，借天主教为名，公行不法，并未曾禁西洋之天主教。”同时，又向法方提出驰禁的两项先决条件：一是外国人不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二是中国内地教徒如有犯案的仍由中国官方惩处。耆英接受黄恩彤的建议，向朝廷多次上疏。1846年，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对基督教驰禁，这是对行之多年的禁教政策的全盘推翻。拉萼尼曾就此赞誉黄恩彤等：“就中国而言，他们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而此时，中国第一位基督教的传教士马礼逊，已经在澳门去世十多年了。

关于“驰禁”在当时的激烈斗争和是非得失，后人只能从现在的观点，或者从历史学家的论断，去猜测或者想象。而今天，当我们漫步于澳门的街头，看着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西方建筑，看着不同宗教文化的融合交流，历史上关于宗教开与禁的论争，便显得不再重要。而当我们了解孙中山等民主先驱，包括蒋介石等一千历史人物，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又怎能说“驰禁”就是近代与西方外交史上的历史败笔呢?我们眼前看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已经是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再看马礼逊的墓碑，心头便有了另一番味道。

清廷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不但粉碎了清政府的大国梦，也拉开了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历史序幕。

钦差大臣耆英与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在香港刚刚换文《南京条约》之后，澳门总督边度便向耆英提交照会，提出了改变澳门地位的包括“废除澳门缴交地租、澳门成为各国商船贸易的自由港”等七点要求。耆英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葡萄牙竟也乘人之危，做起打家劫舍的勾当，胆敢提出那么多的无理要求，而其中有些条款，简直不能让人容忍。他委派布政使黄恩彤和咸龄等前往澳门，“与该夷目从长计议”。黄恩彤、咸龄一干人马，在澳门“与之反复辩论，又经屡次专札指斥，该夷目情词虽极恭顺，而语言依违未肯遽遵”。由于澳门会谈没有结果，1843年10月，广东官方去函邀请澳门总督和理事官前来广州继续商议。会谈并不十分顺利，而是经过“再三辩论”才使意见渐趋一致。关于这次会谈的详情，虽然未见记录，但我们从耆英递给朝廷的奏折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在以往管理澳门条例的基础上，比照五口通商后出现的新情况，全面考虑了葡萄牙呈请的几点要求，什么不能准许。什么可以让步。如澳门是中国香山县所属的中国领土这一基本点，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葡萄牙要求澳门依照香港事例办理的美梦，被无情击破。

在这次的较量中，清政府让出了经济利益，而对澳门的主权地位，却没有做出丝毫的

改变。黄恩彤作为极其重要的谈判代表，应当说功不可没。黄恩彤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称赞，就连参加条约签订的外国人也赞扬黄恩彤“是中国最重要的将要崛起的政治家之一……他同外人接触，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和其他中国人颇不相同”。黄恩彤在总结自己外交生涯的《抚远纪略》中曾经说过：“刚柔迭用，操纵互施，虽有时俯顺其情要，未敢稍失国体”。对此。众多的黄恩彤研究学者已经认同。黄恩彤在一首诗中称：“重持玉节到江乡，筹海先储活国方”，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了救国的根本在于“活国”。黄恩彤比魏源等一代贤人，更早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危机，并思考着摆脱危机的良方。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面向西方思考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先驱。

里斯本协议改变了澳门的地位，黄恩彤面对枪炮凛然决然的所有坚持和抵抗，在四十年之后，被一个叫金登干的人，轻轻化为乌有。

黄恩彤再次与澳门联系在一起，也定然非他所愿。

中美《望厦条约》是比中英《南京条约》、中英《虎门条约》更细致更彻底的不平等条约。它是加在中国身上的又一道更为沉重的枷锁，并成为之后中法《黄埔条约》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范本。

据史料记载，1844年夏，钦差大臣耆英率黄恩彤等谈判人员抵达澳门，与美国及法国进行“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的谈判。1844年7月3日，中美双方代表于普济禅院内，签订了最后协议。签完条约，黄恩彤随耆英到妈阁山游玩，黄恩彤在妈祖阁摩崖上题词：“苍山峨峨，碧海回波，仗我佛力，除一切魔。”并自识曰：“道光甲辰五月，偕潘德畲伯仕成，赵怡山侍御长龄，铜竹樵司马俦，来游妈阁，书此以志。”

关于这一段题词的记述，有人曾经说是黄恩彤的自我标榜，暴露了他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对此，我不敢苟同。我多次私下揣度，“仗我佛力，除一切魔”是黄恩彤的斗争宣言，字句之间充满了对西方恶魔的憎恶，他希望能够借助神力，对一切恶魔般的西方列强，除之务尽。而这句话的背后，却是他的无可奈何。国弱民贫，无力除魔，只有借助佛力。

而佛在何处?佛在妈祖阁。

辞官12年后，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美、俄出面调停，黄恩彤受命赴天津帮办。尚未抵津，《天津条约》就已经签订。我不知道黄恩彤在得知协议签订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他悻悻而归的路途是否充满遗憾和感伤。12年的沉寂，黄恩彤本以为可以东山再起，但他错了，他早已经被时事抛弃于万里之外。我一直弄不明白，年近六十岁的黄恩彤，在一纸皇命之后，为何还能有如此的热情和决绝。虽然他早已离不开他的“知止堂”，虽然他的“知止”二字一方面有着急流勇退、知道何时停止的含义，更深层次的含义应在于“知耻”。但只要朝廷的一声传唤，黄恩彤却是无法停止的，廉颇虽老，却可以随时以命相交。

而此时，黄恩彤的望眼看不到妈祖，看不到自己曾经苦心经营的政治谋略成为现实。黄恩彤的睿智只是清朝政治的偶一苏醒，他的目光可以穿透历史时空，却左右不了“战”与“和”的风云博弈。黄恩彤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向了对外交往的最前沿，在那种列强咄咄逼人，民、夷剑拔弩张，“剿”、“抚”论争激烈的政治背景下，即使他寸利必夺，寸土必争，又能维护多少的国家利益和清廷的尊严?即使他伸出双臂，又能擎起多少晴空?

在澳门和广东处理对外事务，是黄恩彤官宦生涯的顶峰。当时不少外国报纸评价：“黄恩彤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但这样的评价，对黄恩彤而言，与其说是褒奖，更不如说是讽刺。后世的研究专家们这样说，黄恩彤柔中有刚、刚柔相济的灵活策略，贯穿于与西方交涉的始终，由黄恩彤开始的外交策略的得与失，为中国近代外交提供了借鉴。但这样的评价，已经是历史的回声了，黄恩彤无法听到。

我一直想弄明白，那双睿智的眼睛，面对“苍山峨峨，碧海回波”，为何总是透出无边的茫惘。

谁之过?天之祸?

历史记住了：在妈阁的山路上，曾经有这样一个人，来过。

(原发于2011年3月14日《联合日报》，有较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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