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互看的窗口

[摘　要]澳门古近代文学是一种“植入”式文学，即中国内地的文人墨客旅澳或居澳期间，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主潮和文学现象。它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它的东西方互看，你看我，我看你，但说不上有意识的交融。研究澳门文学发展足迹，这种东西方互看的窗口作用，对理解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相遇和碰撞，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文章重点探讨澳门古近代“植入”式文学的内涵。

[关键词]澳门文化；澳门文学；“植入”式；东西方互看；窗口；内涵

[中图分类号]1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0)06—0142—06

一

从总体上说，澳门文化与文学，是居住在澳门或曾经来过澳门的中国内地人、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澳门本地人共同创造的。

应该说，澳门文化与文学的根，一大头在中国内地，一小头在欧洲，这是属于两个悬殊较大的文化体系和文学传统。

中国文化的“官方”特点由来已久，早在夏商周秦时代，中国文化的雏形就是记录王者言行事迹的散文。《汉书·艺文志》日：“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确定了中国古代君王至上的文化特点。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由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自然条件，形成一种以“求善”为目的的道德型文化，和以“求治”为目的的政治型文化。这种“伦理一政治型”文化，以“修身为本”的道德学说作为维系社会、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持，由地域的多元性，到政治的“大统一”，形成了以人世为主导的儒家文化精神，并与以出世为主导的道家、佛家思想互补，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政治、道德、伦理、宗教、社会风习、典章制度等广泛地结合在一起，并从各个方面吸取它的精神与原则。这种民族文化精神源远流长，早已凝聚为利弊兼有的民族心理的历史积淀，形成一种东方文化精神。中国文化思维有其鲜明特征：一是直观性，特别是儒家学说，它信奉“经世致用”的原则，思考的是实实在在的国家政治、人伦教化、长幼有序、个人的修身养性、等级的行为规范等。二是整体性，道家思想全方位地思考道、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道”是包罗万象的天地之母。老子思考了以“道”为本体的自然观以及人的位置。庄子认为圣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顺应自然的规律，“观乎天地”，与万物的自然本性相通，并意识到生命的“无动不变，无时不移”，显示了其自然观的思维的整体性。三是顿悟性，释家思想是一种非理性思想，它的无我皆空的基本点，使它走向出世的沉思冥想，而重觉悟、顿悟，在觉悟、顿悟中使主体消而弭于无形。上述思维的几个特征，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文化思维的一种心理整体结构。

欧洲文化的源头，来自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贸易和征战，虽然古希腊、罗马文化后来衍生了灿烂辉煌的欧洲文学艺术，但文化的传播方式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特点，使得欧洲文化趋向平民化。在思维模式方面，欧洲与东方文化正好相反，欧洲文化重理性，推导出一个理念世界，并力图使它与现实世界结合起来，所以重感性、知性与理性的结合，重理论体系建设。但是，当理性解决不了上述统一，就推导出一个至善的“上帝”，接受了基督教的观念，使得理性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当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理性的胜利，最终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人们发现，上帝死了，理性也变得苍白无力、不可信任，于是人们便进入了“无家可归”的处境，这种思考也成了当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季羡林指出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不同的地方，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是，最根本的不同却表现在思维模式的不同上。他认为，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所谓综合思维，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两句话：整体概念与普遍联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用医学来打个比喻，头痛可以医脚，反之亦然。所谓分析思维，其特点就是抓住物质，一个劲地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基本粒子。是不是还能往下分呢?在这里，科学界和哲学界意见都有分歧，一派主张物质无限可分，一派主张有限。这种分析的思维模式，有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再用医学来作比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民族文化精神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深层心理结构，使艺术思维方式成为一种富有民族特性的审美把握方式，并在人们的气质、禀赋中表现出来。法国人睿智、热情；美国人富于求实精神；英国人沉静、机智；德国人长于思辨，富于理性；俄国人喜深思，富有社会责任感；中国人内向、含蓄，富于哲理悟性。所有这些在人们长期审视世界中形成的心理特征，在进入文艺创作时便相应地转化为审美把握世界的特征。于是人们在狄更斯、萨克雷那里看到了幽默、讽刺和多情、善感；在巴尔扎克、左拉那里看到了恢弘的构建；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看到了深沉的道德、宗教探索；在惠特曼那里看到了新大陆交响乐式的明快、奔放；在曹雪芹、汤显祖那里看到了灵悟、雅致和沉郁的抒发。至于在人物、风尚习俗描写、语言手法使用方面，这些伟大的作家元不都在自己的作品里渗透着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或特有的民族心理气质。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贵族不同于最后出家的贾宝玉；勃朗蒂的罗彻斯特与简·爱和屠格涅夫的罗亭与叶琳娜也判然有别；即使是歌德的浮士德与马洛的浮士德的内涵也是不一样的。

