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交融，译者之创作

[摘要]翻译是语言再创造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文化的异质性势必会造成翻译活动的不同。本文以《红楼梦》的杨霍译文为载体，比较分析二者在其翻译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力求从生态文化，宗教文化，文化意象以及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多个角度探讨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红楼梦》；文化差异；翻译；影响

一、引言

现如今，世界文化传播与交流呈现良好势头，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貿组织，改革开放政策深入贯彻执行以来，文化的交流更是不断加强，但是如何将中国文化走出去便成为了学术界人士日益关注的问题。作为软实力的一种，名著翻译成为弘扬本国文化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地域、历史、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文化的异质性，即文化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翻译活动出现了“文化缺失”“文化矛盾”等现象。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本文就以名著《红楼梦》影响力最大的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大卫·霍克斯所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杨宪益及其夫人的翻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为例，从中西文化差异为基点对译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探究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二、文化差异与翻译

所谓文化，不是民族在成立之初就形成的氛围，它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内部共同特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生活与活动方式上的总和，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与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科技科学、宗教信仰以及法律体系都有密切的关联。顾名思义，文化差异就是在文化方面所展现出的不同。具体而言就是由于不同地域人口生存环境的差异，而长期养成的习惯，处世态度、观点信仰、宗教理念、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正因为如此，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民族习惯和习俗上都表现出了较大的不同，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特征，文化差异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翻译是一种最常见的文化传播方式，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递行为，它主要是通过不同的行为规范，将语言进行转换，利用不同的符号传达相同的思想。翻译的终极使命就是将文化从一种语境转移到另一种语境，并保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意思，不改变其中蕴含的道理，能够让别国的人们在自己的语境下进行全面的理解。所以，翻译又可以被看作是连接两种语言文化的桥梁，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按照文化翻译学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窥，翻译则是文化与文化的对话，是译者在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文化活动。归根结底，翻译就是从一种社会文化语境走出来再走进另一种社会文化语境的过程。表面上看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沟通，实质上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融。故文化差异势必对翻译有一定的影响。

三、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具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史，在长期的积累和生活中保留着文化的精髓，语言特点非常鲜明，汉语也以婉约含蓄、简洁明白为具体特征。《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更是有着浓郁的语体风格，再加上文化差异的影响，使得翻译过程变得尤为复杂。直观地了解了文化差异与翻译的相关理论，有必要以《红楼梦》的杨霍译本为例，从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方面对翻译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加深文化差异对翻译活动影响的理解，以便更好地欣赏作品内涵将原作的文化特征有效传播。

（一）生态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地球之大，遍布各个国度甚至是同一国度的不同地域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各有特色，归根究底是由人们所生存的环境所决定的。中英两国生态环境的差异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在翻译活动中，这些差异也影响着译文的表达。对比杨霍二人对中国名著《红楼梦》的英译文，明显地看出中西生态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例：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第十八回）

杨译：Facing each other in the soft east wind！…

霍译：Their mistress，standing in the soft summer breeze.…

原文中，“东风”一词看似很普通的词语，可是在中英两位翻译家的译文中明显看出，它的表达用语是不一样的。杨译文中，用了直译法将其译为“east wind”，而霍译文中却用了“summer breeze”。简单的一个表示风向的词语，中英两位翻译家的译文差异竞如此之大！究其原因，只是中英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风向所代表的季节和风的特征就不同。中国位于北纬81度至南纬11度之间，北临北冰洋、东临太平洋、南临印度洋，大陆性气候特征显著，季风气候典型。所以，汉语中的“东风”代表春、夏季节从太平洋上吹来的温暖而潮湿的气流。然而，英国地处亚欧大陆的西端，西临大西洋，东隔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因此源于墨西哥湾的热带暖流通过大西洋到达英国的西风温暖宜人，而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东风则比较寒冷。故在英国，“东风”却指秋、冬季节从欧洲大陆吹来的寒风。在上面例句中，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因中国的生态环境特点忠实于原文采取直译法，将“东风”译为“east wind”，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对中国读者来讲，意义简洁明了，可是对西方读者来讲会误解其真正的意蕴。而霍克斯则考虑到读者的感受把“东风”转换成“slimmer breeze”。这种表达方式，即适合中国生态文化中东风代表春夏季节的意象，又表达了其的内涵特征“breeze”，不论是中国的读者还是西方的读者都会明白其内涵，没有形成文化缺失与冲突。同时，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种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例：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第二十四回）

杨译：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 I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霍译：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can 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中英两国地理位置的差异造成了两国人民饮食习惯的不同。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杨宪益先生祖籍是淮安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属于中国南方，人们以大米为主食，人们也经常用“鱼米之乡”来指物产丰富的地方，现代汉语中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说。所以，对于土生土长在中国南方的杨宪益先生来说，大米是人们一日三餐中的主食，在他的译文中“没米的粥”当然就直译为“a meal without rice”。相反，西方文明主要由游牧民族发展而来，游牧生活居无定所，自然就没有固定的农耕收获。所以，西方食物的来源主要来自于放牧的牛、马以及猎物等，还有动物的奶类，即以肉、奶为食。英国是一个岛国，海洋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可能发展农业。所以，英国人食品的主食是牛奶、面包。生活在英国的霍克斯就是根据英国人的饮食习惯把“没米的粥”转换成“bread without flour”。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生态文化的差异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方法。

（二）宗教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语言以文化为载体而文化又反映在语言的各个方面。从实质上来讲，翻译活动就是语言之间的一种转换行为，也是不同文化问的转换活动。《红楼梦》是中国最有名的古典名著之一，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尤其涉及到的宗教文化耐人寻味。而宗教乃是社会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征是不同文化的表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文化贯穿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艺术、传统习俗，又可称为是一个社会基本的道德标准或行为准则，这种标准和准则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在对《红楼梦》的翻译中，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不同的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充分体现中西宗教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例：贾瑞一把抓住，连叫“菩萨救我”。（第十二回）

杨译：…he seized hold of the Taoist and cried：“Save me，Bodhisattva！Save me！”

霍译：“Holy one.Save me！”He cried out again and again.

