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使英期间马克思也在伦敦

1793年夏，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名义上前来以“祝寿”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赏赐使团各成员大量物品，但是拒绝了对方的通商请求。清廷自以为“天朝”统驭万国，抚育四夷，不必与“僻居荒远”的英吉利国互通有无。中方将乾隆回复英国国王的信件称作“敕书”，即皇帝颁给朝臣的诏书，可见当时还完全没有主权平等的观念。这种妄自尊大的心态在鸦片战争中受到严重打击，不过那套语言并未随着挨打的经历消失。《南京条约》于1842年夏在停泊于下关江面的英舰上签订，可是对中国人而言，条约是一份秘密文件。“中国近代史上的涉外条约签订后，国内的民众乃至绝大多数官员并不知晓具体内容。比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并未公布南京条约，一直到光绪元年，才通过不同渠道让国民知晓条约内容。”（详见李育民先生《论清政府信守条约的方针及其变化》，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笔者手头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上海“申报馆印”的《中东和约》，长17公分，宽11公分，系光绪元年孟冬的仿活字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为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和日本签署的修好条规（简称“中东和约”）以及两国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和日本当时的海关税则，《中英南京旧约》和《行船章程》作为附件出现在这本书中。《中东和约》书前有一篇序言，作者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报人蔡尔康。蔡尔康是江苏嘉定人，1868年的秀才，光緒头几年在《申报》馆工作，后进《字林沪报》《新闻报》任主笔。在同光年间，这位报人称得上是见多识广的了。序言的文字值得全部录下：

在昔成周之世，封建诸侯凡一千八百国。其誓词曰：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镂金枝，镌玉版，载诸盟府，昭示来兹。东迁而降，五霸迭兴，狎主齐盟，殆无虚日。读春秋一书，要约繁赜，可考而知也。厥后汉之匈奴，唐之吐蕃、回纥，宋之女真，明之也先，亦且岁时修好，遣使同盟。古所谓守在四彝者非欤？迨我圣朝，抚有函夏韦韛毳幕之邦，敂关麕至，称臣纳贡，亘古为昭。亦越 宣宗成皇帝，民胞物与，一视同仁，许海外诸国，言归于好。于是四洲之众，咸得入中国而通有无，互市之风盛矣，然尤虑其久而渝也。简命重臣，偕各国之轺车奉使者，重之以盟誓，申之以条例。其文寿诸梨枣，布诸寰区，并明定章程，阅十年而一易，使天下人士胥晓然于遐迩，一体中外，褆福之休，猗欤盛哉！顾其书学士大夫犹能道之，而试问懋迁有无化居之人与夫草野编氓或有不尽识者。尊闻阁主以为民情之隔阂，非所以昭同轨也，载书之阻阏非所以示信守也。于是有中英和约之刻并附之以通商税则，一时风行海内，几与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然人之见之者，犹嫌道光之南京旧约未获周知，不能识风会之递迁也。况自我 穆宗毅皇帝御宇之十年，复允日本国通商之请，其册书所载，与泰西诸国未免有不能一律求同者，如不重付麻沙，广为传布，将民之洞然于 皇仁之西被者，或忘 圣德之东渐乎？爰倩手民，详为校印其南京旧约，并附简末而行船章程亦附列焉。刻既竟，问序与余，余维我 朝柔远之谟，无微不至，而遐陬僻壤，或有因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疑忌之心有未除者。呜呼！日本虽小岛，其励精图治，崇尚西法，亦足以雄视东瀛。 圣天子大度包涵，原属无分畛域，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安敢不仰体 朝廷德泽之隆，而耦俱无猜也哉！诚使和约一书家喻户晓，则中东之好与日月常新焉可也。至于通商税则，其往日本海关者备录于后，若来中国海关者，则与泰西诸国罔有偏倚，不重录焉。至若行船章程，则尤今日之急需者也。盖自各口通商洋面往来双轮如织，偶一不慎，倾覆随之。况比年来各省制造局沪上招商局所制轮舶，无虑数十百艘，倘舟师等驾驭无方，设遇颠危，其何以济？而且中国商船质脆力弱，与轮船遇，如以石投卵，鲜不樯倾楫摧，趋避之术，又安可不讲乎？然则是书也，不特为通商之科律，抑且为航海之津梁。 已时