二

两种不同的文化渊源，使生活在澳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文人，和葡萄牙以及西方其他国家文化人的身上得到了显现。从明末至民国，到澳门来的中国文化名人，多数是些落难或正在当职的官员。譬如，明末清初一些忠于明室的明朝遗民，有屈大均、徐缄、李绥祺、龚鼎孳、卢缩、陈确、彭孙适、王鸿绪、李澄中、陈子升、毛奇龄、林凤岗、尤侗等。自民国成立以来，以遗老自居，依旧效忠前清朝廷，不事民国新潮的，有汪兆镛、吴道缩、张学华、汪兆铨、钱二南、利树宗等。再有就是清朝的官员，有两广总督吴兴祚，掌管粤海关的成克大，广东南韶道按察司副使劳之辨等。还有澳门同知印光任和张汝霖，以及后来的康有为、丘逢甲等人。这些人除了抒发他们的故国之思，爱国情怀之外，对当地的异质文化也作了详尽的描述。其中，清代印光任与张汝霖合著的《澳门记略》是富有价值的著述之一。该书共分两卷三篇。上卷包括形势、官守两篇。其中形势篇记述澳门的地理形势，山海胜迹及潮汐风候等，官守篇记述澳门的历史沿革，主要是葡萄牙占据澳门之经过和明清两代中国政府在澳门设官置守、施行管辖的情况。下卷为澳蕃篇，着重记述澳门西人(主要是葡萄牙人)的体貌服饰、生活起居、习俗风尚、物产器具、船炮技艺、语言文字等，同时对当时来华贸易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有简略的记述。印、张二人在诗词方面也颇有造诣，《澳门记略》在正文相关处，注录

了他们和友人们吟咏酬唱的不少诗作。这些诗作不仅可对正文起注脚和形象化的作用，本身就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其中有些篇章载人《四库全书》。这些著述展呈了站在古老的中国文化立场，向异质文化窥视的倾向。因为很多历史、文化和文学的著述不是澳门本土的产物，诚如明清、晚清和民国三个时代留在澳门浩如烟海的诗词，韩国学者李德超就把它们称作“澳门之中国文学”。

长期以来，东西方文化在澳门相遇、交汇、融合，西方背景和中国语境使澳门地区的文化有了差异性、共同性和多向思维性的特征，澳门成了一个“跨文化场”。[4’澳门兼有地中海式的和中国南方风格的，带有鲜明南欧风格的建筑，还有许多中西合璧的建筑群。澳门城市不大，但信仰各种各样宗教的人甚众，是一座充满宗教气息的小城。澳门人口构成复杂，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各有自己的方言和次方言，被称为“语言博物馆”。“土生葡人”族群生活在东西方文化边缘，两种文化都在他们物质和精神层面上表现出渗透和交融的迹象。明清时代的中国内地文人来到澳门，看到的是澳门作为当时繁盛的东西方贸易港场景；是澳门附近海域中国南方水上居民蛋家的独特生活；是居澳葡人的使用器物与风俗习惯；是中国诗人与居澳西洋人的友好交往；是中国诗人带着敏锐新奇而又不离乎中国文化的目光看待西方事物；是它的欧陆风光和它的“西洋味”。汤显祖的《香澳逢贾胡》：“不住田园不树桑，蛾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叙述他在澳门遇到的贩运珍异珠宝的葡国商人的情形。屈大均的《望洋台》中有“洋货东西至，帆乘万里风”的诗句。魏源在《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中，表现了一个中国文人对西洋音乐的感受和理解。这首诗，第一部分描写诗人乘着天风，遨游四方，被吹送到充满西洋情调的澳门。“天风吹我大西洋，谁知西洋即在澳门之岛南海旁”，气势磅礴，不同凡响的开头，为整首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调。第二部分描写风琴的音乐效果，而与澳门关系至为密切的大海，作为这首乐曲的主题。第三部分抒发诗人的感慨。诗人感到中国人与西洋人虽然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却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彼此的感情是可以沟通的。韩鹄在《澳门蕃女歌》第一首这样描写西洋少女：“楼头一见巳销魂，性本聪明态本娇。时嚼槟榔还默默，玲珑玉质透鲛绡。”该诗绮罗香泽气甚浓，乃至有轻薄之嫌，但描写澳门西洋少女，当属最早。而葡国诗人庇山耶(Camito de Almeida de Pessaha 1867—1926)在他的诗歌《中国二胡》中，则具体描述自己在那悠悠的二胡声中，如何被“二胡的泣诉之声所触痛”，使得他“心会振起小小的双翅，痛苦哀伤地扑翼挣扎”，抒发了一位西方文化人对中国艺术的感受和理解。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文人对西方事物的观察相对要多、要主动一些；西方文人对东方事物的观察相对要少、要被动一些。这也是事实。