“菩萨”全称为“菩提萨倕”，梵语Bodhisattva，是典型的佛教用语。“菩提”本源于“菩提树”因为佛祖就是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所以，“菩提”之意又为“觉”或“觉悟”；“萨倕”意为“有情”，有情是指有情爱与情性的生物。故菩萨便是觉而有情，顾名思义，就是要自觉地彻底觉悟并且要有情爱和情意，在佛教文化中国指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愚痴中解脱出来的人，也指信佛学佛之后发愿自度度人乃至舍己救人的人，这样的人便叫做菩萨。在民间，人们通常把热心肠的，能为众人着想的，助人为乐的人成为“菩萨”。在上述的翻译中，杨熟知中国宗教文化，使用直译法，在译文中运用“菩萨”的本源词汇，保留了原文的宗教文化内涵，对于精通中国宗教文化的读者来讲，这种表达无疑是既遵循了“信”的翻译标准有达到了“雅”的表达效果。可是霍译中，却将“菩萨”替换成基督教里指代的“上帝”将原文翻译为“holy one”，“holy”意为神圣的；值得尊敬的；值得推崇的；圣洁的，圣徒般的；宗教的，霍译文中，使用holy单词完全是受其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故，不难看出，宗教文化差异影响着译者的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从而导致译文表达的差异。

（三）文化意象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意象，顾名思义，是“意”和“象”的组合体。“象”者“物”也，“意”者“寓意”也，就是用物来表达语言的真正寓意。通俗地来讲，就是用具体的东西来表现抽象的概念。其中，“象”是一种或多种能感观感知的具体事物，而意则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或情感。文化意象不断出现在各民族的语言里，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带有丰富的寓意，深远的联想，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对文化意象的差异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文化意象的错位和丢失，产生误译。民族文化在意象上进行凝结，英语和汉语的适用人群不同，地域形成有别，文化意象的差异自然也就非常大。以《红楼梦》杨霍译本中译文为例，即能明白这种差异之大，便能理解中西文化意象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作用。

例：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第三回）

杨译：…“Dear heart！Flesh ofmy child！”she cried，…

霍译：…“My pet！”and“My poor lamb！”burst into loud sobs.

汉语中，人们通常都说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也通常用“心肝宝贝”代指父母疼爱的子女。对原语中的“心肝儿肉”，杨氏采用直译的方法完全忠实于原文将其译为“Dear heat！Flesh of my child”，意在表达贾母对外孙女黛玉的疼爱之情，这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读者来讲，即可心领神会其中的奥妙，可以想象外祖母对外孙女的疼爱程度。而霍氏将之译为“My pet”和“My poor lamb”。首先使用pet一词，原意为宠物还指受宠的人，这里用它指代黛玉，表示黛玉就是贾母所宠爱的人。“lamb”本指羔羊，小羊，在圣经中是耶稣基督的象征，喻指温顺柔弱的人。霍克斯使用“poor”一词来修饰lamb。首先，当时的林黛玉进贾府时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也离开了他，她是个孤女，显得有些可怜，这符合poor的本意。但是，和lamb放在一起有表现出对其的疼爱，且说是意味深长，同时又体现出基督教文化对霍的影响，所以，使用lamb从多方面都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特色，表达准确，意义深刻，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原语的内涵与意蕴。

（四）文化背景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作为一种认知的再造过程，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翻译者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当然会受到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影响，杨霍二人的译文之所以有差异，很多方面都是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作用，而文化背景是造成中西文化差异最根本的因素。杨宪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译文作品则更加具有民族特色，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希望将原著的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戴卫·霍克斯虽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但英国的本土文化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在《红楼梦》翻译上他受英国生态文化，西方宗教文化，社会文化的影响，多处运用意译的翻译方法，以读者为翻译的目标对象，以交际为主要目的，希望读者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能够实现同样的读书效果。

例：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第四回）

杨译文：A confounded monk ends a confounded case.

霍译文：And the bottle—gourd monk settles a protracted law suit.

“葫芦”一词看似很普通，但它的用意并非那么简单，对其的理解决定着译文的表达，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它的理解是不同的，形成的译文自然也就不同。霍译文中，将“葫芦僧”翻译为“the bottle-gourd monk”这只是形象地描述了一下主体，而没有将“葫芦僧”的真正用意表达出来，也没有将“葫芦”之意体现出来，对原文内涵的表达出现了很大的缺失，信息传递有误且使原语文化意蕴淡然无从。对不懂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讲，对其的理解充其量也就是云里雾里直指其一而不知其二，没有办法领会原文的精髓。反之，杨译文中，正是由于结合了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用到了“confounded（糊涂的）”一词，意味深长，既说明了僧人的特点又说明了案件的实质，凸显了原文内涵，结构简洁明了，意义言简意赅，便于读者理解原文的真正意義和作者的目的。由此可见，译者的文化背景差异同样影响着翻译活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依《红楼梦》杨霍译本为载体，从四个方面分析研究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我们不难看出翻译活动受译者所生活的生态环境，生活习俗，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制约。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的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还是有别的，译者常常会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深入研究两种文化差异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有助于弥补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缺失，避免其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能最大程度的将原语信息传达给读者，更有助于中国文化有效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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