光绪纪元岁在乙亥冬十月楼馨仙史序于海上之铸铁龛

“楼馨仙史”无意识地暴露了很多“天朝上国”的幼稚想象，这种不自觉的华夏优越感甚至在今日还有所反映，比如2019年1月10日的《文汇报》第十版的《世界著名博物馆“镇馆之宝”是如何诞生的？》一文中有这么一句：“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在中国被称为‘画圣’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若在中国任何一家博物馆中都会成为镇馆之宝，可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以及英国人未必认同。”如果大英博物馆的专业人士读到这一高论，岂不大吃一惊。中国博物馆一般都致力于致敬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无搜罗世界各国文物的志向。

日本于1854年结束锁国政策，进步神速。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国家有蒸蒸日上之势。到了光绪元年，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邻，而蔡尔康的序言竟还一次次显露出居高临下的口吻，可见乾隆朝那套愚妄的话语过了大半个世纪还在支配着活人的头脑。

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究竟是谁，或许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中国要从“天朝上国”的梦中醒过来，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魏源的《海国图志》最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出版（后又有所增扩），使中国传统读书人对各国概况有了粗略的印象，令人遗憾的是书中大量地图皆粗劣之作，缺少科学测绘的基本常识。作者在思想上还是极端排外的：“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海国图志》，陈华、常绍温、黄庆云、张廷茂、陈文源点校注释，岳麓书社1998年版，P838）魏源歧视沟通中外的传教士，甚至有问罪徐光启之意：

（汤）若望藉历法以藏身金门，而棋布邪教之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明纲之所以不纽者，由废祖宗之法，弛通海泄漏之律。徐光启以历法荐利玛窦等于朝，以数万里不朝贡之人，来而弗讥其所从来，去而弗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之，止不关防之，十三直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国人之政否？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习以为常，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百余年后将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同上， P827）

晚清译介事业发达，人文社科书籍的引进加速了中国的文化更新，魏源地下有知，势必要痛心疾首了。

郭嵩焘也是湘人，《海国图志》开了他的眼界。他的《书〈海国图志〉后》一文已认识到欧洲人海洋事业发达，得益于地理知识以及战略上的远谋：

及观泰西人论中国船步：辽河小孤山为最，镇海次之，福山又次之，以为水深无礁石，又四山环合，不受风涛之险。及论旅顺口：渤海数千里门户，中间通舟仅及数十里，两艘扼之，可以断其出入之路。泰西人构患天津，必先守旅顺口。此中国形势之显见者，泰西人知之，中国顾反不知，抑又何也？

郭嵩焘光绪五年回国后在长江坐江轮回湖南，长江航图购自英国。不过我想强调的是郭嵩焘有远胜魏源之处——他不是所謂“祖宗之法”的热诚卫士。

我们不妨看一看光绪元年的郭嵩焘（1818-1891）。郭嵩焘早年游学岳麓书院，曾为书院作传，与曾国藩交往颇多，1875年授福建按察使，未到任，在总理衙门上行走。1876年奉命赴英国对“马嘉理案”表示惋惜，并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次年辞归。向外派驻使节是主权平等观念在外交上的直接体现，故而郭嵩焘出国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性的。《使西纪程》就是他驻外期间的见闻录。

光绪二年二月的日记就批评京师士大夫意气用事，不愿“知洋情”：“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二月九日，慈禧首次召见郭嵩焘，又问及滇案，郭嵩焘的回答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据臣愚见，洋患已成，无从屏绝。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这说明他对英国重商主义的初衷是深刻了解的。这年夏天，赫德又劝中国政府尽快遣使赴英，七月十九日慈禧再度召见郭嵩焘，命出使英国：“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八月十九日，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云生）同诣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催逼甚紧，九月十五日，慈禧第三次召见，嘱咐“到英国一切当详悉考究”。

郭嵩焘到了伦敦之后，履行公职之余积极了解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各种科学发明兴趣浓厚，详细了解，尽力描述，精神上丝毫未曾流露出花甲之年的老态。他是“知已知彼”的实践者，日记中不屑于隐瞒观点，回避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他赴英途中路过新加坡时就遣人从岸上购得《泰晤士报》，在翻译帮助下认真了解报上内容。到英国之后，他对英国的舆情与新闻出版业尤其关注，并如此描述报业的社会影响：

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

英国言论自由的传统造就了大批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使之成为整个社会一笔巨大的无形财富。没有宽松的审查制度，社会主义思潮和公开挑战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无从产生，英国社会自我改良和更新的能力也大受限制。不能忘记，郭嵩焘使英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也生活在伦敦。翻开《伦敦与巴黎日记》，值得引用的段落实在太多。我深以为郭嵩焘睁眼看世界的恳切之心远超魏源那一辈士人，他当年留下来的文字至今读来仍有强劲的生命力，有时甚至让人不安。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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