在这些“互看”式的诗词作品中，蕴含着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命题。譬如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者”形象问题，从澳门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他者”形象，可以看到文化中异国层面的“对话”，民族间的相互看法，文学想象间的相互诠释。这是一种文化在另一种文化的“镜像”和“折射”，可以看作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中注重个人修身立命、洁身自好的传统。从南巡澳门的中国官员的一些诗作中，可以看到这些文化传统优秀的一面。吴兴柞在澳门留下长诗《抵香山，舍舟从陆，经翠微部、前山寨、官闸口至濠镜澳，遍观炮台及诸形胜，薄暮留宿》，其中写道：“……前山寨接官闸口，鬼子来迎群稽首。自从逆寇逞狂澜，芜草凉烟断行走。天威赫赫靖妖氛，海宇忻然瞻庆云。年来花柳无春色，春色于今倍十分。回环岛屿如鳞次，昔日腴田荆棘蔽。从兹万姓乐开平，老幼扶携返村肆。烟锁双城峙炮台，神威八面一时开。声惊百里撼山岳，始信鲸鲵不敢来。蛮乡别是一风景，楼危海岸波披影。落日千家打暮钟，令人不觉发深省。南望萧疏十字门，青山双画两眉痕。波斯未至珊瑚杳，维舟空载月黄昏。黄昏月上乌桕树，绳妆瓦枕留客住。明月还看九里香，春风春雨宁相妒?”诗章写了澳门贩货归来的行商，安居乐业的百姓，以及他在关闸口受到澳门葡人的迎接，巡视时各炮台又鸣礼炮致敬。吴兴祚拒绝了葡人宝珠异珍的馈赠，黄昏时绳床瓦枕，寄宿僧寺。全诗沉郁阔大的气氛和清廉自信的情怀，都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个人可能作出的最优秀的陶冶。当时，澳门葡人对中国官员是俯首低微，毕恭毕敬。另一位钦差大臣杜臻在他的长诗《香山澳》同样记录了上述情况。他下榻在葡人特为他预备的宾馆，杜臻在《粤闽巡视纪略》中称：“馆于予直室有三层，……床几皆泥金，地锦鲜花蕊瓣，厚数寸，红紫灿然。”

效忠前朝的落难文人常常以地处南疆的澳门，作为恢复前室的活动基地。屈大均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二十九年(1690年)间，曾多次来澳门，其目的就是要联络南疆反清志士，以图恢复明室。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比较强大，但诗人屈大均已经流露出将会丧失领土管治权力的担忧，充溢着爱国主义精神。他的《澳门》诗六首其中第一首：“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就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其中第五首：“山头铜铳大，海畔铁墙高。一日蕃商据，千年汉将劳。人惟真白氍，国是大红毛。来往风帆便，如山踔海涛。”

清末的落难文人，在澳门二龙喉张园设了一个名为“莲峰陶社”的诗社，定期雅集，互相酬唱。莲峰乃澳门别名，陶社取陶渊明隐居之意。他们仿效明末抗清诸遗民，表达一种悲愤孤忠、矢志不二的情怀。

还有一些因其他原因到澳门的文化名人，例如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清初著名诗僧释迹删等。清初名画家因信天主教随西方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 1623一1693)到澳门的吴历等，他们的诗作表现了符合他们身份的特点。汤显祖的诗清新瑰丽，对澳门的风物、人情及华夷贸易等事很感兴趣。例如《听香山译者》之二：“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释迹删的诗作有恬静出世的禅机，把以往的故国之思渐次熄灭于现实之中。例如《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但得安危便死心，写将人物报东林。番童久住谙华语，婴母初来学端音。两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身纵步吟。”吴历的诗多数反映他在澳门的道学生活，例如《澳中杂咏》三十首，其中的一首：“关头粤尽下平沙，濠镜山形可类花。居客不惊非误人，远从学道到三巴。”

随着贸易的展开，西方文化也进入到澳门。澳门是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当时的教士大部分怀着强势文化的优越感而来。他们认为中国人尚无资格担任教士。等到他们认识到需要发展中国教士的时候，又认为中国内地人尤其青年信德不纯，不能坚持修道，只接受来自澳门的中国天主教徒家庭的

青年。然而，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也历尽坎坷和艰辛，不少人锒铛入狱，受尽酷刑，不少教会被遣散。

与这种试图改变中国人信仰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葡萄牙在澳门也留有更具西方人文精神的创作实绩。葡萄牙著名诗人贾梅士(Cam6es，Luis de1524—1580)落难隐居澳门，留下了他的不朽叙事长诗《庐济塔尼亚人之歌》(／K名《葡国魂》)。《葡国魂》是希腊、罗马派风格的作品，全诗分十章，1，102节，每节八句，以葡萄牙航海家伽马发现通往印度航路的事件为背景，宣扬开拓疆土，揭露统治阶级的自私自利，对自己国家漠不关心。从内容上看，这首传世的叙事诗《葡国魂》，虽然写于澳门，但与澳门无关。澳门只是贾梅士的落难栖息地。传说贾梅士居澳两年，每于公余闲暇，常到今日白鸽巢公园之贾梅士石洞下低徊吟咏，并在石头上完成了这部传世的叙事长诗。

另一位西方大诗人奥登(Auden，w·H 1907—1973)写了一首题为《澳门》的现代诗，把殖民统治下的澳门的颓败气氛暴露无遗。奥登没有一字提到民族主义，但一读便知道民族主义不能在澳门抬头。奥登接受过正统的牛津学术训练，早年诗风倾向于社会和政治批判，因此他能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澳门这块小殖民地来一番冷嘲热讽。

在那个时代，澳门在西方人眼中是一块落后的土地，是生活放荡不羁，被逐出宫外，到过非洲和印度服兵役，又入过监狱的贾梅士的流放地。在他们看来，澳门并不是值得讴歌的地方。同样，在西方人眼中，澳门文化与文学不过是西方强势文化与文学的延伸，生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文学也只是“澳门之葡萄牙文学”。

三

汤显祖在澳门留下五首脍炙人口的诗章，贾梅士在澳门留下长篇叙事诗《葡国魂》，发生在16世纪的这两桩文学事件，具有象征意味地反映了早期澳门文学的一些现象。澳门古近代“植入”式文学内涵，给人们带来一些思考空间。

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国文化与葡国文化共处在澳门这块狭小空间中，却又相互分隔地沿着各自的轨迹生长。这两种文化虽然难免时有交汇和碰撞，却称不上交融和吸纳。在当时西方的文明体系里，葡萄牙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小的文明体系，在列强之中它排名靠后，自顾不暇，这就决定了它没有力量和雄心去强制推行自己那套东西，而只是满足于得到些许好处。所以葡萄牙人尽管在澳门是统治者，但不大与华人来往，也没有强迫中国人学习葡语，基本上是他们玩他们的，中国人玩中国的，互不打扰。有人开玩笑说，在那时中国就有“一国两制”了。在文学交流上，上述情况显得更为突出。当贾梅士在澳门白鸽巢山上的石洞里完成葡萄牙文学史上的史诗巨著时，相信不会有一个澳门居民知道或读过。同理，当汤显祖在南湾岸上观赏“硪珂衣锦下云樯”的新异风光时，相信也不会有任何一名“贾胡”认识中国这位大戏剧家。中葡两国文学这种“相隔一层纸”的现象，在澳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自然与这个早先只是小小渔港的人文基础薄弱密切相关。在澳门发展迟缓的文学中，缺乏基础也缺乏动力去吸纳西方文学观念和技巧，而把目光盯住中国内地的葡国文化和文学，也不重视对澳门本地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分隔的文化生态使两国文学的交流缺乏一种驱动力。因此，澳门文学的出现，虽然是在葡萄牙人人据澳门之后，但它所秉承的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学的那一脉香火。

早期竖立澳门文学旗帜的主力军，是中国内地由于各种原因来到澳门的作家，极少是本来就生长在澳门的世代居民。就目前发掘的澳门文学资料显示，最早与澳门有关的文学作品，除汤显祖留下的文学记录外，要到晚明才出现。彼时一批“义不帝秦”的明末遗民，避居澳门，抒怀申志，化为诗文。刘登翰指出：“自晚明以降至民国初年，历二百余年，澳门文学的创作者，不外乎以下四种人士：1)遁迹避难的前朝遗民，如上述在明清交替之际这批澳门文学最初的发难者；清末民初亦有一批自称前朝遗老的名士，如汪兆镛、吴道镕、张学华等，避居澳门以为世外桃源，作隐迹遁居的采薇之咏。2)宦游澳门的官员。清袭明制，科举取士，为宦者多能诗文。他们在职司之余，常有记述抒怀之作，如首任澳门同知的印光任和他的后任张汝霖，著有《澳门记略》；曾以职事巡历香山而抵澳门的广州知府张道源，在妈阁庙刻石留诗，成为后来众多和者的首唱；在鸦片战争中奔走江宁望厦三地的清朝名士黄石菜、耆介春以及阮元、魏源等，都曾过此留下诗文。3)四方来澳游历设席的文士。澳门地跨海陆，山光水色，风采纷呈。中外文人，景观殊异；吸引骚人墨客，纷至沓来。尤其香山之邑，文气鼎盛，就近游历者尤多。他们或观览风光，短暂驻足，或设帐课徒，长期停留。如曾望颜、谭仲麟、丘逢甲、郑观应等皆是。他们所到之处，多有诗文记其闻见、抒其感兴，以便成为澳门文学的大宗。4)皈依基督前来澳门学道的汉族教徒，其中也不乏文士学士。如著有《三巴集》的明末著名画家吴历，撰有《澳门记》的陆希言等，都曾修习于圣保禄学院。他们生活在异国人群之中，作品虽循用中国传统的诗文形式，内容自然较多涉及教会生活”。[6’澳门本土作者除了赵氏一脉外，不曾多见。澳门妈阁刻石中有赵同义“地尽东南水一弯”一首，为其孙赵允菁所刻；另外赵元儒的《次张太守石壁原韵》：“海域藏古寺，斜结半山亭。地僻人偏静，林幽鸟更灵。潮来鸡颈绿，舟过马蹈青。愿借蒲团坐，安禅悟杳冥。”此诗为其子赵允禧所刻；赵允箐还有《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和《重修妈祖阁碑记》两篇。此数人皆为赵氏后裔系祖孙三代。除此之外，再难发现澳门本土诗词作者了。由此可以推论，文学在澳门的出现，如前所述，主要是一种“植入”式，而非“根生”式。特别在澳门新文学出现之前，尤为明显。澳门文学这种“草根性”的不足，使澳门文学的发展缺乏内驱力，往往受到较多外在因素的牵制。“因此在澳门文学的发展上，常常呈现出偶然性、阶段性和间歇性的特点，甚至出现停顿和断层。古代文学如此，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时。更为明显。”在民国之前的澳门古代文学发展中，中国政权的更替时期往往成为澳门文学的高潮时期。究其原因，仍然不外是借澳门特殊的地域环境，使前来避居的先朝遗民带动起澳门的文学风气。他们和其他几类澳门文学创作者一样，对澳门文学的推动，都带有某种偶然性。自身创作资源的不足，使澳门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呈现持续发展的势头。

旧体诗词创作是澳门古近代文学的标志性文类之一，乃至后来出现“旧体诗词现象”。这种诗词样式，具有写景、述怀和志异三者互相错杂的特点。首先，澳门地处中国大陆南端，含山面海，岛屿罗列，云影涛光，鸥鹭樯帆，旖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吸引了大批的宦游文人履足澳门，每有所至必有吟咏。诚如奥古斯特·奥斯曼(Haussmann，Au—guste 1815～?)当年作为法国外贸部的官员代表，1883—1884年随使团来华，初到澳门，留下极深印

象：“澳门半岛风景非常优美。从抛锚地一眼望去，全城显得如同一个大阶梯剧场。在惊讶得睁大双眼的旅行家面前，出现了一片华丽的房舍，其窗户和廊柱沿着漂亮的大海滩(Praya-Grande)，也就是南湾港，而排成了对称的几行，产生了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效果。初入南湾，便会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明清、晚清和民国三个时代流传下来的诗词中，以描写景物的诗词数量最多。著名的如印光任的《濠镜十景》、何健的《前山八景》、潘飞声的《澳门杂诗》、丘逢甲的《澳门杂诗》、梁乔汉的《镜湖杂咏·古迹名胜》、汪兆镛的《澳门杂诗·竹枝词》等，都是写景佳作。这是古近代文人对澳门的审美反映，也是今天人们认识历史上的澳门的生动写照。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近代诗词作品中，描写大海景色、贸易港口和城市风光的诗作，并不多见。这些诗词作品，为中国山水景物诗歌注入了新质。自然景物容易激发人们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勾起人们的乡关之思。这些自然景物进入诗人的视野，被点燃上浓郁的情绪色彩，便会呈现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其次，古近代文人写景咏物，每每志在抒怀。古近代澳门诗词作者，不少是国变之间避居而来的前朝遗民，他们作品中这种命运多舛的感情和忠君忧国的情怀，常常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张穆的《澳门览海》有句：“生处在海国，中岁逢丧乱。豪怀数十年，破浪已汗漫。”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日渐巩固，使这位明朝遗民像对待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浪滔天的大海一样，发出元可奈何的感叹。又如民国时代的汪兆镛，诗中有“垂老有兵革，浮家一海湾”，“漫说并州是故乡，河山举目意偏长”，“泛宅浮家急白头，避秦那复择林丘”等句。刘小衡的《澳门望海赶赋》：“鳌忭鲸吞镜澳深，胜朝筹策竞何心?敢容内地停蕃舶，谁遣中原受虏金。防汛解严兵尽撤，汪洋弥望陆俱沉。托词晒贡私营窟，印《记》当年费讨寻。”丘逢甲在《澳门杂诗》中有句：“遮天妙手蹙舆图，误尽苍生一字租。前代名臣先铸错，莫将割地怨庸奴。以澳门租葡人，由林富奏请，林固前明名臣。”诸如此类诗词作品，在写景中体现作者感时伤乱的悲慨心境，是传统知识分子忧患意识在澳门文学作品中的赓续。再次，历来描写风景胜迹的诗作，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其两个侧面。所以景物之作同时又是风俗之作。澳门的风俗之异除了早期渔村及其民族信仰，如曾吸引诗人唱和的妈祖信仰之外，更吸引诗人眼球的是自万历开埠以来西方人所带来的异域文化，包括建筑、服饰、语言、宗教、生活方式等。如此，述异便成为写景、抒怀之外澳门诗词的另一个内容。释迹删写当时西教的兴盛有句：“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而感慨佛教香火的冷落又有句：“年来吾道荒凉甚，翻羡侏离礼拜频。”吴历在《三巴集》中多方面涉及了澳门异域风情的描写。屈大均、蔡显原、魏源等，都有不少描写西方事物、西人风俗的诗作。它反映了西方文化在澳门早期文学中留下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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